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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连载老兵访谈之十二:徐凤雄口述

老兵口述⑫|黄埔老兵徐凤雄:抗战初期兵员一度补充不过来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2017-09-05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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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徐凤雄
 
口述人:徐凤雄
 
采访人: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陶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
 
采访时间: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苏州市解放新村小区
 
整理人:陶健
 
一、满门忠义
 
我叫徐凤雄,1925年生于江苏苏州,公历是10月25日。我后来解放以后自己取过字,单名骏。很多人见到我只知道我叫徐骏,不知道我的本名,徐凤雄这个名字工作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取这个字是为了简单点,方便。小时候住家住在苏州大石头巷13号,就是现在的市公安局的位置,本来是6号,后来13号,再后来17号,没有搬只是号码变了。
 
我父亲叫徐康明,他小的时候叫徐震新,没有号,一直用康明这个名。他是自学的画画,跟徐悲鸿是本家,两个人一起学的绘画都是自学成才。我父亲后来到上海去,就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做教师。因为跟刘海粟有点矛盾,徐悲鸿和我父亲就退出来不干了。
 
那时是民国初期,他们参加了辛亥革命。我父亲是苏州最早的国民党员,他参加过国民党筹备委员会委员,还是筹备委员。离开上海美专后,父亲就去了安徽教书了,先是在凤阳,后在合肥、滁县。我们这个名字中间一个凤字就是凤阳。抗战开始后,父亲带着大哥二哥在安徽滁县省立八中读书。我父亲在那当训练主任,童子军的教练总团长,同时又是安徽省督学。后来我父亲带童子军新换了衣服,带着乐器喇叭去参加抗战。他带着一些年级大的学生,高中生去的,我大哥就是高中时和我父亲一起参加了抗战。二哥因为身体不好,有严重胃病,就寄养在安徽一个农家。他们就北上抗日,路上遇到了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胡宗南看到我父亲带着一两百人,问干什么。我父亲就说参加抗战。胡宗南说你们要参加抗战的话就跟我吧,你们没有经费,经费我来出。
 
我父亲在安徽还是有号召力,因为他是全省的童子军教练总团长,很多年级高的学生都跟着我父亲抗战。胡宗南就吩咐成立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经费完全由第一军负责,父亲担任团长。沿途招了有三四千学生,都是高中生,就这样一路到了西北。到了西安丰县住了下来,成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这批学生全部进第七分校。我父亲还带着有三四百女生,胡宗南说女生在军队里不大方便,还是你带着吧。女生单独成立女生队,我父亲担任队长,一直带到了毕业。
 
我父亲还认识卫立煌,当时卫立煌在一战区是司令员,把我父亲叫去了。我父亲就在卫立煌那里做第一战区的少将司仪,兼管河南省童子军干部训练班。卫立煌自己担任班主任,我父亲就当教育长,训练那些童子军干部。那时候卫立煌当时也是河南省主席。我大哥就在中央军校七分校第十五期毕业。那时候也不通信,偶然时候有一次通信,在信纸上面画了几条线,写了几个字,中央军校,写在信里面,我们看出来了,知道他在军校。
 
那时候我们弟兄四个。大哥叫徐凤豪,二哥叫徐凤章,我叫徐凤雄,我弟弟叫徐凤齐,我们都相差两岁。大哥跟父亲多几年,进了初中才去安徽。他后来改名字叫徐元俊。他后来在好几个部队,记不大清楚了。他是步兵,当排长、连长,后来调任国防部外事局,学了外语。他没去台湾,本来在苏州,后来去了南京,在南京电力学校当外语教师,教英语和俄语。二哥叫徐凤章,复旦大学毕业,从事土木建设,第七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享受国家国务院津贴。弟弟叫徐凤奇,后来精神病结果死掉了,他大学学的是物理系。
 
徐凤雄接受课题组采访。
 
二、立志抗日
 
我小时候经常生病,六岁外祖父去世回到苏州正好是暑假,母亲也没再回安徽,我父亲回到安徽教书。我们兄弟几个就在苏州念书,那时候我们弟兄四个。我在苏州读的小学,是平治小学,到小学毕业了就抗战开始了,轰炸就多了。我当时13岁虚岁,逃到了乡下躲避战乱。到后来苏州沦陷,12月左右才回到苏州,回到苏州家里一塌糊涂,东西都被砸掉了。
 
我后来到了上海,在上海苏州中专附中读书到毕业。高中考进了苏州中专土木系,土木科。我们在里面读一年就退出来了,转去了普通高中。我们当时数理化特别强,一跳跳到了高三,我们学过的东西普通高中学生都没学。从里面退出来一方面因为里面学校很复杂。里面有三方面势力,日本方面、汪伪汉奸,国民党三青团,还有就是共产党。那时候我没有主张,和要好的同学,他是思想比较先进,我就跟他一起活动。学生自发组织辩论会,辩论国家大事,各抒己见,闹得很厉害,我们几个被汪伪盯上了,没办法转学了。
 
我还在念初中时就立志抗战,在苏州时就是避开日本鬼子,不看见他们,因为看见他们要行礼。后来我就到上海读书了,在上海念到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1年12月8号,日军进入租界,我们结业了没有毕业。那时候我高三,还差半年就毕业,学校停办了发了一个结业证书,拿着这个结业证书回到了苏州。跟母亲商量全家一起到西安去了,那时候我十七八岁。我立志进军校,一路走到西安,在路上能走就走,叫了车子我也不坐,锻炼自己。到了洛阳以后,才知道我父亲已经离开洛阳了。他当时去了重庆国立劳作师范,那时候他当训练主任,还不是校长。不久后校长过世了,就我父亲继任校长。大概1943年吧。校长没当多久,抗战就胜利了。
 
三、军校报国
 
我到了西安中央军校七分校,十九期。那时候我虚岁18,秋冬时候到的,冬天就进学校了,先是在七分校做校对员,校对稿子,都是中学课本。同事都没上过学校,私塾出来的,英语什么都不会,就我一个人会,所以他们妒忌我。后来我就走了,就离开了。里面有个组长是我大哥同队同学,他给我介绍到校本部去考试。
 
徐凤雄旧照(后排右一)。
 
我一个人单独考试,都是中学的文化课,英文、国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都考。考数学是因为我们工作很重视数理化。作文有,随便考一考很普通的,也没有面试。
 
当时考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一个四五十人的大办公室,星期天一个人都没有。考上后暂时把我放在第三队,结果又调到第一队。到了才知道第三队是骑兵队,第一队是工兵队。结果我在工兵队名字上面有个蓝颜色的勾,我就问我们的区队长我名字上面怎么有个蓝勾。他说你们有十个人,都是数学好的,准备炮兵队成立调你们去炮兵队去。当时我很高兴。谁知道刚好那时候调一个总队长来,是工兵少将,工兵出身。他看了名单说怎么有十个人名字有蓝勾,人家说准备调到炮兵队。他说不行我们工兵也要好的。我生气了就赌气不干,刚好那时候扁桃腺发炎住在医院。医院也没有办法开刀,也没用器械,我就住在医院,不出院。总队长问了医生,医生说我们没有机械不好开刀,也不好出院。总队长没办法,我说你干脆调我步兵去吧,工兵不干了。
 
后来就调我去了步兵队,是19期步兵队。在军校时武器有步枪、机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60炮,都是学校的。学校里还有轻机枪捷克式,德国的。在军校的时候,我住在农村的庙里。有的同学在窑洞住过,但我没住过。当时军校里也有人跑到了延安。毕业前我被分到了117师302团实习。
 
毕业后我就到了广西部队第七军,第一次当排长。1942、1943年升了中尉,之前当了四五年少尉。第一次是在大别山区和日军打仗。第七军那时候和第四十八军都是当时主力,这两个军属于第三兵团,兵团司令是张淦。我们军是李宗仁的老部队。当时人少的很,我们当时是排长,一个排应该编制四十八个,结果一个排只有二十四人,因为兵员补充不来。初期抗战时候死的人太多了,到我们当排长时候,连长才是第十四期的。十四期才当连长,我们当排长,人员补充不上来,一个连都半个连一半编制都不到。后来我就在部队待到1942年,还在第三兵团。第三兵团在白崇禧的附近,因为白崇禧在武汉,手下没有兵,就一个第三兵团是亲信,所以把第三兵团跟着他。后来一直在武汉附近,我调到了军部,在军事教导大队当区队长。因为补充不来,排长都没有,就培养军事干部当排长,我们被调去当区队长。到后来在溪水训练了一期军事训练班。他们毕业时我们带他们到了武汉,在孝感就解散后各回原部队。我当时还是少尉排长,回去后才知道升了中尉。1945年知道抗战胜利后,当时大家很开心,我们一起向天鸣枪庆祝。
 
(附注:徐凤雄已于2017年2月26日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