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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澎湃新闻连载老兵访谈之六:邵倜口述

【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口述人:邵倜
采访人: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陈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7年1月5日
采访地点:江苏淮安邵倜家中
整理人:肖晓飞

抗战老兵邵倜
一、战火中的求学
        我的老家在江苏南通平潮,我家是读书世家。我的高祖是清朝的举人,祖父叫邵子山,父亲叫邵伯言。我的祖父、叔祖父都是清朝的秀才,废除科举以后,他们又上了师范学校,一直以教书为业。南通很多读书人都是我祖父的学生。在当地不算富裕,但是社会地位比较高,很受人尊敬。解放初期,我们老家由于运河扒河道,老家的房子拆除,家中的旧书、家具都没能保留下来。
        父亲没有学历,在张謇主办的通州师范见习班学习,开始时做小学教师,以后到老《南通日报》做记者、编辑,后来担任主编。他还曾做过南通县参议员,参加编纂《南通地方志》。在报馆的时候,他代张謇写一些应酬的文字,当时社会上请张謇写字的人太多,什么寿联、祭文、传记、诗词……张謇大忙人一个,哪有时间,多是由我父亲代笔。父亲的这些文字都有简报,登在《南通日报》上,后来编成一个文集,叫做《诚庵文存》,可惜在“文革”时都被毁掉。父亲的照片也没保存下来。
        后来,父亲到南京汇文女中教书,不久经人介绍,兼任卫立煌长公子卫道杰的家庭教师,因此与卫立煌结识。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卫立煌公馆门口见过卫道杰一面,那时远征军反攻缅甸已经结束。
        父亲虽然没有学历,家学还是很不错的,书香子弟,文章写得很好。当时他收入在一百元左右。抗战爆发以后,父亲离开南京参军,做了卫立煌的部下,从上尉做起,一直做到少校、中校、上校。最后参加远征军,在龙陵为国捐躯。
        我生于1927年11月,家中兄妹三人,长兄邵杰,小妹邵佶。抗战以前,哥哥在镇江中学读书,1942年到大后方,在武功的第三临时师范读书,后来在西北农学院毕业,抗战胜利以后回到家乡,在银行工作。妹妹叫邵佶比我小很多,一直和我母亲在一起,长大后在张謇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读书,这个学校里女生倾向革命的人很多。抗战胜利后她偷偷地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参加了新四军,在苏北军区工作,解放以后调到了福州军区。悄悄参军以后,母亲到处找也找不到,后来妹妹来信说“你们不要找了,我已经在部队里”。
        1933年,我虚岁7岁,开始上小学,上学时父亲人已在南京。母亲不识字,按照道理,我应该是正常读小学一年级,但是不知道怎么把我送到幼稚园了。在幼稚园,我是大小孩了,整天学习什么“排排坐,吃果果”,我就不愿意去。第二年该上二年级了,我转到大王庙小学读书。1935年,二年级没有读完,我跟着父亲到了南京,考入五台山小学。在南京的时候,父亲带我去看过中华剧团的海京伯马戏团表演,当时一张马戏团门票的价格很贵。父亲还带我去游玩过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庙、故宫,五台山附近的清凉山更是常去之处。父亲是教国文和历史的,一边带我看,一边给我讲解。
        此时华北的形势很紧张,日本要进攻中国,南京的形势也很危险。父亲说,我们在南京举目无亲,万一有什么变化,在南京寸步难行,还是回家乡去吧。所以我又回到南通。
        南通有好几个小学,除了南通小学,通州师范小学也很有名。我就读于省立南通小学。我的级任老师很有名,是大画家范曾的母亲廖镜心,教授语文,和我们家也算世交——南通的读书人之间走得都比较近,廖老师“文革”时候受迫害去世了。我读书的时候,从来也不用功,廖老师就不太喜欢我,但是教常识的陈老师很喜欢我。我的常识、算术差不多都是满分,但语文只有刚过及格线。
回来以后读三年级,仅仅读了一年,又迁到海安李堡的外祖父家。李堡是个小镇,并非兵家必争之地,迁居到此就是希望有个照应。外祖父是一个小业主,开了间小商店。我的大舅是县政府的科员,小舅是国立东南大学毕业的,在外地教书,另外两个舅舅做生意为生。
        我们到李堡以后,就读于李堡小学,读四年级。此时沿海很多地方被日军占领,和父亲的联系也就中断了。家中经济靠父亲支撑,父亲有钱也寄不回来,吃饭成问题。我就住在外祖父家里,母亲和妹妹寄居在别人家,哥哥邵杰在后方上学。一家五口,分在四个地方。
        读了没几天,卢沟桥一声枪响,日军全面侵华,我们又逃难下乡,读书又一次中断。日军到了李堡镇镇上,周围人都逃走了,也无人抵抗。后来,日军找到地方上一些有威望、名气的人出来,担任维持会,并在地方上组织了保安队。
        逃难回来,接着上四年级,一直上到五年级。在李堡小学,开始时老师也不大喜欢我,结果考试的时候,我考了个第一,后来五年级连续两个学期考了第一,让老师刮目相看。我是全科优秀,体育、唱歌成绩都很好。
这时候,如皋中学搬到李堡。哥哥说:“将来读书的机会很少,说不定随时随地都会失学,多上一天是一天,机会不能放,中学搬到这里来,你就以同等学力去考中学。”于是我去参加考试,考上了如皋中学。这样,我小学一年级、六年级都没有上,直接读了初中。
        一年以后,新四军过江,学校停办——开学照开学,但无人上课。如皋老百姓起初对新四军似乎没有好印象,老百姓私下称“方方”(四字是个方形),布告上写的谭震林等人的名字。新四军来了以后纪律也不错,不过我们学生和新四军没有接触。
        1941年7月,李堡镇以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日军派了九架飞机轰炸李堡。实际上,李堡并非军事重镇,后来听说是来轰炸陈毅的。那几天,苏北很多地方如马塘、丰利、掘港,都遭到了轰炸。我亲眼看到了九架飞机投弹,可以说李堡这次轰炸,我是亲眼目睹日军飞机丢炸弹并能描述出来的人。
        当时我上初一,那时胆子很大,我听到机声,爬到屋顶上观看。轰炸前一个小时,一架日本飞机飞来,高度很低,连驾驶员也能看得见,转了两圈走了。过了一会儿,九架飞机来了,声音很大,三架一组,成品字型飞过来。第一架飞机侧身俯冲下来,紧接着机身摆正,一个炸弹就甩下来了,炸弹不大,远远看去,外形颇像灭火器。我立刻从房顶上跳下来,赶紧跑到房里,还没来得及躲到床下,就听到爆炸声,接着就是地动山摇。
        这次轰炸,外祖父的房子中弹,有一半倒塌,外祖父、大舅母都在轰炸中都遇难。我的表哥、表姐也都受了伤。李堡镇被炸死五十多人,炸伤一百多人,房屋毁坏约两百间。估计这次轰炸大约扔了二十多枚炸弹,当地的记录说是五十多,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四十年以后,我到李堡探亲,和当地的人谈起这次轰炸,很多当事人对这次轰炸都已经淡忘了,年轻一代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我和如皋的官员反映这个事情,一连写了三封信,建议做几件事情——在李堡学校建一个亭子,树一个碑,纪念殉难的人,这个也不要多少钱——但是反应非常冷淡。之后我给南通市委宣传部写了一封信,说是可忘孰不可忘,这样的事情都能忘记,还能记住什么事情?尔后,南通市委宣传部给李堡镇下了一份指示,李堡镇委的一个干部给我写了一封信,三页纸,洋洋洒洒数千言,谈李堡的发展,但是对我谈的事情只字未提。信上没有单位,没有盖章,也没有具名,我看到后无话可说,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
        在如皋上完了初一,我又回到了南通。此时的南通,城区都被日军占领,新四军则在乡村活动,周围还有很多“和平军”(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汪精卫所统辖的伪军)出没,此外还有韩德勤的部队。我的一个叔叔在南通的私立平漕中学工作,我就到那里读书。公立中学都被日伪接管了,平漕中学由几位老师发起,是三不管地带,新四军不管,“和平军”的子弟也在那里上学,所以也不管。
        一年以后,即1943年,我上初三。初三没上几天,父亲写信来,说有人到内地,你在老家既没有饭吃,也没有前途,你赶紧到后方吧。
        我们同行七个人一同到内地,五个学生(内中有我和表哥二人)、两个已工作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坐上火车,那时候坐火车有严格的规定,头等车只有日本人才能坐,二等车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乘坐,我们这样的平民只能坐三等车。不同档次的车厢有严格区分,我年纪小,刚上车还很好奇,伸头朝二等车厢看了一眼,马上就有人来赶你走,不让靠近。路上有伪军盘查行李,我们不敢暴露学生身份,只带了衣服、被子,带着地方伪政权办的“良民证”上了车。火车经过南京,到了徐州后,换乘汽车,接着坐架子车到安徽的亳县——这里是中日军事分界线,过了亳县就到内地。
        1943年端午节前后,我们到达洛阳。那时候国民政府在洛阳等地办了“战区失学失业青年招待所”,专门接待从沦陷区逃过来的青年,类似于中转站一样,免费供应食宿。留在洛阳的有三个,同行的苏州四个人去了重庆。我们三个人为什么留在洛阳?因为苏州那几位经济条件好——再走就要花钱,所以我们三个留了下来。
        洛阳招待所由第一战区司令部派人接待,收留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能证明你从沦陷区来的,都能收留。我就凭着身上揣的良民证,办理了入住。招待所里一天两餐,发一个大馒头,将近一斤,还有牛肉粉丝。我们肚子小,大馒头吃不了,就留下一块,拿到外面卖牛肉汤的店里,可以换一碗牛肉汤。住宿就是打地铺,大家都挤在一个大通铺上。
        洛阳招待所大部分都是从河北、北平来的学生,江浙来的学生很少,这里平时散漫、自由得很,也没人管理,更无人来做学生工作,有一部分青年后来去了延安。
        到洛阳招待所不久,父亲来看我,父子相见,自然很开心。在洛阳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经常见面,但不住在一起。那时候公教人员很苦,我住在洛阳招待所,有时候去看望父亲。在洛阳三个月,等待分配,教育部将我和表哥分到了陕西洋县的国立七中。这批学生一般都是直接安排在洛阳先修班,但是先修班有一些人事不太协调,我的二舅刚好在教育部工作,所以我们被安排到洋县国立七中。
        洛阳招待所给我们发一张证明,坐火车可以不用买票。洛阳还有一个基督教会,每个人到学校凭分发证,没有其他附带条件,都可以去教会领三百元补助费。我们离开洛阳到宝鸡,换乘汽车,票都买好了,遇上大雨,秦岭的公路被冲坏,无法通车,在宝鸡等了一周。本来我们的费用(车费、生活费)是有预算的,雨天路坏,多等一周,吃住就成了问题。我们找到当地的青年会——青年会具体属于什么组织我也不清楚,请求帮助,青年会免费给我们腾了一间空房住宿。雨停路好,我们继续上路,坐车到汉中,最后赶到洋县。
        到了洋县七中,我应该上高一,学校安排入学考试。由于我们是教育部分配来的,觉得自己很厉害,有点心高气傲,心想我们还需要考试吗?教务主任王江是一个大学新毕业生,西北大学地理专业出身,为人高傲,他认为你们牛什么,教育部安排的有什么了不起?要求入学加考一门地理。本来考试没有问题,主科都无问题。可是地理是副科,在学校不受重视,我们离开家乡,离开学校快有半年了,这样一来,地理考试不及格。结果,我还是读初中,被安排在洋县七中的初三。后来的事实说明,王江这个人野心很大,此后洋县七中闹学潮,发起驱逐校长运动,听说就是他在背后支持,据说他想当校长。
        第二年,我重新参加考试,考上洋县七中。
        在洛阳还有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打架。兵叫丘八,学生叫丘九,是兄弟俩。我们在洛阳时,就和士兵打过一次架。洛阳有很多伤兵,待遇很差,脾气也很大。我们这些学生从沦陷区来,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有一回和他们起了冲突,有几个学生回到招待所,说:“大伙儿跟着去!”大家马上集合起来,抄起棍子就去了。到了洋县,和当兵的又干过一次架。我也跟着去了,根本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一群人乱哄哄地就打了起来。

 

二、父亲的几封信
        父亲自离家外出谋生,我们兄妹便很少能见父亲一面。待稍长成年之际,与父亲通过书信往来。
        南京沦陷前,父亲离开南京,先到合肥,在合肥女子师范教了一阵子书。抗战军兴,安徽形势紧张,父亲因与卫立煌有旧,便到了山西。当时卫立煌在山西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父亲担任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的上尉译电员,兵站总监部就是做后勤的,职位较低,工作也简单。因为父亲有才能,很快得到提拔,担任少校秘书。战时的秘书还是很有权的,县政府没有副县长,下面只有秘书,相当于副县长。此后又提拔父亲为中校秘书主任,军队中由一般司令、参谋长掌握大权,秘书主任没什么权力,但是我父亲还是有一定权力,有时能代表兵站总监部长官出去。所有的单位公文都在他手里。
        1943年我到洛阳,跟父亲在一起,此时卫立煌已经下来了,他的继任者是蒋鼎文。父亲要和卫立煌共进退,也下来了。父亲重新回到学校,在洛阳的大学先修班、省立洛阳中学教书。
        1943年秋季,父亲给我写过一封很重要的信,名字叫《诚与术》,什么意思呢?我离开洛阳到洋县七中去上学,路上经过武功,哥哥邵杰在那里读书,我去看望他。毕业之前要实习,父亲很支持他,说实习很重要,是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要把它当回事情。结果呢,邵杰没有去实习。到了武功,我说:“你怎么骗父亲呢,父亲对你寄予很大希望,你怎么不说呢?”我就考虑,这个事情要不要告诉父亲。告诉吧,不好,不告诉吧,也不好,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替哥哥隐瞒。
        到学校后,我还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和顾虑告诉了父亲。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说做人要诚实,诚实是基本的,但有的时候善意的隐瞒也有道理,你这样做还是对的,这和完全违背诚实两回事,后者属于奸诈、权术。父亲的这封信,说明他其实是个思想很开通的人,不是一般的教书匠。
        同年,日军攻打洛阳,父亲离开洛阳退到西安,这个时候卫立煌要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父亲奉召跟卫立煌一起去了云南。这次提升一级,在长官部做军简三阶上校秘书,在购粮委员会协办军粮购供。远征军要吃饭,父亲在当地征购粮食,仍然负责后勤工作。
        父亲到了云南以后,给我来过几次信,给我影响很大。第一封信是谈到云南之后的感想,谈了两点:一是云南的自然形势,地处山区,原始森林密布,瘴气很重;二是云南社会情况,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掌握在土司手中,土司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统治者,权力很大。
        以后的信谈到他的工作情况,信中说本来他是可以在司令部里,但是购粮的工作很复杂,大权都掌握在土司手上,买粮食不通过土司就困难重重——这里面牵涉到钱的问题。第二点,到部队也是一关,部队也不是清水衙门,粮食买了来到部队,这里有又是一道弯弯。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下去——原本是可以不去的。
        最后一封信是这样讲的,腾冲是我国抗战以来收复的第一个城市,其他的都是短暂收复又得而复失。收复腾冲死伤很大,据说日本大概死伤两三千,中国是九千,还有民工四千,是日本的几倍。胜利是胜利了,但是代价很沉重。信中还说道“我现在在龙陵,龙陵是此地收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到达时,日本人已经败退,但夜里仍能听到枪声”。这是我收到父亲的最后一封信。
        我报名参军以前,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当时刚好离开司令部去了前线,没有接到我的信,也就没有给我回信说同意不同意。不过,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在洛阳时,我和父亲说我要考军校。父亲说:“你当军人也好,当科学家也好,做什么我都没有意见,但有一条,你要把基础打好,当军人不是凭勇敢,要有知识有学问,起码要上高中以后才能去上。”所以我想,我当兵父亲应该还是支持我的。参军有条件,两年之内如果不死,可以重回学校继续读书。当然,两年什么都很难说。
        战时颠沛流离,父亲的信我都交给一个亲戚保存,可惜都不在了。
        1945年初,父亲完成购粮以后,在回保山司令部的路上,不幸翻车,遇难牺牲——此时我已经到昆明,分到了207师,并不知情。当时他在司令部的朋友征求我在西安的哥哥的意见,说在战时情况下,不可能将你父亲的尸骨运回去,最好的办法是火葬。家里人同意了,骨灰就放在昆明寄柩所。抗战胜利后,我到昆明取回父亲骨灰。
        我到了印度之后,邵杰写信告诉我这个噩耗。我收到来信,看了两遍,第一遍没看懂什么意思,第二遍才知道是父亲牺牲了,放声大哭。连长、排长对我很好,很同情我的遭遇,安排我一个人住到团部的空房子里。我痛哭了两天,最后眼泪也没有了,重新回到部队训练。父亲对自己多么的重要,很长一段日子里,一想起来就痛哭。
        父亲牺牲以后,他的朋友、上级给他募捐,有一本记录册子,第一名是卫立煌,捐了一百元,那时候一百元也不少了,最后钱都汇给我哥哥了。我回国的时候,去看我父亲的上司,他说:“我这里还有一笔钱,是留给你的。”我没有要。我说:“我是一个当兵的,我的地址是流动的,这个钱无法保存,收到收不到也不知道,你还是给我哥哥吧!”以后,远征军长官部又替我母亲和家人申请遗属抚恤,那时候是国防部负责,我去领过两次。再后来,通货膨胀厉害,币值贬低,就没有再去领。

三、在印度受训
        在洋县七中读书的时候,有个飞行英雄周志开,打下敌人很多飞机,到我们学校演讲,讲述和敌人空中作战的事迹。同学们听了十分激动,很多人报名参加空军,我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体格检查就把我淘汰了,因为沙眼。这次报名,只有一个初一的学生考取了空军幼龄学校。
        1944年,我17岁,开始读高一。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候,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不行,海军基本上垮掉,制空权也没有了,日军就想从东南亚开始进攻中国的腹地。日本调集65万人马分三路向中国进攻,北边把洛阳攻占,中端攻占了湖北老河口,在湘西到汉中把整个中国大后方切成两段,南边桂林、柳州也沦陷了。日军前锋已经抵达独山,离重庆不是很远,全国为之震惊。
        因此,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原先中国是征兵制,年满岁数的人都要去当兵,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以后,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大学生、中学生尤其少,战争毕竟是短时期的,战争结束以后要搞建设,建设要靠人才,人才要靠教育,故而大学生、中学生很宝贵,不能去当兵,定为缓征,到年龄不去当兵。
        11月份,我念高一两个月左右,在报纸上看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我一直有当兵的想法,便写信给父亲,但一直没等到回信,我在报名即将截止的时候参加了青年军。国民政府办了二十九个国立中学,绝大部分都是沦陷区的学生,不愿意做亡国奴,都是自发的报名参加。我们报名的很多,同期入伍的一共137人,除了个别是初中生,几乎都是高中生,占洋县七中的百分之二十。那时候,中学的规模跟现在不能比,从初一到高中只有几百人。
        我们这批学生先到西安检查身体,接着坐飞机到云南沾益机场,送到云南曲靖。我与洋县七中的同班同学吕志孔同分在207师621团7连。连长姓戴,团长姓张,我们的师长叫方先觉,死守衡阳47天的那位,当时在我们心中是大英雄。
        青年军的伙食还不错,上面规定,每天都有荤菜。我走了以后,听说司务长、连长因为贪污,被赶跑了。
        我到部队不到半个月,上面通知中印公路即将开通,需要驾驶员,要在青年军招一部分人,有一定外文基础,安排到印度学习驾驶。最终调了两个团约2000人到印度受训。
        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人就不是:一个是少校张寿民,军校13期的,陆大参谋班毕业,他就想到外国去看一下汽车,于是冒充报名;另一个是黄埔15期的上尉连长。
实际上我庆幸自己离开了207师,我这个体格,当步兵根本不行,既要扛枪背子弹,还要背粮食,哪里行啊。
        1945年春节过后,我们分批坐飞机到印度,运输的飞机五花八门,我乘坐的是货运机。一架飞机大约三十人,没有座位,没有氧气筒——有的飞机上有。飞机从沾益起飞,那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中途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共四个小时,到印度汀江机场降落,此地为航线的终点。
        战时飞机的飞行高度最多五千公尺,重载飞机只有三千五百公尺,只能在喜马拉雅山的山沟之间小心翼翼飞行。刚上飞机,大家兴高采烈,进入山区时,看到底下是重峦叠嶂,白雪皑皑,十分美丽。不料,飞到中途,飞机开始上下颠簸,忽上忽下——高空气流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稀薄。飞机向上还挺有意思,人跟着往上一跳,向下颠簸,人的心跳陡然加快,痛苦万分,顿时什么心情都没有了。由于飞越高空,我们统一穿着新发的棉袄,飞机内外都结了一层冰,有的人在颠簸过程中难受的呕吐,吐到地下的都结成了冰。
        到汀江机场后,当地已安排好接送,我们安顿好就换掉了服装,统一换上黄色的咔叽服、皮鞋,统一发放了球鞋、羊毛褂、羊毛裤,这些衣物由英军供应。身上穿的棉袄都烧掉了——上飞机时刚发的新棉袄。
        驻印军的训练都在兰姆伽,那里有很多美国人开办的训练机构:汽车学校、坦克学校、炮兵学校、汽车修理学校、通信兵学校等等。我们从汀江坐火车,经两天三夜到兰姆伽。
        我们去兰姆伽的时候,驻印军都已离开,只剩下一个坦克营没走,留在来做我们的助教。我们暂编汽车团共两个团,我在第二团三营七连,团长黄占魁,黄埔六期生,留英学习坦克,后来在台湾做了后勤司令。
        还在沾益机场的时候,所有人等待着出发,我的一个同学说:“到国外以后,饮食肯定不习惯,我们难得去街上吃一餐吧,将来想也吃不到了。”二人从街上吃完饭回来后,发现我俩不幸落单,其他同学都已经先走了,慌忙往机场赶。所以后来到了印度,其他同学都分在汽车团第八连,我们俩在第七连。
        我们在印度大概有五个月,实际上,学开汽车也就一个多月。任务就是学习驾驶,学习的是美式十轮大开车。汽车学校跟现在的驾驶学校相比怎么样,我不知道,那时是美国人训练的,初级班一个月,一天一个样子,今天训练这个,明天那个。第一天学习原地不动、松刹车、开排挡、加油,一个小时,重复这个动作。第二天学习原地驾驶,排挡不变,绕圈子。第三天,开始换排挡。此后就是困难地形、夜间驾驶等各种情形。
        上午是学驾驶,每天学一个项目,四个人一辆汽车,每人开一小时,下午是学习理论,汽车的构造啊,更换轮胎啊,雨雪天气装防滑链啊之类。唯独不教修理——美国人有个道理,学驾驶的不教修理,修理需要花很多时间,有专门的修理学校。中印公路开通,现在急需派上用场,来不及教修理。
        训练时,四个人一辆车,回国以后两个人一辆车。训练场很大,一个美国教官,四个美国军士,另外配备中国助教,一辆车一个。一辆车坐四个人,一个学员坐驾驶位上学,副驾驶是中国助教或美国教官,三个学员坐后面。美国人自己有个吉普车,在训练场上来回穿梭,监督教学情况。
        美国人训练跟中国人不同,教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了没有多余的话,几点钟开始、结束,非常准时。这对我们也很有影响。美国教官说英语,中国的翻译和美国人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大学生,待遇很好,跟美国人差不多。
        英国人负责后勤给养、伙食服装。汽车团的伙食还不错,饭菜都很齐全,荤素皆有,以牛肉、包心菜居多。每天车子把菜拖过来,由各个连队自己做,大家轮流烧饭。我年纪小,也不会做饭,就跟着连里的老大哥打打下手。美国人、英国人的标准是另外一套,行军时候吃的就不同,一个大纸盒子,里面有白糖、香烟、饼干、口香糖、乳酪等。部队里崇美气氛较重,大家都很喜欢美国的东西。我们平时和美国人私下往来也不多,美国人也不喜欢和我们拉拉扯扯。
       当地印度人很多,印度天气炎热,人们也懒洋洋的,劳动的不多。据说中国驻印军未到以前,当地华侨受印度人欺负,我们去了以后,情况有所好转。这也说明国家不能贫弱,不仅帝国主义欺负,别的国家也欺负。
我们平时训练,在军营里出不去,只有礼拜天两个小时,到附近小镇上转一转,休息一天,上午是内务检查、评比,下午则休息。
        我们队里也有美国人驾驶车,美国人特别是黑人驾驶员,都有十几年的驾龄,开车速度很快,我们学员都没有几个小时的驾驶经验,差距很大。我在连队里岁数最小,开车成绩是数一数二的,和美国人开车,我紧跟在后面,一点都不落下。
        有一回在山区,有一辆车不知什么原因翻下山谷。美国人来一看,车不要了。我们当时就奇怪,崭新的汽车,上面装满了物资,怎么就不要了?但是你一想,如果在挽救这一辆车,需要花多打的人力、物力,美国人不干这个事情,人没有损失,车子就不要了。美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当然,美国人有本钱不要。
         在和美国人相处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体会,美国人做事目标非常明确。干什么就是什么,很讲究效率,没有多话。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中国人到哪里,互相敬香烟,美国人不会,都是自己抽自己的。和美国人相处时间不长,但是学到很多东西,两国文化不一样,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在学习过程中,我还出过一次事故,轧死一头猪。我到了印度农村,开的是训练车,路旁有一头猪,当我车子开过来时,猪忽然横穿马路,我刹车刹不住,直接从猪身上轧过去。美国人处理这件事非常干净利落,轧死一头猪要像我们国家,马上很多人要围观、起哄,有人过来围观,美国人马上赶走他们。我就很奇怪,村民根本就不问,原来美国人和当地早就签好合同,如果轧死一头猪,大猪、小猪还是什么,按价格赔偿,都是比较优惠的。所以印度人无所谓。轧死以后,教官来现场看,分清责任,一句多话都没有,事后也没有什么总结经验,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故发生以后,你自己就有体会了,应该怎么样,不需要多话。实际上我内心印象非常深刻,好几天不敢开车,自然也不用再去讨论将来怎么样去改正。
        兰姆伽训练结束后,就准备回国。一团结束的早,有一部分学员被派往加尔各答等地,短途送货。我们二团则一直处于训练状态。兰姆伽是中印公路的起点,是丛林之间开辟的道路,我们曾经到原始森林里去过,驻扎的帐篷后面就是原始森林,进去就很难出来。原始森林里蚊虫极多,一旦叮咬,很有可能发疟疾,美国人为此准备了很多药品。在部队里也和国内通过信,父亲已经去世,和哥哥通过几次信,寄到西安一般需要个把礼拜。
        汽车团陆陆续续分批回国,1945年7月,我们开着卡车沿着中印公路一起回国,从雷多开到昆明。部队里头一天说要回国,大伙儿很高兴,第二天一早起来,把行李整理好,吃过早饭,汽车早已停在外面,两个人一辆车(两个人轮流开),按照次序开回国,路上速度很慢,每天只驾驶几小时,车上油、水、粮食都已备足,睡觉则在车厢上或车厢底下,垫一块油布,历时十四天到达终点。
        路上还出了一次事故。车队开入国内的滇缅公路,天下大雨,道路很滑,行到要拐弯处,我前面的一辆拖车拐弯拐的急了,车一打滑,他的车没有翻,后面的拖车翻了,把整个路面挡住了,一面是山,一面是下坡,中间是汽车。我就紧跟在后面,刚转过弯,就看到这个情景,向左就是撞山,向前就是撞车,电光火石之间,也来不及思索,只有向右一转,整辆车直接就滑下坡了。我的车子已经刹住了,可是路很滑,一直向前滑行,旁边的副驾驶情急之下跳车,我没办法跟着跳,心想这下完了,连人带车一起翻坡。还好,下面是稻田,不是山沟。几分钟以后,我感觉没有太大问题,四肢能动,挣扎着爬起来,随后美国人来了,用吊车把车子救回来。
        回到昆明,车停在停车场,我们被安排在当地苗族老百姓家中。后来,部队发了一批新车,我很快就离开了,我的战友则在云贵之间开车运货。
        8月15日晚上,我们还驻扎在昆明郊区一个小山坡上,那天晚上,昆明方向灯火通明,锣鼓声、人声沸腾,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第二天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投降了,大家欢呼跳跃,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离开云南以前,昆明还发生一件大事,龙云被迫下台,大批坦克车自东向西,一辆一辆地开往市区。龙云下台的消息传来,我们拍手欢庆,因为我们对他没有好感。当初刚到曲靖时,连长就打招呼,说:“你们在路上碰到龙云的部队,就给我离远一点,不要惹他,你惹不起!”我们心里对龙云印象很不好,认为他飞扬跋扈。另外,中央军驻扎云南,驻扎地点需要龙云点头。龙云还可以自己发行钞票,如同军阀一般。

四、东北的十个月
        从印度回来,我们处于等待任务中。抗战已然胜利,我对国家尽忠自然结束,自古讲忠孝两全,我还剩下尽孝的任务,父亲的骨灰寄存在昆明,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把父亲的骨灰接出来,送回南通老家。
        家中来信,说老家人在江苏,来昆明是不现实的,你在昆明想办法把父亲的骨灰带回来。我一个当兵的,开着汽车,骨灰是没办法带的,只有离开部队。连长很同情我,说:“你走就走吧,但是你要把服装留下来,新来的人好有衣服。”我离开不算退役——退役要办手续。
        日本投降,后方的人都要回家,交通十分紧张,车票、船票都很难买到。我有个亲戚,在杜聿明的昆明司令部工作,杜聿明要调往东北,整个司令部跟着一起去。他说:“你跟着我们一起吧,我们到东北要经过上海,你到上海不就可以回家了吗?跟我们走,吃住都不要花钱。”我就跟着他上船了,从云南出发,经过广西到越南海防,一周以后,登上美国的运输船,这一批好几艘船,坐的都是司令部、特务团、汽车兵的人。结果,中间没有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有很多水雷,从太平洋外海即台湾东侧经过,在上海根本没停,直接到了东北,在葫芦岛登陆。此时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锦州,我们随即进驻锦州。在那里前后十个月。
        到了东北正是天寒地冻,当务之急是解决吃穿问题,我于是参加了新成立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侨事务处工作,管理韩国侨民,韩侨处属于新成立机构,只有一个处长王逸曙(原名金弘壹),无其他人员。这个处长来头不小,是入籍中国的韩侨,和韩国流亡政府主席金九是拜把兄弟,云南讲武堂毕业,青年军总监部的少将参谋处长。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意为“逃逸出来的曙光”。杜聿明说东北有很多韩国侨民,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旁人就介绍了他过来。
        东北当地有很多韩国侨民,与日本侨俘须遣返回国不同,韩国侨民和我们中国人属于统一战线。东北的韩侨有很多问题。他们有很多财产,有的是敌伪财产,需要没收;有的是他们自己的,需要保护。还有治安问题,韩侨有贩毒行为,和当地人民纠纷不断,这些都需要我们管理。
        韩侨处总共只有七个人,对于韩侨的财产问题很难解决,一般都是以长官部名义收发公文,至于问题解决不解决,就只有天晓得了。对于韩侨的违法犯罪,一经发现,都会抓起来,送到警察局。韩侨和本地农民的有很多土地纠纷、水源灌溉问题,在日占时期,韩侨就已经生活在此,这些纠纷往往很难调解。我们后来在各地成立韩国侨民会,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内部纠纷自己协调,解决不了的事情,再由我们出面。这个办法很好,省了很多麻烦。
苏军撤退以后,我们搬到了沈阳。我在207师的同学吕志孔正在四平参战,给我来信说,没上前线打仗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感觉子弹就在头上飞,头也不敢抬,以后眼睛打红了,就无所谓,豁出去干了。吕志孔四平战役以后从部队退伍,考上了西北大学,解放以后在新疆水利厅工作。
        1946年8月,我考取东北的一所大学,我就准备离开长官部上学。同年八九月之间,王逸曙将要回国,韩侨处事务无着,侨民问题属于外交问题,放在长官部不合适,王逸曙建议移交给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蒋经国),杜聿明也表示赞成。于是将韩侨处撤销,并到特派员公署。
        此时,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转到特派员公署;留在长官部;回家。回家则发放遣散费,不到一年者发三个月,两年者发四个月。我决定回乡上学。处长王逸曙对我很好,分别的时候,他赠送我五千元,资助我学费。王逸曙此行回国是准备担任要职的,金九在韩国参加总统竞选,邀请王逸曙回国,据说是内定他为参谋总长。结果李承晚上台,最后安排他为韩国军官学校校长,以后又担任过韩国驻台湾的“大使”。
        我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实际上只有八个月,这八个月的生活体验,比我在印度当兵还要多。当兵很单纯,就是开汽车,除了“三操两讲”,没有其他内容。在东北,我接触了很多东西。国民党为什么在东北失败,我有些自己的体会。虽然那时候我还小,很多东西不懂,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当时到东北的国民党部队,都是精锐,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能打的,都是美式配备,开始的时候一路过关斩将,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国民党每到一个地方,占领以后要分兵把手,要维持交通线,原来的战斗部队变成防守部队。以后要调部队去,蒋介石就没有部队可调了。国民党和日军不同,日军占领一个城市以后,实际上城中日军数量很少,小地方最多一个排,但是兵力很集中。国民党在东北则不一样,兵力分散。
        第二个,伪满洲兵国民党没有用。我在长官部里,办公室对面就有个部门专门收编伪满部队的,他们做些什么事?每个月去验收一下,看看你有多少人,是不是满员,给你发钱,其他的就不管了。对伪满部队不收编,不信任。伪满部队不管怎么样,还是经过训练的,战斗力还是强的。
        第三个,八年抗战,国民党整个下层军官都很苦,军队生活很苦,打仗调来调去。到东北去以后,待遇提高了。当时东北用的币子和关内不一样,用的是流通券,部队作为胜利者开进东北,就好比解放初期,女青年都愿意嫁给军人,嫁给胜利之师。东北刚收复,很多人失业,经济困难,国军来了,大家都想办法嫁给基层军官。基层军官有了家以后,你说还有战斗力吗?我碰到一些人,他在前方,抽空回来了,前方情况紧急了再去,这样能打仗吗?军队的战斗力无形中削弱了,有了家庭不想打仗了。这一点我是根据自己在下层的接触观察到的。
        还有一点,长官部本身的工作效率非常差。我当然不是在机要部门,长官部的指挥系统不大清楚。但是从我的部门上面的批示,就可以看得出来乱得很。我的单位是管理韩侨事务的,前面也提到韩侨实际上是外交部门管理的,当时没有外交部门,所以长官部什么都管。民政也好,军事也好,什么都管,指挥系统就分散了。我们上面的呈文,杜聿明也批,参谋长也批,副参谋长也批,这个怎么行呢?也没有明确分工,什么事情应该谁管。一些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杜聿明也管,很乱。此外,内部机构太大。原来按照美军的编制,是八大处,到了东北以后,东北行辕没到,长官部掌管一切,省政府的事情也管,各县县长、专员任命,都是长官部的事情。权力也很膨胀,管理的事情也多,他怎么能指挥打仗?在东北我就有这种感觉,部队怎么可以这样子。
        在东北,我在长官部办公楼的最高层。那时候经常开军事会议,孙立人、廖耀湘都见到过,都在一个楼上。会议室很简单,开会就来,开完会就散。这些将军威武得很,当然我和他们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在一个楼层上见到过。杜聿明生病回来,召集长官部各级官员、将领讲话,对大家在他养病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也参加了,站在距离主席台最近的前排。杜聿明开口第一句话:“幕僚们,你们辛苦了!”我在韩侨处模仿杜聿明的签名,极其神似,同事们都以为是真的,不过实际中从来没敢仿写过。
        从那时候我就看出来,军队打仗的防止情报泄露是非常重要的,长官部非常乱,随便一个人到长官部,几个人介绍一下,考个试,觉得不错,就来吧,没有审查。我在机要室,就曾看到攻打张家口的作战地图挂在那里,最后要拿到南京去请示,我都能看到,这说明国民党对这些军事机密防备非常松懈。
        最后一点,国民党的派系很深。长官部刚去的时候,东北行辕在北平,长官部有什么事情,自己能决定的就决定了,不能决定的就直接请示南京。我快走的时候,东北行辕从北平搬到沈阳。行辕是长官部上级,杜聿明很多事情都要请示熊式辉。行辕未到时,东北是杜聿明说了算,东北九省省主席都听命于杜聿明,有什么事直接请示南京。行辕到了,杜聿明遇事要向行辕请示,长官部的大小将领不服气,彼此关系很紧张。长官部很多人就很不服气,你算什么,我们拼死拼活,你来指手画脚。两个司令部两栋大楼,中间有一个过道,都相通的,应该是很密切的,却是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说,国民党失败,有大的原因,也有小的原因。

五、从农业技术员到淮安政协
        1946年10月,我离开东北,送父亲的骨灰回老家,安葬于平漕。我还准备回东北复学,东北打得很激烈,家里不让回去。南通老家也有大学,我就没有再回东北继续上大学,转而就读于南通学院(今南通大学)。
        我一开始学的是经济,解放以后,农业经济还没有成为系统,旧的农业经济学不适应新的形势,我觉得学的那一套跟新中国不适合,所以改学农艺化学。农艺化学对我很不大适合,那时候也有医学院,我也可以选择医学,但是医学专业时间比较长,五年,还要实习一年,一共六年,我的家庭经济也不允许。于是,我就选择了农艺化学,实际上农艺化学对我来讲还是很吃力的。我前面提到,一年级、六年级没上过,初中也没很好上过,高中读了一个月,就去参军了,等于没读高中,农艺化学属于工科,我原来学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理科基础实际很差。但是我觉得,农艺化学技术性很强,讲的是新中国的农业,学习很有用处。
        1951年,我大学毕业,被安排在扬州的苏北农业实验场(今扬州农科所)工作,主要做农业试验,施肥、培肥、开辟肥源等等。1953年,苏南苏北合并,实验场撤销,一部分转到南京、苏州,单位想让我留在扬州,或者去盐城、徐州,我不想留,也不想去苏北,同人事处交涉,最终同意我去苏州,到苏南农业实验场工作。
        在学校里,我的基础很差很差。参加了工作,我也知道自己技术不行,只有从头开始学习,主要还是自己摸索、学习。当时人才比较少,老专家对于我们这样年轻人很好,你只要肯学,肯虚心请教,他们会耐心帮助你。所以工作中有机会,机会比较多,因为没有什么人,什么事情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去吧,有的是学习的机会。在实践中慢慢地提高。之后,我也慢慢地做到了研究员。
        我解放以后的经历,跟一般老兵还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以学生的身份参加工作,不是国军兵源或者起义人员身份,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的那一段经历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的,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冲击。就是“镇反”的时候,也过去了。如果是从军队里直接过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人直接回去了,或者下放了。
        到庐山会议以后不同了,内部反右倾,大批干部受到影响。1958年,单位正在开展反右,我是第二名,第一名已经被打倒,我是候补。大会刚批判过我,正好赶上春节,批判中途结束,春节一过,我又要登台受批。领导对我不错,对我说:“淮阴那边要人,你去吧!”
        我满口应承:“好,我去!”
        心照不宣啊,原来调我徐州、盐城都不愿意去,这次却主动同意去淮阴。
        在苏南的时候,领导对我言听计从,也很重用我。我提出两条意见都被采纳了:一、我提议农业科研单位要用技工,不能让技术员也做工人的事情,技术员要集中精力做研究;二、开展盆栽试验,当时只有中科院、江苏省农科院等大型机关才有,这两条意见都被采纳了。
        在淮阴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了。我做田间实验,需要土壤平整的地方,否则会影响实验的结果,但是别人看不惯,反对我的意见。
        淮阴的领导也有自己的想法,认为这里木质容易冻坏,黑色的东西可以吸热,锅灰可以吸热,防止冻坏,要求我们实验。设想是不错,可是锅灰能有多少?到了年终,领导问:“锅灰实验结果怎么样啦?”
        “没做。”
        “我布置的任务怎么不做呢?”
        “不是不做,而是没有实用价值。”
        “大跃进”的时候,我到淮阴农村调查。农村没有肥料,两百斤的亩产都很困难,丰产最多在四百斤,社会上说亩产有千斤,领导要求拿出一个施肥计划,我说拿不出来。后来省里派人来,计算五千斤稻草需要吸收多少氮磷钾含量,肥料利用率等,最后决定,就要求这么做!你也不能不做,你不做就是右倾,是保守。
        1960年,我和很多干部被下放到涟水,在农科所当技术员,每月照领工资,但无事可做。涟水盐碱地多,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做:“产量翻三番,不过百斤关。”可见这里粮食产量之少。
        这个下放到县里的时候,单位的业务全部是我负责,当时我连个股长的头衔都没有,叫做“业务负责人”。我在涟水属于“内控”,属于敌人范畴,属于没有捅破窗户纸的敌人,不加薪、不提干。对于内控的事,我并不知情。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说我是特务,要把我打成敌人,需要定罪名,我不承认,就刨档案,一看组织部门的档案,档案说一般历史问题,交待的历史问题都查清楚了。把我的档案翻出来,我才知道我是内控,可以叫我工作,但是不提拔,不任职,不加薪。造反派说没有查清楚的就有问题,给我定罪名为特务,判了三年,关进五七干校,对我进行监督劳动,打扫厕所、运粪、赤脚下地的活,都是我干。幸运的是,我没有下放农村。三年以后,即1972年,把我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没有撤销特务帽子,也没有平反,回原单位农科所,原职原薪。
        “文革”以后,算是纠正了,我的情况也改变了。1980年,我调到淮阴地区农科所,担土肥组组长,后来改为研究室。
        1983年的一天,单位领导来通知我,说:“你明天早上准时坐车到南京去开会。”
        我说:“田里还有事情,明天不行。”
        “你非去不可,明天汽车停在单位门外,你一定要准时去。”
        第二天下午到了南京,领到表格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当了省政协委员了。
        当时淮阴的党外人士只有七个,两个宗教人士,两个教育界人士,一个农民,一个科学界的。我很奇怪为什么会选为政协委员,别人问我:“老邵啊,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淮阴市政协成立,需要党外人士,当时考察对象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时刚当选省政协委员,所以被选为淮阴市政协副秘书长。我还是省政协委员淮阴联系组的组长,每一季度活动一次,活动一次写一次报告。我被选为政协委员,离开农业岗位,后来成为市民盟副主任委员,转变为统战系统了。到了新系统以后,我有什么优势呢,我的经历比较广泛,接触了很多人,视野比较开阔,在参政议政方面我还是有自己的优点所在。所以在政协了我比较认真,还做了学习组长,每一年办几次学习班,召集厅级干部学习。我没有思想包袱,有的人走过来以后,就萎靡了,倒下了。
        虽被选为省政协委员,但我并不想当,很多人都是我敬重的老师、前辈,都是各行各业的代表,我肚子里没有货,根本不敢发言,心想还是辞职不干好了。但是转念一想,怎么这么孬种呢,坚持干下去吧,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说过自己不行。
        刚当委员那会,我也不会写提案,各地方都有代表发言,唯独淮阴没有。政协主席说:“我们淮阴也要有人发言呀,老邵,你说说。”
        我说:“我发什么言呢,也没那个水平。”
        “那不行,这样吧,这里有一份材料,你照这个材料写一份。”
        这个材料是讲全省的,并不是讲淮阴的,最后照搬硬套,写了一份材料交上去。当时政协提案材料分为三种:好的直接大会发言;其次的书面发言;再次是简报上登出。还不错,我的材料是书面发言。我回来认真总结,第二年再写提案,还是书面发言。第三年,选中了,排在个人发言的第一位。写的材料叫《从淮阴看农业发展的潜在危机》。农业实施承包以后,产量迅速上升,解决了温饱问题,取得的成绩很大,我提交的是“潜在的危机”,有人告诉我:“你怎么写这个题目?”
        我说:“不错不错,我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于是说我要拿回来,稿子要修改一下,给我的答复是已经交上去了。发言的时候,我紧张的一塌糊涂,没想到,大会上一炮打响,以后连续三次大会发言。
        1985年,我和南京师范大学的李旭旦教授合作,李教授当时承担了一个大课题,对江苏境内的黄河故道进行调查研究,我听说以后主动联系他,给了我一千块,我提交了我的研究报告:《黄河故道果园土壤主要养分含量及果树的营养状况》,被收入《江苏省黄河故道综合考擦报告》一书中,以《南京师大学报专辑》方式出版。
        1997年,我年届七十,退休。到了政协以后,我年龄也大了,也脱离农业多年,一直搞民主党派工作,到七十岁退休。我有个体验,还是早一点退休好,一方面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七十岁,你的脑力、心力都已衰退,办事能力和效率都差了,记忆力、理解力和分析判断力都差了,不能把工作做好。我回来以后,再搞科研就搞不下去了,科研要对新鲜事物特别敏感,观察细节非常入微,一点差异你就要看出来,精力不济,差一点你就看不出来,但是科学研究差一点都不行。第二个,人生那到了时候该休息就休息,不要死抓住权力不放,享受享受家庭生活,把子女教育搞好,对不对?现在的家庭教育是个薄弱环节,家庭教育放松了,跟社会随大流,我之所以经历这么多,没犯错误,就是因为我当兵,见得多。
        回顾我的一生,对我的所作所为从没有过后悔,因为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我自己决定、自己做的选择。很多时候,在历史潮流下,是大势所趋,没有所谓对错之分。知足常乐,安享晚年,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