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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朱小仲:百岁黄埔老人的世纪回眸

        我生于1917年11月18日,百岁老人了。世纪人生,虽谈不上轰轰烈烈,也算有一番经历,其中得与失、顺与逆、错与对都有过,这也是一个平凡革命者在所难免。但无悔一生,我应是做到了。如今,体力不行,头脑尚可,回想往昔亲历,清晰如初,当年患难战友,大多仙逝,但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仍在我心中,磨灭不了。希望我的世纪回顾和反思,能给儿孙们留下有益的人生借鉴。
身在黄埔 心向延安
        我出生在广东梅县雁洋镇桥溪村。桥溪村坐落在五指峰背的山坳尽头,风景秀丽,但山多田少,土地贫瘠。我家只有薄田二三分,为生计,我父亲、大伯、三叔都到梅县城当店员,母亲和婶子则以针线活帮补家用。我四叔季炜,读书勒奋,考取了官费留学,就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与不少梅县人一样,我父兄弟三人后来也远渡南洋谋生。不幸的是,三人竟然在五年内先后去世。那时我才小学二年级。顿失依靠,我家只好搬回偏僻贫困的桥溪村。我母亲是典型的客家妇女,胼手砥足,上侍家婆,下育幼子,家境十分艰难。我在勉强读到高一就辍学了。当时,母亲想让我到县城当店员。我在丙村中学时喜爱读书,受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文学影响,希望继续求学,使自己能成为一个更有文化的人,便离开了家乡,寻觅人生出路,辗转汕头、广州,考入了公费的燕塘军校。
        1935年,我冒充高中毕业生,考入了陈济棠在广州开办的公费学校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塘军校”)。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为陈济棠所创,他自任校长。军校招收高中毕业生。陈济棠委派当盐运官的兄长陈维周选拔学生。考生要面试和笔试,面试考察体格,笔试考核政治。陈济棠又让陈维周亲自面试。当时的面试情形,我仍记忆犹新,《三国演义》中魏延有个“反骨”。陈济棠很迷信,面试时,要他哥哥亲自摸一下考生的脑后勺,看有没有“反骨”。我算走运,没被摸出有“反骨”,被录取。
        1936年“两广事件”后,陈济棠下野,燕塘军校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蒋介石自任校长。我成为了黄埔军校第12期学生,就读经理科,经理科是培养军需后勤官的专业。
        在军校的生活训练十分严格,与军校的其他学生一样,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要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我还记得学校当年请了著名进步人士漆琪生教授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宣传进步思想,令我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
校内,秉持不同思想的同学之间斗争很激烈,当时在学校里,宣传所谓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将专制与独裁显露无遗,与青年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格格不入。正是现实的黑暗腐败让那一代青年苦闷彷徨,延安是我们这些追求民主进步的年轻人心中的革命圣地。一封号召去延安的信,让我下了决心,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投入共产党的行列中去。
        在广州分校读书期间,我的一位梅县同乡邓坛祥是步科学生,因为在晚自修时偷看共产党书籍被发现退学了。投奔延安的邓坛祥,给我写来一封信,邀我到延安去。不料这封信被学校截下。校方先后两次派人检查我的行李和信件。后来,一位开明的指导员把这件事透露给我。当时国共关系并不紧张,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毕业留校,分配到一个中队任经理员,中队长要我为他弄钱,被我严词拒绝,此后对我诸多刁难。本来我就对军校派系林立、官员贪污的状况不满,早已萌生去意。这个中队长的所为,火上浇油,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国民党。我向学校请长假,想借机前往延安。不料当时主管校务的副校长陈芝馨不同意,我不得不继续留在学校。
        没过多久,陈芝馨意外在广东三水沉船而亡,韩汉英接替了陈芝馨的职务,之后学校很快就同意了我的长假请求。
        1938年8月,我离开军校来到广州,找不到途径去延安,找工作也毫无头绪,经中学同学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同年10月,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后,广州面临沦陷。经“抗先”的介绍,我参加了广东省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总队。
        “抗先”的同志安排我以高中毕业考大学的身份,进入省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总队。当时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谁去查核呢?在连县训练3个月后,“抗先”组织我们去韶关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5大队,我先是队员,后任区队副。大队后来因队内共产党员暴露,1940年4月奉命结束。“抗先”结束后,我响应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在莫雄的部队开始了长达5年的地下工作。
投身抗战 潜伏五年
        抗战时期,党派我到莫雄部队工作。莫雄的部队“北江挺进纵队”(简称“挺二”)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地方杂牌军,拥有5个大队,1个中队,军官士兵的素质很低,用莫雄的话来说,那是“乌七八糟的杂烩”。莫雄,英德县人,家境贫寒,行伍出身,在广东北江一带享有名望,号称“莫大哥”。他16岁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但不为蒋介石器重,他对蒋介石的削弱地方势力、排斥异己政策不满,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也表现消极。1935年,他任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参加了庐山“剿共”会议,会后他冒着极大风险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交给潜伏在司令部的中共特科党员项与年,由项与年送党中央。
        当时,中共北江特委(简称“北特”)书记黄松坚是莫雄部队统战工作的直接领导人。黄松坚,广西壮族人,是大革命时期广西红7军的师长,有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在广东北江地下党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党内尊称他为“家长”。黄松坚给我们“挺二”地下党下达了三项任务:第一、莫雄部队的改造,把这支低素质的国民党地方杂牌军,改造成为有爱国意识的抗日军队,同时抓住机会组建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第二、开展情报工作,使莫雄部队中的地下党成为北江特委的“瞭望哨”;第三、为北江特委筹措经费。黄松坚指出,要做好“挺二”的工作,关键是要对莫雄有个正确的认识,做好莫雄的工作。他认为,莫雄爱国反蒋,是我党的朋友,这是大节。在黄松坚的领导下,我们在“挺二”坚持工作长达5年之久,不但与莫雄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也顺利完成了我党北江特委下达的任务。
        在“挺二”的5年,让我最难忘的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黄桐华。黄桐华,梅县人,原是农工党(外界称第三党)的成员,在莫雄部队担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1年,由我和林名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一位很有能力的革命家。黄桐华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保障工作顺利安全推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获得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并以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公开身份有力地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莫雄向中共广东省委提出派一批共产党员帮助建设部队的要求。“北特”在这5年中先后派出了一批党员到“挺二”工作,地下党支部也在“挺二”发展了一批党员,支部成员先后共有80人左右。我当时是党支部书记。地下党的成员多数出任“挺二”大、中队的政治指导员,也有从事其他政治工作的。他们积极工作,充分发挥了我党政治工作的优势,提高了官兵的素质,一扫旧军队乌七八糟的习气,部队的面貌得到一定程度改善。部队改造的成效,让莫雄十分满意。
        1942年,经黄桐华向莫雄提议,我担任莫雄的情报参谋,掌握电报密码。在明知道我是地下党员的情况下,莫雄仍将标明“莫雄亲译”的电报交由我翻译,可以看出,莫雄对于共产党是十分信任的。我们也为北江特委源源不断地提供重要情报,有效地发挥了“瞭望哨”的作用。
        1943年,我和一些地下党员一起到清远搜集铁路沿线的日伪情报。当时,清远石角区有个“维持会”伪军联防大队长钟罗,抗战初期参加了共产党,1939年被捕入狱。钟罗被莫雄保释出狱后就与党组织断绝了关系。1944年春,清远石角区沦陷后,钟罗当了汉奸。“北特”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后认为,钟罗虽然是汉奸,但长期未发现他有出卖同志的罪行,有争取利用的可能。在黄桐华征得了莫雄的同意后,由我率领一个精悍的小组,持莫雄亲笔手书前往敌占区石角,秘密见了钟罗,主要的交谈是有关敌伪目前的动态,最后要他及时提供敌伪的情报。此后,他多次给我们提供过敌伪的情报。
        党支部还创办一份叫做《精进》的报纸,作为我地下党宣传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阵地。报纸也经常发表有关莫雄的讲话稿。莫雄在“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每篇必登。他的讲话很有特色,所涉题材广泛丰富,有政治、经济、军事,也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讲话最大特点是实话实说,敢于抨击时政,也不避对中共和苏联的称赞。《精进》报发表莫将军的讲话,实际上也为他在军内外树立了一位爱国民主开明将军的形象。莫雄对此引以为荣。
        为了宣传莫雄及部队,我们组织了一个命名为“昂”队的篮球队(莫雄的别字中有个昂字),这个篮球队由黄桐华为队长,莫雄的公子为副队长,我以秘书和候补队员的身份参加。球队到防区内的驻军、机关、中学等比赛,逢战必胜,不仅技术高超、球风也非常好。人们绝没有想到一个地方杂牌球队竟然能有这样的水平,大家认为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培养不出这样优秀的球队。莫雄得了面子,异常高兴,设宴慰劳载誉归来的全体人员。
        1944年,我们争取了莫将军,同意给我们三支部队的番号第4大队、第9中队和特务第2中队(这些部队后来都编入东江纵队、珠江纵队),但不给编制,这些部队是靠英德、清远的地下党组织起来的。驻清远县城的第5中队是莫雄的骨干队伍。中队长调出后,征得莫将军同意,我们调作战参谋杜国栋(共产党员)去任中队长,我以参谋身份去抓党的工作。还派去一批中小队军政干部,清洗了一批兵痞,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一支素质较好的队伍。
        1945年4月间,国民党粤桂边区总指挥古鼎华从翁源给莫雄发来电报,要求派人护送他回阳山驻地。莫雄对这位既是顶头上司又是朋友的要求,很感为难。他知道从粤汉线东面到西边,先要经东江纵队和北江支队的活动地区,还要通过日寇封锁线,此行风险大,但不答应也不好。莫雄找黄桐华商量,黄桐华满口答应,说可以考虑一个妥善的办法,让古安全回来。桐华便和我一起去找黄松坚。我们一致认为,古鼎华不属顽固派,为了抗日,也为了帮助莫雄,可以由我们派人前去接应,要驻英东的“挺二”第4大队长陈仁畿护送他过日寇封锁线。并决定派我以参谋的身份前去联系并护送。事后,古鼎华在莫雄为他设的宴席上,对莫雄帮了大忙一再表示谢意。莫雄得了面子,很是高兴。
        1945年4月间,第5中队和第9中队夜袭驻清远县城的日伪军,摧毁了日军两个碉堡,击毙日伪军10多人(内有军曹一人),缴获军用物资一批。不幸的是第9中队长老红军赖德林英勇牺牲。这次战斗胜利影响很大,第5中队和第9中队是莫雄部队成立以来第一次受到莫雄嘉奖的两个中队。
        1945年夏,国民党战区余汉谋向莫雄发电报,命令“挺二”去攻打在英德活动的共产党东江纵队西北支队。莫雄很感为难,不执行,是违抗军令;执行,既影响与中共的朋友关系,也会使部队损兵折将,于是便把该任务交给黄桐华办。这份电报便经由我手,随后告知黄松坚,由黄松坚亲自策划,黄桐华率队演了一场假打西北支队的戏,放冷枪,搞军事巡逻。不仅完成了余汉谋给莫雄下达的任务,而且双方没有损耗一兵一卒。
        我们5中队和9中队夜袭清远日伪军的战斗,国民党报章也作了报道,但驻清远的国民党别动军凭着反共专业户的嗅觉,认为这两个中队可能是“白皮红心”的,由于一般人都认为主动打日本的多属中共的部队,于是制造多次摩擦,第9中队对别动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别动军作恶多端,搞曲线救国,在沦陷区穿伪军衣服,在蒋管区穿国民党军服。经“北特”批准,第9中队严惩了全副美式武装的别动军部队。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盛传第9中队和第5中队是“八字脚”(指中共的共字)。“北特”研究决定,为了避免影响莫雄,第5、第9中队不适宜再挂“挺二”番号,于是将这两中队合并为我党的“广东西北区抗日同盟军大队”,何俊才为大队长,我为政委。
献身革命 忠孝难全
         由于1946年6月底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后,无法给家里捎带音讯,对于母亲,我至今仍感愧疚。1949年初,我奉命从山东乘船南下香港,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母亲和大哥。母子相逢,悲喜交集,我深情地问了一声:“妈,您好吧?”母亲说:“如果靠你啊,我早饿死了。”当时我很明白,母亲不是责怪自己不顾家,只是一种牵肠挂肚的慈母之心的流露。我不应该串通大哥欺骗母亲,说要去外省做生意。但在当时,共产党员都一样,忠孝不能两全,只好舍小家,保大家。
         解放后,我对母亲说:“父亲去世时,你才30出头,为什么你没有再婚?”她以沉重的语气说:“要不是有你两兄弟,我早出家做尼姑去了!”我震动了,深切地感到母亲为我们兄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领悟到伟大的母爱。
         我在港期间,见到原北江特委书记,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黄松坚。他要求我大哥朱德明(朱新发,时任广东省银行广州市河南办事处主任)在广州解放时配合接收工作,保护国家财产,安定员工情绪。我大哥朱德明在这之前,已奉广东省银行总行之命,准备撤往香港,并在香港租了房子,部分行李也运到了香港。他出于对我这个弟弟的感情和信任,以及对我党多少有一些了解,当时就接受了任务。从那以后,地下党派人与他联系,开展工作。我党北江游击队到广州转运物资的同志也曾在我大哥家中落脚。我的堂妹朱云自小由我母亲抚养,我们视如亲妹,在家乡受到共产党影响,曾想当游击队员,后来,随我母亲移居广州大哥家中。我介绍她到北江第一支队参加革命,在部队任卫生员。由于她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工作出色,入伍不久即加入了共产党。
        我大哥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一事,解放后,原地下党没有把情况向他的单位反映,我大哥为人老实本分,也从未与单位领导和任何人提及此事。所以,一直以来,都被作为旧人员对待。改革开放后,我与老战友到广西南宁看望老上级黄松坚时,谈及我大哥的事情,他笑说,你当年的工作做到家人头上了,又问解放后对我大哥有没有安排。我说了情况后,他说,人家当年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我党工作的,可不能忘记人家为我党做过的好事。然后,他出具了证明,我大哥才得以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
生死考验 磨炼意志
        凡投身于革命事业的人,都要面对一个随时为事业而献身的问题,要置生死于度外。当然,我当时也是这样的,也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1945年7月底,我刚刚脱离莫雄部队不久,任广东西北区同盟军大队政委,随同东江纵队西北支队,从清(远)英(德)边境北上,迎接两王(王震、王首道)部队,准备建立岭南根据地(由于日本投降,两王部队在南下途中奉党中央命令北返)。
        当部队到达英德北部时,由于前方情况不明,支队领导人决定派人到前方了解情况。我提出,前方约20公里处,有一位曾在“挺二”工作过的党员,我可以去找他。于是,我从大队长何俊才那里拿了一个“挺二”谍报员的胸章,带了一个通讯员一起前往。途经英德的太和墟遇到国民党独9旅的便衣队和乡公所来检查,问我们来的路上见到共军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别人都说有,你说没有。于是,就把我们带回乡公所审问。好在审问很简单,如果很详细,两个人,分开来问,就对不上口了。
        他们查问我要到哪里去,办什么事。我说到前面赖屋找赖梅修,谈做生意的事。他们不信,要我写信给赖,我便写了一封信交乡公所的人去送。这时便衣队离开了乡公所。大家在乡公所的气氛较好,谈天说地,因天色已晚,乡公所还招待我们食宿。
        事情出乎意料,乡公所送信人带回赖梅修父亲(士绅、地主)写的信,信中说梅修出远门去了,朱某某是莫雄的参谋,与梅修相熟。我写信给赖梅修是用真实姓名,与胸章上的名字对不上号。他们问为什么名字对不上呢?我跟他半开玩笑,又半带认真地说:“如果你懂得做情报工作,你就懂得这个道理。”他无言以对。赖父的来信很要害的是有这么一句话:“释放与否,悉听尊便。”表明对我的身份和行为有所怀疑。
        第二天一大早,我向乡公所的人告别,他们不放行,说是便衣队和乡公所共同带你进来,现在放你走也要便衣队同意。我心想便衣队的人很鬼,看到赖父的来信,极可能会把我们留下继续查问,其结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坚持要走,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可派人跟我一齐去赖家。最后,乡公所只得同意放我走。我们从乡公所出来回归部队并不顺利,事后知道,部队因敌情关系,原定在北江以西北上改为渡过北江北上,东扑西寻,犹如捉迷藏。幸好有地下党的帮助,最后落脚仁化县长江镇的交通站,由交通站送我到南雄县境内的东江纵队税收站。由于我没有部队的任何证件,费了不少口舌,税站的同志都不答允带我回部队。我最后问税站的同志:“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税站同志茫然,我继续说:“如果我是好人,你们应该带我回去;如果我是坏人,你们更应该抓我回去,你们说是不是?”他们只得同意带我回到东江纵队粤北指挥部。虎口脱险,转危为安。
        经历生死考验,让我对生死看得豁达。我在80岁生日那天写下遗嘱,遗嘱引用了瞿秋白同志一段话:“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与世长辞为真快乐。”征得家人同意,我身后将遗体捐赠给中山医科大学。
桑榆非晚 奋迅示骏
        新中国成立后,我先后在广东、海南和北京等地任职。1957年11月,我从北京交通部调回广东,任省委宣传部教育处处长。1983年,我66岁,超龄6年在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岗位上离休。我奉行的是“离而不休”,为此获得省委组织部颁发的“老有所为”奖。离休后担任较重要的职务有:1984年,担任广东省整党办公室广州巡视组组长,广东省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先后进驻汕头、梅州、韶关市(地)委以及省测绘局;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创办了《源流》杂志,担任杂志社社长。
        198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1985年,广州市也成立了地区性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左洪涛动员我加入。左洪涛在解放战争时期,任粤赣湘边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我是纵队独立团的政治处主任,我们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我当时说,“同期同队的同学在广州的可能不多,入了会作用不大,有负学长的期望。”左老认为,起不起作用,不在于本期本科的同学多少,只要能发扬黄埔精神,就能起作用。就这样,我成为了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
        人生百岁,回忆起往事,真是说不完,数不清,但有一点,当年我这个山村少年,在寻觅人生道路时,投身于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平凡的革命工作中,尽心工作,无愧于岁月,无愧于人生。

       (日期:2017-09-20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朱小仲口述 朱农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