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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叶浅予:香港历险记 —我在抗日期间的一段经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回到香港。这之前,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我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艰苦生活的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100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这套画可以说是大后方的生活实录,住在大后方的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在我看来,都是生活的火花,任其在眼前溜过,毫无反应,未免有失画家的职责。我把这套画带到香港,首先得到同行们的赞许,其次得到出版者的注意,认为可以先办一次展览,然后印刷出版,一新港人耳目。画展在半山腰的某教会会堂举行,以《重庆行》作标题,概括全部内容。等到交付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寇之手,从而搁浅。幸而靠朋友藏好原稿,带到桂林,交还给我。
        画展之后,我在近郊沙田租到一间住房,想在这里画一批画,然后远走新加坡,到那儿去开一次画展,可能的话,就在东南亚放开我的视野,开拓我的新生活。不料迁到沙田没几天,即遇日寇从广州方面向香港进攻,沙田是香港的外围,正处在火线上,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兵,从香港开来准备抵抗。记不得是哪一天晚上,近处听到枪声,我和一户种菜的农民避到近处山脚树林里,嗖嗖的枪弹声从树顶上飞过,有时打着树枝,噼噼啪啪作响。过了一会儿,枪声渐远,紧张的心情才稳定下来。此时天已发白,大家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第二天早晨,和我们夫妇二人一起躲进树林的那一家农民,从家里捧来一锅香喷喷的狗肉,请我们尝尝滋味。我们也就不客气,乐得暖暖肚子。谈到这场战争,我自命是老资格,告诉那农民这是日本人打香港,日本人来了,英国人就得走;我们是大陆来的,是日本的死对头,我们也得逃,但不知逃到哪里去。老乡说,山上有个山尾村,是我在沙田的房东的老家,不妨去躲一躲。我听了他的话,马上回沙田新居。房东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办,我说跟你走。他就带我们上山,一直走到了山尾村。想不到这个荒凉的小山上居然有田地,有村庄。我们安顿下来,庆幸有了藏身的地方,以后再慢慢想办法逃出去。
        待了一段时间我们想,与其在山尾村每天提心吊胆,不如冒一次险,进市里去和朋友们取得联系,也好商量个逃离香港的办法。于是,向房东借了衣服、扁担、菜筐,乔装改扮成菜农,和老人的长子,即我在沙田的房东,一同出发,进九龙去卖菜。
        房东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夫妇下得山来,老远看见日本骑兵拦住几个担菜的妇女,把菜抢去喂了马。我们立即绕道躲开,走上公路,向九龙方向前进。走不多远,遇到一支日本后撤陆军,他们一路走,一路让拉夫为他们肩负抢来的财物。我们三人走过时,正赶上他们就地休息,我们便成了他们现成的猎物。房东先被拉住,其次是我,女的不要。我示意爱莲担菜先走,在远处等我。我察言观色,这些日本兵是想把他们自己身上携带的财物撂给我们代挑,我们若被拉走,不知到何时何地才能放我们回来。我便捧着肚子蹲在地上装病,执意不肯就范;同时示意房东,叫他撂下菜筐向前狂奔。日本兵想追又不敢远追,跑了没几步便折回来。此时带队的日本军官一声吆喝,两个兵只好拔脚归队。我乘势溜之大吉,还把房东撂下的菜也捡了,双挑在肩,赶去和爱莲及房东会合。大家捏着一把汗,直待日本兵走完,才又上路奔向九龙。
        到了九龙,房东先领我们到他的一家小商号休息。吃过了饭,我便开始寻找熟人。第一家找的是一位姓黄的画友,他正在家。看我们这副打扮,知道是从乡下来,便问沙田情况如何。我把山尾村避难情况说了说,问香港那边怎么样,过得了海吗?他说现在局势开始稳定,港九已恢复交通,而且日军已在下令疏散人口,有机会离开香港了。他建议我们在他家住一晚,换换装,明天过海去。
        这天下午我找机会看了看九龙街头的情况。店铺家家关门,街上满是地摊,卖衣服用具的多,卖吃的少,难得有一两个卖粮食的,喊价高得吓人,可见粮食很紧张,怪不得敌人要疏散人口。次日上午我们夫妇二人换上了还算体面的服装,一同过了海。
        港澳之间船行两小时即到。澳门表面上还是葡萄牙殖民地,实际已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统治之下。我们从香港来的八个难民,打着回乡的旗号,领到回乡证,买到票,登上了班车。这班车是辆运货大卡车。上车前,由日寇特务机关把住关口,检查行李和证件。好不容易通过检查站,驶出澳门,进入中山县境,又是一道关口。那是敌军的岗哨,一个日本兵爬上车来东张西望,但只看了几眼,便叫放行,总算顺利通过。我们立刻意识到,已经在日寇占领区旅行,成了沦陷区的顺民了。
        近午离开澳门,傍晚到达石岐,在石岐旅店安顿就绪,我拉了盛舜到街上看看。走到一处十字路口,远远看到一个敌军岗哨,行人走近,必须向他鞠躬行礼,才能通过。中山沦陷已有三年,老百姓对这种显示占领者威风的霸道行径无可奈何,只好人人鞠躬如仪。我们看了一会儿,一股不愿做亡国奴的情绪堵塞胸口,便扭转身返回旅店。
        第二天一早,上了船向北直通西江大河。水程途中,见到一艘敌人运粮船,船后艄的舵篷下,几个日本兵围着一个船娘饮酒调笑,那样子叫人气破肚皮,我们不由问自己,在沦陷区做敌人的顺民行吗?
        到江门,住在一家沿河的旅店。旅店老板为我们每人买到一张“良民证”,准备第二天一早由一位乡长送我们过敌军岗哨。我们八人全是农民或平民打扮,自挑行李,来到西江边上一座山脚下,老远就看见敌军数人在蹦蹦跳跳作欢迎状,使人纳闷。好在事先乡长已嘱咐我们,过关时要受搜查,如有贵重东西要藏得严密些,别让抄走,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在日本兵眼中,我们是一群送礼的人来了,哪得不乐!我身上唯一贵重的东西是那只防水防震的手表,我早已高高戴在胳肢窝下,日本兵搜查时,我两手低低举起,不让敌人摸到,算是逃脱了劫运。但日本兵贪婪,什么值钱的都要,我离香港时从地摊上买来的一套西装就被抢走了;另外,派克牌钢笔他们也要,皮鞋也要,女的首饰当然更要。这一搜刮,每人行李都减少了不少。到鹤山还有一段路要走,对我们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平安走出沦陷区,哪怕搜得精光,也觉得痛快。搜刮完毕,一声令下,放“送礼者”过关。乡长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当然向这位好心的同胞表示由衷的感谢。
        快步离开岗哨,前行几十步后,我们才喘了一口气。一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鹤山镇。进了镇,住进了旅店。人们打听到我们从香港来,便问香港情况。我们如实回答。我们的话很快传到了镇上的政权机关,他们派人来查问,叫我们自报身份,还问我们和重庆的关系。我们照实说,他们不信,怀疑我们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命令把我们看管起来,不准自由行动。罗寄梅比较冷静,宣称他是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不信可以向重庆打长途电话询问。他们一看来头不小,果真打电话向上面请示。重庆证实我们是刚从香港逃出来的文人。于是,我们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去肇庆的关系也搭上了。
        鹤山到肇庆的公路已被破坏,去肇庆必须步行。一路走了两天,早走早投宿,平平安安到达肇庆。肇庆专员颇有雅兴,招待我们游了一次位于对岸的七星岩,还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广东宴席。托他的福,我们八人搭上了去梧州的大拖渡,由梧州转桂平,由桂平转柳州,走的全是水路。在柳州搭上火车,直奔桂林。我们八人,罗寄梅和徐迟一家在柳州和我们分手,赶赴重庆;我们夫妇和盛舜夫妇来到桂林,准备住一段时间再作打算。我在丽泽门里一家老宅中租到二楼一间卧室,与艺术馆的钢琴家石嗣芬为邻。不久之后,爱泼司坦和爱尔赛巧茉莱一对患难夫妻从香港的日本集中营逃出,也来到桂林,我招待他们住到堂屋后面一间小房里。我们三家合请了一个厨娘,小日子过得不错。
        这期间,从香港走出来的朋友陆续来到。两月以后,香港和广州湾通航。桂林的人愈聚愈多,不到半年,形成了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
        我1941年春到1942年秋在桂林住了一年半,画了一套《逃出香港》的组画,共20多幅,连同那套《战时重庆》,在桂林开了个画展。1942年秋,我们离开桂林,走向重庆。
        (摘自《人物》1990年第4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