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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澎湃新闻连载老兵访谈之十一:刘亚辉口述

今天(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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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刘亚辉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王喜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地点:马鞍山市长清路六村13栋

采访时间:2016年9月26日

整理人:王喜琴

 
 
 

一、愤而参军 保家卫国

我叫刘亚辉,1925年2月13日生于安徽涡阳县新兴镇,彭雪枫牺牲后,我们这儿改名叫雪枫镇。我家是贫农,家里有7亩地。我参军时家里有母亲、哥哥还有姐姐,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和姐姐靠种地为生。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饿肚子,你们都想象不到的,农民没吃的,什么都吃。柳树、榆树、芝麻的叶子都煮了吃。柳树叶子苦得很,为了填饱肚子,也得硬着头皮吃,不吃就得饿死。那时候吃的东西不像现在这么卫生,所以传染病很多。在我的家乡,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一个村子大半部分人都死掉。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小麦苗也吃。旧社会农民生活都比较苦。

我是1940年参加新四军6支队,当时的支队长是彭雪枫,皖南事变后,6支队改为新四军4师。我是1940年8月参军的,当时15岁。当时我和我哥哥都参军了。我哥哥比我晚一些。我哥哥叫刘兴章,他在四师骑兵团,他是骑兵团的区队长,相当于排长。后来因为不识字,转业后就回家了。那时候当兵没那么多的规矩,不管男的女的,年龄多大,只要你参军,部队就要你。因为当时新四军的师部就在我们镇上,住在一个张姓地主家,离我家只有几十米远。新四军宣传抗日到底,小孩组织儿童团,渐渐地老百姓对新四军也有了了解。1940年6月1日上午8时,正当边区军民隆重召开纪念“五卅”惨案15周年大会之际,日军500余人分乘10余辆汽车从南突袭而来。新四军动员老百姓撤退后,在彭雪枫司令员的指挥下同仇敌忾,奋起反击,不怕牺牲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的进攻。下午4时,丧心病狂的日军冲进新兴集,点燃民房,就连打麦场上的小麦也都烧光了。因为当时农村都是草房子,而且是连在一起的,转眼间整个集镇已成火海。日军走后,部队又回来了。新四军战士与新兴集民众一道重建家园,情同手足。

在“六一”战斗中,新四军以牺牲100余人的惨重代价,打死打伤日军300余人,同时还有好几十个无辜百姓被日军残忍杀害。我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参加了新四军。刚到部队时我在新四军四师6支队当勤务员,就给首长打饭、扫地。当时四师的师长是彭雪枫,政委是张震,政治部主任是肖望东。

二、再教育之军旅生涯新阶段

1941年上半年,我们转移到了泗县,在洪泽湖边的半城镇。那时候,我在泗县给县大队教导员冯浅当勤务员。在这儿呆了没多久,我就调到四师抗大四分校。抗大四分校全名叫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1940年3月在河南永城创建,在淮北洪泽湖畔发展,是新四军中成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所分校。抗大四分校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兼校长,副司令员吴芝圃兼副校长,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教育长先后为刘作孚、刘清明、方中铎,支队领导成员任教员。邓子恢、张爱萍、张震、李干辉、冯文华、陈锐霆等都曾先后担任过抗大四分校的领导工作。彭雪枫为了培养青年干部,成立青年队,我就在抗大四分校青年队学习。

我们同学最大的22岁,最小的14岁,在抗大学习的都是些通信员、警卫员、宣传员这些人。我在家也没上过学,到了抗大之后开始学文化,学习条件很艰苦。我们每天上文化课,军事课,主要是文化课。我们有个文化教员叫施宁,上海人。

文化课就是认字,当时也没课本,没纸笔,连个铅笔也没有,上课写字就在地上画,后来我们把芦苇削尖,泡颜料来写字。更没有课堂,夏天就在草场上找个地方坐在树底下,屁股下坐个背包。没有正式的课本,用的是油印的小册子,当时学文化很简单,几个字就是一课,比如,“当兵要当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共产党”、“八路军”、“为人民服务”等。

军事课就是练胆教育,锻炼身体。我们的军事教员很好,是个留德的学生。规定每天7点钟以前早操,练齐步走、跑步、刺枪劈刀,因为那个时候子弹很宝贵,没练过打靶。此外,每个礼拜六都有10公里的长跑。练胆教育怎么教育呢?部队枪毙地方上的汉奸顽固派以后,就树一个木桩子,把死尸绑在木桩上,脖子里有个铁丝,铁丝上写个纸条,纸条上编个号码。那时候农村有乱坟堆,半夜就吹紧急集合号,把我们集合起来一起去,在离乱坟堆几十米远处停下来,然后让我们一个一个去,把死尸脖子上的纸条摘回来。当是去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但在部队经常上政治课,接受教育,再加上那时候年纪小脸皮比较薄,害怕也得硬着头皮去拿。很少有因为害怕不敢去的。实在有不敢去的,领导就教育,反复教育。还有练胆教育就是过去农村死人,埋了之后都有坟头,教员半夜就带个草编的那个蓑衣,让我们戴着帽子,披着蓑衣,站在坟头上,每个人都得去,我也去过。

 

三、艰苦抗战之与日寇的首次交锋

 

在抗大四分校学习期间,部队发两套衣服,一套军装,一套便装。日本人经常会来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为日本侵华期间实行的一种惨无人道的政策。见人则杀,见物则抢,无法带走之物则烧毁。在敌人清乡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换上便衣去农村,在农民家里一方面隐蔽,一方面搞情报传递工作,有什么情况就向领导汇报。主要任务是隐藏,吃住都在老百姓家,解放区的老百姓对我们都是不错的。当时农民生活都比较苦,主要是吃胡萝卜烧汤,没有大米,米都是糙米,糙米也不新鲜,部队供应的那个米,陈米不好吃。在部队一天吃三顿饭,规定“三个三”即三钱油,三钱盐,3分钱的菜钱。我们在老百姓家,自己不带粮食,老百姓有什么就吃什么。当时新四军经常要帮老百姓干活,又要挖战壕,还要帮老百姓挖沟。在靠近洪泽湖边的一个地方,早上7点钟去帮老百姓挖沟,到八九点钟吃早饭的时候,没早饭给你吃,马上来个紧急集合,我们就得很快去百姓家里拿自己的背包,拉去训练,快步行军几十里,回来以后才能吃饭,又饿又渴又累。干一上午体力活,中午不吃饭,再加上几十里行军,累得不行啊。那时候部队纪律很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条也不能违反,违反了之后要受处分。部队在行军前驻扎的地方,走以前必须帮人家打扫干净,水缸挑满。

那个时候根本就不能谈恋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要谈恋爱结婚,“二八五团”,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我们在部队没有谈恋爱的自由,稍微跟女同志接近一点,你就要注意。当时在部队,这个作风问题,尤其是男女关系问题是最丢人的。我们部队去了山东之后,山东的大姑娘,都被家人锁在家里不出来。

我在抗大四分校学习了2年,1944年到了抗大四分校卫生学校。卫生学校在江苏泗洪县半城镇,当时就是为了培养卫生员、医生。我们在卫生学校学习解剖学、内科、药物学、急救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多。1945年卫生学校毕业后,去了四师师部特务团,团长姓周。当时师部里就彭雪枫、张震、肖望东这些人,我就给他们站岗。我到特务团基本上没打仗,就打过一次仗,效果不好。1945年春攻打泗县,我们特务团参加了。当时泗县城里都是日本人,攻了一晚上没攻下来,泗县被敌人攻占后,拂晓时分,我们的部队就撤退了。攻打泗县,战斗很激烈。我们连牺牲了十几个人,我们有个副班长肠子都漏出来了,他自己却不知道,撤退的时候,有个战士跟他说:“你肚子上是什么东西”?他一看,才知道肠子露在外面了。然后就牺牲了。那时候敌人人数比我们多,我们部队装备很差,枪很少,不够用,子弹也少,有时就只能背个大刀。我们用的枪有捷克式、中正式,干部用驳壳枪。攻打泗县的时候,我还带着两个日本人,他们是反战同盟的。抗大有个反战同盟,他们是由一部分被俘虏的日本人组成的。我带的这两个日本人是向泗县城的日军喊话的。那两个人中国话讲的别别扭扭的。打完仗之后就把他们送回到反战同盟去了。他们也穿新四军的衣服,在抗大学习。

我是1943年7月入党的,在抗大四分校宣传队,我们班长刘书琴介绍我入党的。当时没文化又不懂,班长让我入党,找我谈话,我说:“我现在不是早就入党了吗?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然后他就不理我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找我入党。那时候入党是保密的,开会也是小组长悄悄地通知你,在野外树林子里找个地方秘密开会。

 

四、解放战争之战功累累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时我们在淮安,听到上面传达日本鬼子投降后,很开心。因为在农村,没有庆祝娱乐活动。抗战时期,我主要时间都在抗大四分校学习,攻打泗县的时候,和日本人打过一次,此外,几乎没跟日本人接触过。

我打仗主要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华东地区所有的战役我都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山东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开封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杭州、上海战役这些战役我都参加了。抗战胜利后,成立华中军区,当时的司令员是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张爱萍。我在四师特务团,跟着张爱萍,后来改为华中军区警备团,司令部在淮安。后来张爱萍汽车出事故受了伤,去苏联养病了。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粟裕带着我们到了苏中。打了七战七捷,我立三等功。1946年6月“七战七捷”是解放战争时期战略防御阶段初期,华中野战军在江苏中部地区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而连续进行的7次作战的总称,因而又被称为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我们去了山东,参加了莱芜战役,我们攻打的是凤凰岭,歼灭了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集团。后来南下鲁中地区,参加了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张灵甫74师,这是蒋介石的王牌师。孟良崮战役打了两次。第一次都攻到半山腰了,敌人在山上说话我们都能听到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马上把我们撤退下来,撤退下来后向北跑了60里,那时候都是白天睡觉,晚上行军。休息了一下第二天又跑回来,回来后还要打孟良崮。第二次才胜利。1948年6-7月参加豫东战役,我立二等功,打得比较残酷。我们一个连牺牲18个,伤亡几十个,100多个人去了一半,后来发现是情报搞错了。敌人一个营,我们一个加强营,正常情况下,我们一个加强营打国民党一个营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攻了一夜没攻下来。后来才发现敌人是一个团。第二天增援部队到了,才把敌人消灭了。

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我参加了淮海战役,当时我在68师,属于23军。23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1949年2月,第4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隶属第3野战军第7兵团。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梅嘉生任副军长兼参谋长。俘虏杜聿明,就是我们这个师捉到的。淮海战役结束后,他穿着士兵的军装,隐藏在农村中,是一个通信员小鬼捉到的。通信员送信经过农村树林里,他就藏在树林里。捉到后他在警备室自杀,拿砖头把自己的头砸伤,最后通过审讯才知道他是杜聿明。我们是从常熟,金坛地区过长江的,船都是从当地征发农民的。淮海战役后,我们就到泰州了,为渡江做准备。我们部队有好多战士都是从山东来的,不会游泳,每天晚上去长江边上练习游泳。渡江时船不够,有的部队坐着船,有的坐着从江北准备的原木编的排筏。我们属于第二梯队,本来打算在第一梯队渡江后,我们第二梯队第二天过江,结果那天顺风,我们一、二梯队就一起过江了。5月初解放杭州。

 

五、解甲归田之建设新中国

1951年初,张爱萍任解放军第7兵团暨浙江军区司令员。我们也在浙江。上海解放后,我们就住在嘉兴那边。那时候还没有转业这个名词,部队讲调干,从部队调到地方去。我在解放边区,以后就调到金华专区,金华粮食分公司去当副经理,到了鞍钢、宝钢又去了马钢。就没离开过企业。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支援鞍钢,这个鞍钢原来也是小铁厂,三大工作恢复的时候,全国从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北省调了一批地县级干部去支援鞍钢。1954年我去了鞍钢,在这儿工作了四年。1958年宝钢上马,建设宝钢,我又被调到宝钢,呆了几年。马鞍山钢厂原来是个小铁厂,后来成立马钢公司,我又来到马钢。

1964年中苏关系恶化,加上美国多次挑衅,国家提出“三线建设”,要“深挖洞,广积粮”,重点建设西南、西北。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号召下,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投入极大的热情去建设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65年我被调到西北去,去了兰州四冶。1968年又回到马鞍山。在马钢冶金部,后来去了中条山,那儿是有色金属公司,搞铜矿的。完了之后又回马鞍山,在马钢冶金部,后来又去了贵州。从南方调到北方,北方调到南方,就这么调来调去。后来就在马钢,一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