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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澎湃新闻连载老兵访谈之九:范崇熙口述

【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口述人:范崇熙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王元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工作人员)、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2日
采访地点:南京军区联勤部南京第五干休所
整理人:余李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一、苦难的童年生活
        我叫范崇熙,1930年9月生,山东省日照市三庄镇范家楼村人。我兄弟姊妹很多,上面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四个弟弟。最终,两个姐姐活了下来,上面的哥哥与两个小弟弟都死了。我母亲去世的很早,父亲为了照顾我们,听从了村里人的劝说,就续弦,给我们找了个继母,以便照看家里。那时候家里虽然比较穷,但父亲还是很勤劳的,就攒了两个钱去买地。好地咱们买不起,就买山上的坡地。到土改的时候,评阶级成分没有按照土地的好坏,而是按亩数多少,于是我家就评了个中农。所以我姐姐就跟我讲:“咱爸买了个中农。”
        我家的生活很苦,打下的粮食只能够半年吃,余下的日子只能用米糠野菜来充饥。1942年是个荒年,春天基本上就没得吃的。吃什么呢?榆树叶子都吃光了,榆树皮也剥吃得光光的,就连山上那个白杨树叶也摘着吃。白杨树叶老了,不能吃了,后来就吃枫树结的那个小球。吃了那个东西以后,大便都拉不出来,很苦的啊!我们到集镇上面去赶集,经常看到路边有死人,是饿死在路边了。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传统习俗,每年村子要雇一个壮年去看青。看青人拿着红缨枪,在地里到处跑,看护未成熟的庄稼,防止偷盗和动物损害。他轮着到村里各家吃饭。有一天,看青人到我们家吃饭,他就说自己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我“在这个东山上,碰到一个人偷南瓜。这时的瓜藤刚接小南瓜,按说的话,我应该打他一顿,而他却抱着南瓜坐在地头上直接生啃。他一边说自己饿得不行,而我一边掉眼泪了,那有心思去打”!老百姓就苦到了这个程度!那时候我们村及其周围地区的百姓生活很苦,饿死人是经常的。所以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小小年纪的我触疼很深。
        当然,我家这么多人吃饭,光靠父亲种地是养不起的,幸而父亲非常勤劳。他冬天就到莒县收花生米,然后运到日照的港口,主要是赚些脚钱。父亲还会瓦匠活,谁家盖房子请他去了,也要给钱的。此外,父亲非常聪明灵活,家里有那么多孩子,做鞋子实在来不及,而且鞋底最难做,于是他就将那些破旧的轮胎捡回来,弄成鞋底后做成鞋。

二、抗日思想的逐步产生
        在抗战那个年代,哪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去好好上学啊!依稀记得,在我1938年开始上学的第一天,日本鬼子就来轰炸了,没多久,家乡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乡周围的形势非常复杂,除了日本人,还有八路军、国民党军队、伪军以及土匪等各种势力在活动。如土匪头子刘黑七回家探母路过我们村,以致于村里人都吓跑了。总之,我虽有幸在范家楼小学读到小学毕业,但是可以说没有安安静静地、好好地上过一个月的课。那时我家有2套书,一套是日本人编的,用于对我们开展奴化教育。那套书我看都没看,一直放在包里,日伪一来就拿出来,应付他们的检查。还有一套是共产党的人编的小学教材,即抗战读本,另外加上一些原来民国政府编的小学教材,主要有语文、算术和唱诗等课本。
        1943年,我就从范家楼小学毕业了。1944年一整年就呆在家里,一边帮助家里做一些农活,一边接受范祥明与杨曙光两位老师的安排,从事一些工作。一是做代销。学校学生不是需要学习用品吗?老师就安排我们到县政府去,到新华书店去把这些东西买来,然后再卖给同学,而且这个是不赚钱的,完全按原价卖。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已经提前将一切联系好了,我们就是跑腿的。二是参加抗日宣传。1943年毕业之后,我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宣传队的主要工作是唱歌、演一些小话剧,到了冬天过年的时候还开展踩高跷活动,通过这些方式来宣传抗日。我们唱歌的歌词有“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关头……”;所演话剧的内容有母亲送儿参军、鬼子杀害老百姓等。三是在识字班代课。为了帮助青抗先的同志识字,根据地政府在乡村中办了很多夜校。夜校一般是利用宗族祠堂与小学教室,学生主要是村中的青年,男女都有,人数不固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我接受两位老师的安排,在夜校代课,教他们识字等。
        那时在根据地范围内的农村,有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识字班和儿童团等抗日组织。我也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我们村的儿童团有好几个组,一个组有十几个人。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查路条。如查路条,两个小孩站在村头的道路口,拿着红缨枪,遇到不是我们村的人就要问有没有路条,路条要区政府开,盖上章,没章的路条无用。如果是走路的人,没有路条就不让通过,需要将人带到村长处再盘查。这个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特务汉奸混入村子里刺探消息。当然,除了儿童团站岗放哨之外,还有民兵在东山站岗放哨,他们在山上竖起信号树,一旦发现日军出动来扫荡,就放倒信号树,村子上就知道有险情,抓紧时间转移。毕竟我们村离鬼子沈疃据点比较近,需要多加防范。
        在学习和参加各种活动的过程中,我的脑子里逐步就有了抗日的思想。

三、鬼子统治下的惊颤生活
        1939年日本人来了,离我们村五里路修了一个碉堡,抓了很多老百姓给他们修碉堡。日本鬼子经常来我们村。最开始他们还做一些假动作,例如看到小孩,会给糖给你吃。有一些小孩,给了就吃,糖是甜的嘛!有的小孩像我们一样,懂一点事的,鬼子给糖,不吃。我不吃日本鬼子的糖,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堂侄范伟晋的影响。在我们村子,范伟晋比较早地就参加了革命和抗战活动。他从外地活动完回家之后,经常到我家来玩,给我讲抗战的故事,讲日本鬼子怎么侵略中国。他还说小学书本上有倭寇,现在这些日本鬼子就是倭寇。所以,我的脑子里就形成了日本人是坏人的印象,对日本人就有所防备。尽管我没有亲眼看到日本人杀害我们村子的村民,但是经常见到他们进村里寻找八路军。他们进村后到处查找,查不到八路就赶快离开了。大概是1940年的一天早晨,有不少日本鬼子进村来找八路,其中有两个鬼子来到我家,大声叫唤着,日本话我们也听不懂,不知道说什么。当看见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睡在炕上被子里面时,就走过来用刺刀把被子给挑开了,调开一看是一窝小孩光着屁股在那趴着,哪有八路啊!鬼子也没有动我们,然后就走了,也没有抢东西,家里也没东西可抢。
         日本鬼子刚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时,示威啊!天天有飞机来,飞机可以扫到树梢,不断扔炸弹,我们村庄上的集市被炸了好几次。为了在家能够躲鬼子,我们就在自家菜园地挖防空洞,挖了个坑后,在上面盖点草,人躲在下面。那哪叫什么防空洞呀,不可能抵挡鬼子的轰炸。后来,日本鬼子在我们这个地方暂时站住脚了,就没有飞机来了。他们主要靠伪政权来维持秩序。我们村有人参加八路军,有人参加国民党军,也有人做汉奸。其中有两个人做了汉奸后,还当了小官。我们村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姓范,是一个祖宗下来的。这两个人虽然做了汉奸,但是对本村人还是有一点良心,对本村没有做什么坏事,有时还帮着说一点好话。村子里参加八路军的人很多,其他村子的人也知道范家楼当八路的多。我们小孩出去不敢说是范家楼的,日伪或者其他人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就说是周围某个村的。村中当伪军的也有,其中一个有人说是地下党派出去做卧底的,但我们见他时是当了伪军的小官;另外一个确实是我们党组织派到伪军中作地下工作的,这人叫范庆吉,他后来到了济南。据他所说,他是以投靠为名,在伪军里面做一些工作。另外还有一个人,他家是地主,也没对我们做什么坏事,带鬼子来搜查过,没查到什么就走了,对我们村子也没有什么大的危害。村子里有好几个人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出去以后就没有再回来。我们范家楼村子大,各派力量都有。中国共产党在那有地下组织,力量还是比较强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参加共产党的人比较多。
        到了1943年以后,日本鬼子就不敢到我们村来了,一个原因是八路军就在附近;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村的民兵武装组织已经发展起来了,在有些交通要道,民兵在鬼子来之前就把地雷挂上弦,鬼子走了就把线拿掉,百姓踩了也没事,绊了也没有事。这样,鬼子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四、离开村子去打鬼子
        1943年小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家呆了近两年。1945年1月,范祥明和杨曙光两位老师说送我们出去读书。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去就去呗,要钱读不起,不要钱,你就去吧!1945年春节一过,我就准备走了,临走的时候,姐姐哭着送我。范祥明与杨曙光就带着我们十几个孩子,把我们送到了日北县政府。之后,县政府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就派人把我们送到了滨海军区。与我一起去的共有十一个人,其中几个家庭条件不错的一看当兵就不干了。现在想想,当时要是对父亲说出去当兵,他肯定不同意。而我却选择留下来,其中原因倒不是我的觉悟有多高,更多的是由于时局所迫。
        一是在环境逼迫下寻找出路。我很想继续读书,然而在老家没地方读。当农民,我不愿意干,因为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农民就是一个庄稼汉,谁都欺负。当时国民党势力在我们那里驻了两个军,一个是当地的杂牌军51军,一个是东北军57军,但是他们来了以后都抢老百姓的粮食。记得有一次,那个国民党杂牌军来我家抢粮食,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只剩下我母亲留的一点用于冬天种的种子,就藏在床底下,他们也给翻出来拿走了。国军抢粮已经到了那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了。除了国军,日本鬼子来了更是抢农民的粮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民自己基本上没得吃的,生活很苦。这些都是我不想回家做农民的原因。当然,日本人的轰炸和经常来村子搜查八路给我们带来恐惧和屈辱,也是我不想回去而选择留在部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受到范家楼革命力量发展的影响。抗战时期,范家楼村在日照可是小有名气的,被誉为“小延安”。我们村几乎全部姓范,而且村庄比较大,有二三百户人家。全村南北胡同共5个,单个胡同的长度可达1华里。为什么范家楼村被誉为“小延安”,为什么范家楼村有这么多人出去当兵打鬼子?其一是与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教育有关。日照师范在我们那很有名气,我们村有很多青年在那学习,而且日照师范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我们村来学习的青年影响很大,1939年出来参加革命就有十几人,如范象明、范崇连、范崇昌、范崇祯和范伟晋等,其中我的堂侄范伟晋给我的印象中最为深刻。他年龄比我大,曾在日照师范读书,后来教书,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其二是与中共党组织的宣传教育以及军事力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有关。日军进驻到我们那个地区之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随即建立并积极宣传,号召青年组织起来抗日。1943年,由八路军115师686团改编而来的教导二旅六团即老六团进驻范家楼村,在其影响下,当年又有一批青年出来参加革命和抗战。总之,我们村出去革命的人比较多,这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五、边学医边开展战场救护
        我们到了滨海军区后,军区就送我们去学习。我们去上的学校,是根据地开办的滨北中学,其实没有学校,就办了若干个训练班。但是,我离家时,正儿八经地带了笔记本、买了支钢笔,以为真的去学习。
        刚一开始,宣传队就来选拔人,叫我们每人表演一些节目,如跳个舞、唱唱歌、演些小剧等。结果,农村孩子的文艺水平有限啊,一个都没有要!之后,就叫我们去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卫生处报到。卫生处要办一个卫生员训练班,把我们送到那里去培训。一看是去当兵,大多数人就不干了,最后就留下了三个人,范伟萍、范庆河和我。范伟萍留下是因为她哥哥范伟太在这里;范庆河与我一样,既然出来了就不想回去了,当兵虽苦,在家也没学上,当庄稼汉受人欺负,当八路就当八路呗!我们感觉在家的日子过得很苦,像我出来的那个时候,北方天气还是很冷的,而且下着雪,就穿着一条单裤,一双单鞋。既然回去也苦,就不回去!于是我就问卫生处:“你们要不要我们?”他们说:“你不管别的,在这儿也是读书,学习卫生员。”我说:“那更好!”所以我就留在部队了。接着,我们卫生员训练班就离开中潭,去了附近的一个地方。那地方不大,我们也是在祠堂上课。后来成立卫生员训练队,大概有40多人,多半年龄都是比较大的,在十七八岁、二十岁左右,像我这个年龄,也就七个人,其中五个小男孩,两个女孩,女孩范伟萍和我一样大,我们就在这儿学习,一直学到开始收麦子,即从三月开始学到五六月。五六月麦子开始发黄了,鬼子就开始扫荡抢粮了,我们无法继续学习,开始打鬼子。
        在日本鬼子扫荡期间,我参加了前线救护站的工作。伤员从战场上被抬下来,血淋淋的,首先要给他们止血,然后需要开刀的开刀,把血管夹住,骨折的给他上个夹板,然后再往后方医院送。我所在的这里是个救护站,离前线很近,只有五六里路。至于救护使用的药品,则很简单,有红汞、碘酒,消炎药有嘧啶、奎宁、小苏打等;医疗器械只有几把钳子、手术刀,截肢只能用杀猪刀,绷带不够用就撕被单子。抗战时期,我们的医疗条件就这样啊。

六、跳出包围圈和参加大反攻
        1945年5月,与往年一样,麦子熟了。有一天,鬼子又出来扫荡抢粮了。我们的课也不上了,聚集到一个大树林里,区长开始动员我们转移,那些因为年纪小跟不上队伍的,就交给地方党组织保护。如像范伟萍就被疏散了,没有跟着部队走,交给地方政府保护。我们出发时说前往五莲山,路上区长还问我:“小范,怕不怕?”我说:“不怕!”我们的班长对我也很好,他鼓励我:“小范,不怕,就跟着我走!”我们最开始往东去,直奔五莲山,基本上走的是山边。大概走了一天,就在那住下了。过了一天,到第二天下午,部队就不说到哪去了,直接动员说是行军。在行军过程中,我就感觉这个方向不对,好像朝西北,不是去五莲山的方向。我就问班长,班长说不要问,跟着走就行了。走到天黑,过了一条公路,就是诸城到莒县的公路。记得在那个地方,鬼子有个据点叫枳沟,里面日本鬼子和汉奸都有。我们就从它的傍边过公路。那个时候,战斗部队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后勤、供给处、卫生处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部队只是派了一个连护送我们往西北方向走。在过封锁线前,部队要求大家肃静,走到那里,突然说趴下、不要出声。一会儿,鬼子巡逻过来了,可以看见鬼子的人影。我们趴下不出声大概有十几分钟。鬼子走过后,我们不出声,赶紧跑,过了公路,可以看到掩护我们的部队把机枪架在坟头山上,对着公路以保护我们。我们一直走到天亮,到了安丘。这样就逃出敌人的包围圈,我们又开始上课了。大家在大树底下,搬一块石头坐着,在腿上记笔记。记得上卫生课时,因为没有书,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就抄。我有一个随身带着的笔记本,记了不少。大概上了半个月的课,主要讲医疗知识,包括如何上绷带、如何开展急救、如何用药等。到了六月底,反扫荡斗争结束了,我们又回到原地,以前住的地方被鬼子破坏得不像样子。
        我们回来以后就没有上课了,开始参加1945年的夏季大反攻。我们围着诸城打了一圈。在诸城县城,有日本鬼子的一个大据点,吴化文部下一股投敌的伪军余部也驻扎在里面。我们驻扎在诸城的南面,从1945年7月份开始从县城的南面打起,打下它两个据点。我们主要参加救护站的工作,前线的伤员抬下来,在救护站包扎,有些简单的手术也会在那做。我们把那两个据点都拔掉了,据点里没有日本鬼子,都是汉奸伪军,一个也没跑掉,全都解决了。之后,我们又往西边去,绕到诸城背后,西边没有日伪的据点,是我们的根据地。此时正值夏天,暴雨频发。有一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行军没走多远,打雷了,雨下得很大。我们来到一条河边,就听到司令员梁兴初问:“前面怎么回事?!”侦察连汇报:前面山洪爆发,没法过河,怎么办?在战时,行军一般不能原路返回,因为怕中埋伏,于是司令员决定绕着回去。部队到了一个蛮大的镇子,在此住了两天,等山洪过去了,又往北走,转到诸城的北面。部队从诸城西面转到北面以后,又开始攻打了。这次打的时间比较长,将近一个星期,把敌伪在诸城北面的据点打下来了。之后,我们的部队又转到诸城东面去打了一个胜仗。这时,汉奸说要投降,要谈判。我们就跟伪军谈判,可是没有想到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有一天,我睡到早晨,就听到外面砰砰响。部队赶紧号令我们紧急集合!紧急集合!我赶快起床。那时候军装分1、2、3号,我穿3号军装,穿上衣服就跟着向外跑。到了外面后一打听,大家说是高密的鬼子增援来了,实际情况是由于我们没有防备好城内敌人的动向,他们突围跑了,跑到高密去了,和高密的鬼子汇合起来。这时我们不能再待在诸城东面,赶紧往南撤,退往南面的根据地。
        1945年8月份,部队开会通知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高兴啊!日本投降之后,部队高层如何计划,我们下面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叫诸城内的日伪军投降,他就是不投降,不交武器给八路军。这样,我们就打。反正鬼子也跑不掉,我们就慢慢地打,打了接近一个星期。诸城打下来以后,卫生处处长找我们五个小孩谈话,说部队要往东北去,你们不能去了,因为要过海,你们又不会游泳。他对着我说:“过海我不能叫你抓着马尾巴吧?!”为什么这么说我呢?因为在诸城打了一圈,不是要过河吗,河水很深,我不会游泳且个子小,容易被水呛着。怎么过河呢?他就告诉我说:“小范,你就抓着我的马尾。”于是,我就抓着马尾巴过河,是马把我带过去了。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过海这个方法不行了,你们不要到东北去,到后方医院去。我和范庆河、刘文学、陈树照、郭沐雨五个小孩听从了卫生处长的安排,前往离这里大概200多里路的后方医院。那时候,我们小孩的胆子也比较大。在反扫荡的时候,部队曾给一个人发两颗手榴弹,说遇到鬼子之时就用它,因此我们早有对敌斗争的思想准备。我们五个小孩拿了张路条,在没人护送的情况下赶路。凭借这个路条地方政府是管饭的,要是路不熟的话,地方政府还派一个向导带领我们走上一程。最终,我们顺利到达滨海军区第五医疗所,而这个战斗部队就开赴东北去了。
        我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并在1948年5月入党。解放后我继续在军队从事医务工作,曾担任解放军125医院副院长,1982年5月离休,享受正团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