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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连载老兵访谈之七:常淼口述

老兵口述⑦|九旬新四军老兵常淼:瞒着父母离开家乡去当兵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2017-08-15 07: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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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到来之际,刊登第七篇口述
 
抗战老兵常淼。 本文图均为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供图
 
口述人:常淼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王元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
 
采访地点:南京鼓楼将军庙40号干休所
 
采访时间:2016年9月14日
 
整理人:肖晓飞
 
抗战老兵常淼访谈现场。
 
一、接触革命与思想斗争
 
我1927年9月出生,江苏海安人,家住海安镇马庄村。我小时候父母双全,父亲叫常坤如,母亲叫张远凤,父亲是个老实人,母亲思想稍灵一些,她有个侄子是共产党,参加过红军。我有个哥哥去世了,那么我就成了老大,家里有一个弟弟和妹妹,还有个祖母,祖父当时已去世。我七岁开始上私塾,读私塾时成绩很差,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得。上完私塾开始读小学,插班读二年级,考了个倒数第二,不过三年级以后,我成绩很好,每次期末考试都是第一名。我没有读过六年级,念完五年级参加同等学力考试,考初中,被录为正取生。初一上完就直接跳级上初三,接着开始读高中。
 
1943年我开始上高中,学校叫丁许庄中学,这是个边区中学。这个中学初中和高中都有,都是三年制,高中有一个师范性质的班,读师范班公家就有补助,标准是一个月四十斤到六十斤粮食,一般都是贫苦人家吃不起饭的人。学校由于师资和设办原因,教学内容有时候会有所删减,比如第一个学期的内容没有讲完,下学期来就不再接着讲。边区中学在抗日宣传这块的比例很大,会给我们讲中国的形势,讲中国往哪儿去,讲社会分析,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简本。平时的活动也会宣传日本人烧杀抢掠的暴行,有时候还组织学生躲避日本。
 
我家里的情况当时可以算自给自足,属于富裕中农,不穷但是也不富,上学可以,但是很紧凑。海安当时属于农村,在农村来讲我家是比较可以的,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的情况就是这样。1944年当兵时我是学生,上高中二年级。我为什么选择当兵,而且是选择参加新四军?这是有历史情况的。
 
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经常到我们那扫荡,这当然是敌人。鬼子到我们村就到处搜人,干杀人放火的事。我还记得1943年端午节时分,江家河有一家开染坊的姑娘,被日本鬼子糟蹋以后杀害了。国民党中央军也在我们那里,是韩德勤的部队,那时候我们传统观念比较深,认为中央军是老牌子,应该是好的。也有新四军,皖南事变以后东进,到了黄桥以后要往东台、盐城方向去,路过我们那儿,对新四军的印象十分深刻。还有一支军队呢,就是“联抗”,联合抗战部队,谁的呢?黄逸峰的。当时对黄逸峰的历史背景不了解,实际这个黄逸峰是中国共产党人,“联抗”实际上也归新四军指挥,只是以中立面貌出现,吸引更多人参加抗战。那时“联抗”是联合一切中国人抗战,所以对“联抗”也是有好感的。当时家乡的形势比较复杂,有敌人,有汉奸、伪军,有国民党中央军,有新四军,有“联抗”。因为家乡是边区,各方错综复杂,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也就比较多。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学生还是比较单纯的。
 
那时我就在想,把学好好上,高中上完了,如果有条件就争取上大学,没有条件,那么高中完了以后就可以做事了。我当兵是有很多原因的,我能丢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这其中思想斗争比较复杂。社会上流传“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国民党的教育部长也说“读书就是救国”,你救国必须读书。可是面对敌人的侵略,掠夺、屠杀、烧抢、奸淫掳掠,这些事情国民党当局基本上不讲。在我们脑海里,中央军是不抗日的,虽是中央部队,但不抗击日本人。“联抗”是抗日的,但打得最凶的、最厉害的是新四军。可是新四军究竟怎么样,在我脑子里是个问号。老百姓传言新四军的前身是红军,为什么讲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地区和红军有历史渊源,1930年时,就是民国十九年,红十四军在我们那个地区打游击,由于寡不敌众,站立不稳,后来撤了。红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个好的印象、红色的印象、反抗侵略的印象。我当时很小,才两三岁,后来听父母长辈讲,才知道红十四军是好的。
 
1943年,我还在学校里,当时讨论过二次世界大战反攻靠谁的问题,苏德战争和中日战争最终胜利要靠谁?讨论的结果,大家认为不靠别人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那靠谁?新四军。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地区讲八路军很少,基本上讲新四军。
 
真正见到新四军是黄桥事变以后,那一年是1943年,新四军路过我们家乡,从我们家乡奔海安、东台,印象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印象,我们家乡有个交通站,有三个人穿成便衣住在我们家,我们家条件还算可以,他们就利用这个交通站传输信息、护送人员,接收、了解社会活动情况。这三个人中,负责的人姓黄,好像叫黄柏龄,腿有点跛,一个姓耿,还有一个小陈。小陈就比我大两三岁,我那时不到十七岁,还没当兵,印象里小陈还是个小鬼。小陈每日来来往往,穿越如皋到海安之间东大河,负责交通,来回送人、送信、送东西。小陈的事迹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小陈负责传递情报,每天都要过河,早晨出门,晚上回来。那时四分区通(州)、如(东)、海(安)、启(东)是“清乡”地区,周围都封锁起来了,小陈有一定渠道进去,他通过地下党员送信。有一次出门,下午大约三四点时分,小陈正准备过河回来,河边公路上伪军的据点加强了岗哨,要查过往人员。身上的信件怎么办,查到缴获了肯定不行,保护信很重要。小陈很机灵,眼看船离河岸越来越近,他急中生智,假装招手和船工讲话,不小心身体一歪,掉进河里了。他没有顺着水流往下漂,而是假装拼命追着船,在水中悄悄把身上的信件扔在河里了,后来被船上人捞起来,自己也全身而退。
 
这三个人住在我家,当时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讲,晚上在一起,他们也不多话,对新四军的情况不大讲。那个时候也不能多讲,多讲的危险性大,你讲得不好就是大问题。他们平时吃饭也不和我们一起,只是借我们家锅灶自己做。刚开始和我们不熟悉,后来渐渐熟悉起来,偶尔吃饭叫他们也会过来。那个时候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比如说起早带晚的帮助我们劳动、打扫卫生,待人接物也很好,这三个人对我们很亲热,随着住的时间越长,感情就逐渐增加了。
 
我后来回想,为什么他们会住在我家?和我家地理位置有关。我家四周围是一条河,有个码头靠近我家。我家厨房在东面,堂屋坐北朝南,后面是猪圈,他们住在东边,厨房南面是采水的地方,人从码头一上来,厨房那里就能看见,如果有生人进来,他们可以方便撤走。此外,也有可能和我们是本分、老实人家有关,比较可靠,不会出去乱说。
 
十六岁上高一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有活动,日本人这样侵略下去,我们的日子还能过吗,将来还能该找到工作吗?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出来当个老师就很不错了,我很羡慕老师,觉得到小学当个老师挺好,自己识得几个字,教教别人就不错了,当老师是我最初时的设想。可是面对现实情况,到底是读书还是拿枪去?考虑来考虑去,结合看到的、听到的,明白受人欺侮当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每次日本人来,我们都要“逃日本”,躲起来,所以要起来反抗,赶走他们。汉奸绝对不能当,我们叫他们“二鬼子”,穿黄衣服,新四军穿灰衣服。帮助敌人做事也不行,什么“伪治会”,这些都不能干。帮助日本人做事,中国人不允许,老祖宗不允许,子孙后代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这期间,对日本人的仇恨思想在增加,反抗情绪也在增长,就慢慢促使自己下定决心去拿枪杆子,到哪儿拿呢?当时还不那么果断,还在犹豫、徘徊,联想到所见所闻,新四军和“联抗”是打日本人的,刚开始时对中央军印象不错,现在呢问号越来越大。所以我当新四军是有个思想变化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做的决定。还有个变化,就是一开始我认为新四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新四军,一到部队里面,才发现不知道哪个是共产党,我还以为新四军都是共产党,后来人家告诉我不是一回事。连队支部书记肯定是党员,他姓葛,其他的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党员。连队里很多人打仗勇敢、冲锋在前,纪律表现非常好,这些进一步促使我加深了对新四军的感情。
 
我参军到部队的过程很有意思。1944年一过完春节,大概正月初三或初四时,我就跟家里讲我要离家,父母不同意,因为我是家里老大,你走了,家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父母不同意是人之常情。但是,父母积极支持我上学,于是我就说过完年要早点回学校去,看看同学。农历二月时,家里给我准备了一套换洗衣服,一床被子,那天吃过早饭我就出发回学校了。为什么吃过早饭走,我主要是要家里放心,防止变卦不让走,别人家看到了也不会起疑心。所以,我就以上学的名义离开家乡去当兵。我到了部队以后给家里写信,都是署名在学校,到外地一年以后就变化了,不是在上学,是做生意,因为你地址在不断变化,但学校是固定的,怎么变化?当时我跟随部队南下,地址在随时变动,就说我出去做生意了,写的内容也很简单,打开一看就两三行字,最近在外做生意,很好之类,家里知道我安全也就放心。我后来想想,当个新四军也不容易,可是自己也高兴,这步棋走对了,没走错门。实际上,我是解决了敌我友的认识问题。
 
二、一渡长江与苏浙军区
 
我到部队前,青年解放团介绍我去了苏中公学,青解团是党的外围组织,先在苏中公学学习了两个月左右,苏中公学前身是抗大第九分校,边区有名的干部培养学校。苏中公学主要是时势教育,介绍国内外形势。
 
我从苏中公学出来以后,就调到苏中教导旅十一支队九连。我在部队干什么呢?当连队的文化教员,算排级干部。我代理过排长,但是没有正式当过排长。文化教员的工作以教战士认字为主,部队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文盲,不识字,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更是凤毛麟角。部队里也招过人,但是能招到中学生不多,我是从学校出去的,所以调过去就是做教育。连队的教学就是识字,比如有人站岗放哨,那“站岗”、“放哨”怎么写,你的姓名、住址怎么写,还有日常生活用语怎么写,我们就教这些内容。还有部队的宣传,到外面墙上写标语,用老百姓家里烧的黑灰,从铁锅上铲下来,用水调好了写。一般写的都是抗日内容,比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到底”之类,有些是地区性的口号,打到某某土匪恶霸,迎合群众心理。写的内容很重要,不能写错字。第三个是宣传群众纪律,组织教育群众。“冬学教育”时,我们教群众识字,也教抗日口号,有时候也帮人写对联。一般是先商量划好地盘,这一片地区由你负责,你就下去做宣传调查。其他的工作还有组织担架抢救伤员等等。文化教员工作很重,很多事都要做,所以一提升就是指导员。
 
我在部队里也当过文工团员,搞过文艺工作,军区的前线话剧团我待过一段时间,赖少其当时是文工团团长。文工团组织演出,排节目,排练“活宝剧”。在文工团时间比较短,因为我对文艺工作不擅长,也不爱好,让我专门搞这个不行。我从文化教员到文工团,再从文工团干回文化教员,前后两三次。1945年9月,我们当时在浙江嘉兴打双林战役,将伪军第34师全部消灭,俘虏了对方的政工队和军乐队,要加以改造,我又被调过去服务。不过那时候一个月半个月时间就结束了。
 
我所在的十一支队代号叫挺进支队,正式用这个代号是过了长江以后。九连连长叫王旭东,指导员叫王遐方。我到部队不到一个月就调走了,去哪儿?下江南。
 
那时候中央有指示,要扩大解放区。我们家在江苏中部,叫苏中军区,和苏北相连。1944年车桥战役以后,苏中和苏北两军区连成一片,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了,需要向外发展。那么中央的指示就是向南扩展,去解放更多受苦受穷的老百姓。苏中军区从粟裕的一师调了一部分人,我们分区的政委韦一平调到我们纵队当政委,支队长是余光茂,政委是张顾梅。南下以后叫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是廖政国,政委还是韦一平,政治部主任是曾如清。过长江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扩大解放区。
 
渡长江是在1945年初,我那时是个学生,没出过远门,接触长江还是第一次,长江究竟怎么样,不知道。当时有句话叫“海无边,江无底”,意思是长江很深,很危险。第一次过长江在扬州东南的六圩,但没成功,因为准备不成分。那时过长江和现在不一样,新四军要过长江,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怎么过?过长江时没有灯光,漆黑一片,要选择在黑夜时渡江,深夜里不准有灯火,不准说话,不准发出声音。为什么?害怕引起敌人发现。我们也没有船只,要预先征用民船,老百姓手里的船,什么船呢,是老百姓从苏北、苏中到上海卖猪的运猪船。借来一只大船,里面的味道、环境也顾不上,只要能把人装进去就行,能安全过江就是最大的胜利。第一次渡江由于准备不足,包括夜晚禁声、保密工作也没做好,所以未能渡江。后来我们撤到长江北边休息,三天以后第二次出发。这次一到江边就上船,夜里十一点多走,谁也不说话,一声不响,只有少数指导员用手电筒作为队伍的连接手段。渡江的纪律很严,要求很高,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安全渡江。但是有一条要注意,敌人不打我们,我们不打敌人;敌人打我们,我们不能马上还击,敌人是真发现还是假发现,还是引诱我们,我们要判断好,没有命令不准开枪。这次渡江很顺利,很快就到对岸,一上岸马上就跑步前进。江南有一条铁路,就是京沪路,从南京到上海,我们要穿过这条铁路。我们后来才知道,一上岸连续不停跑了十五里路。当时全身带的东西很多,如干粮袋、手榴弹、背包、衣服,全副家当都背在身上,我那时十八岁,没想到居然跑下来了。我上学时候,早晨起来到学校有六七里路,没有这个底子,行军也坚持不下来。
 
我们这次过江曾有交待,中间穿越公路、铁路,遇到敌人,不允许开枪,以免惊动敌人,导致形势复杂,耽误南下。江北和江南一江之隔,说话不一样,语言就是个问题,比如你喊老百姓,在北边叫老乡,到江南喊老板,或者掌柜的。我们下江南是打仗不多,走路不少。我们的计划是从江苏穿过安徽、浙江,向福建北部进发。为什么到闽北?那个时候不知道,只晓得是扩大解放区。扩大解放区的方向很多,为什么要往东南走?这和世界形势有关。当时苏德战场苏联准备反攻,形势发展对苏军有利,苏军接近胜利,希特勒打了几次败仗,快要不行了。美英盟军准备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因此我们也要有准备,但是中央对下面没有宣传这个,只说是扩大解放区。这个也是后来才知道,到了解放以后才清楚里面的原委。这也说明新四军不是孤立的,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我们既然要到闽北生根发芽,就不能在半路上生根发芽,可是我们只走到钱塘江边上一个叫新登县场口的地方就停下来了,在桐庐的上面。这里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伪军也没有力量占领,日本人是偶尔下去“扫荡”一次,我们不去占领让别人占领就复杂了。如果我们在这里组织抗日力量那就不一样了。开始对这个没什么印象,后来才体会到有政权才有力量的含义。
 
大约5月份的一天,我们没有粮食,去梅溪城郊征粮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十三个人组成一个分队,背上枪夜间跑了四十多里路,通过地下党的联系进了村子,结果被当地地富发现了,敲锣打鼓说土匪来了,我们告诉他不是土匪,是新四军,他还是说是土匪。没办法,我们转了转就撤出来了。隔了一天,对不起,我们用县政府的名义发出布告,将敲锣打鼓的人枪毙了。鉴于形势,没有拉出来公开审判,而是六个人去把他家抓住,以“汉奸”的名义将他处置了。战争情况下对敌斗争不能马虎、含糊,已经亮明身份是新四军,还要敲锣打鼓,那就不客气了。有人通敌,就要杀一儆百,但是杀人也不可多,主要是告诉别人,通敌就是这个下场。这是第一次渡江后发生的事。第一次渡江,解放区扩大了一大片,创立了苏浙军区。
 
三、二渡长江与国共内战
 
1945年8月,日本人宣布投降。我们当时正在浙江新登、场口一带,一接到鬼子投降的消息,高兴地不得了。这时部队准备去进占上海,在接到上级通知以前打了一仗,就是前面提到的的双林战役。双林是个大镇,伪军34师所在,敌人有三千多人,我们有一个支队加一个营,大约四五千人,伪军34师过去在苏中如皋和我们打过仗,是我们的老对手,师长叫田铁夫。打仗中情报很重要,我们打仗那一天,田铁夫带着小老婆到上海去了,田铁夫有七个老婆,事务由大老婆负责,双林战役是我们获胜了。
 
前面说的政工队和军乐队就是这次战斗俘虏的,这帮人大概二十人左右,军乐队有铜鼓铜号手,还有小号手,我们军区军乐队的也和这批俘虏有渊源。部队要求改造,我去当副队长,管一个班,他们当时唱的是谈情说爱的“黄色歌曲”。我们改造得也很简单,主要就是白天训练,晚上开会,汇报各自思想情况,也介绍我们部队的性质、政策主张,天天讲,由于时间比较紧,也没来得及教他们编曲排戏。
 
改造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调查俘虏的个人历史,进行政治审查,是不是敌人安排人进来的。那时候收编俘虏很严格,要经过上面同意,不能自己处理,万一招了兵痞子、抽大烟的进来怎么办。选好了报批上级,上面点头你可以留几个、留谁,编进班排。后来有“诉苦”教育,进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教育,通过谈话了解,战斗考验以后,表现合格就行了。有的人教育以后进步很快,打仗时积极勇敢,慢慢也可以提拔为班长、副班长。我当兵时还没有碰到过俘虏过来教育以后又逃跑的。
 
双林战役打完了才发现,解放的伪军部队里有一个人第一天晚上见过,第二天他就背着驳壳枪跟着我们指挥员一起走了。大家很好奇,这个人昨天晚上才解放过来,怎么今天就背着短枪跟着我们?后来一了解,他是我们的地下党员,是田铁夫的少校副官。所以这一仗内外夹攻,地下党员提供的内部情况很重要。主将在不在,哪个地方布置什么,哪个地方薄弱,我们有人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一点我们也很佩服,感到无话可说。
 
我们把双林打下来,接着就要往上海进军。部队到了宜兴张渚镇时,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给我们作报告,说任务调整了,不进上海,准备北上。这是服从中央布局,准备在《双十协定》签订时成立八大解放区。这是为了和平与反对内战做好准备,打算北撤。所以上海没有进,接着往北走,于是就有了第二次过长江。
 
第二次过长江的主题是为了国共和平,不打内战,医治战争创伤。整个北撤的过程组织得很好,撤退也很顺利。这一次过长江和第一次也大为不同,此次北渡是选择在白天的下午,坐着汽艇渡江,同时征了一条轮船,是条客船,结果这条船在离江岸四五里时不幸沉没,政委韦一平就在船上,不幸遇难,同船的一千多名战士也不幸牺牲,其中六七百人是苏浙军区回来的基层干部。坐在甲板烟囱旁边的一百多士兵沉船时由于抱住烟囱,因而得救。韦一平来自广西,水性很好,他的遇难是我参军第一次流下眼泪。(注: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位于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分批向江北转移。10月15日,韦一平率领新四军第四纵队部分主力部队,负责掩护苏南、浙东、皖南等地的新四军渡江撤离到苏北。在掩护先头部队登轮北渡后,作为最后一批北撤人员,韦一平率领第四纵队机关、第十支队两个连及地方干部近千人,登上了“中安”号轮船,于午夜时分从武进县荫沙口渡江,当轮船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江面时,由于风大浪急,加之超载过重,船底漏水,轮船突然倾覆,韦一平和700多名指战员殉职。)
 
抗战结束,革命任务发生转换,为了和平,反对打内战,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人民打了那么多仗,吃那么多苦,不能再打。可是不打不等于不革命,这是两回事,中国的革命还要进行下去。共产党员的目标在入党那一天起就定下来了,这一点我自认为做得还不错。我正式入党是在1945年8月,正值日军投降。当时新四军里面党组织是秘密的,不公开,支部葛书记和另外一个人跟我谈话。我的家庭成分比较高,不是贫下中农,算是富裕中农,那时还没评阶级成分,后来有人告诉我你是富裕中农比较贴切。我说这个无所谓,出身是什么不决定于我,但是做什么才决定于我,成分影响人,可是不能决定人。解放战争时搞“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我就如实直说。过去还比较重视家庭成分,一查你是贫下中农,好样的!也有个别像我这样成分不好的,对不对?别人问我你是怎么处理的,我说怎么处理啊,我就按照党的规定的路线,不要搞个人东西就是。
 
四、三渡长江与革命胜利
 
我们部队第二次渡江以后继续北上,到了盐城,在盐城看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戏,最后北撤到山东。原先我们部队的任务是从江南北撤以后,走胶东线奔山海关,进军东北沈阳,为占领东北作打算,因为东北战略地位很重要,不能马虎。我们部队开到胶济线时,传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被国民党占领了,无法通过。海上也走不了,因为到了胶东时,我们把武器装备全都丢下了,光是人过去,准备到东北再拿武器,没有武器怎么走,不能去。后来我们又调到兖州,于1946年1月攻打兖州。
 
全国战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部队取得节节胜利,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
 
1948年当时正在打淮海战役,攻打济南。第三次过江就是1949年了,当时执行命令,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时我们已经是华东坦克部队,我调过去时坦克部队才成立不久,需要组织坦克无线电通讯,部队直接用小汽车送我们上前线,到了鲁苏边界的新沂镇直接参战。打淮海战役时我立了一等功。打过长江是为了解放全国人民,这个历史任务至今尚未完成,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回想三次过长江,第一次是偷偷摸摸渡江,第二次是阳光明媚天气下撤退,第三次是过江解放全中国,我也是感慨良多。
 
回顾我的革命生涯,走南闯北,用两条腿把安徽、浙江、江苏、山东这些地方都量了一遍,一路革命全靠两条腿,所以我们又被称为“测量队”,这两条腿对革命的贡献真不小。
 
抗战老兵常淼(左)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龙(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