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其他口述

黄生发:与杨靖宇诀别的时刻

        1938 年11 月5 日,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兵士们、政治工作人员”的致敬电,高度评价了活动在沦陷于敌手的东北地区的抗日联军,称其英勇斗争为“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 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的模范”。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抗联第一路军从1938 年冬到1939 年春,转战长白山区,与二路军联合作战,连续多次冲破了敌人的“围剿”并不断袭击敌人据点,破坏敌军设施等,给日伪军以很大的打击和威慑。
        1939 年入冬以后,我抗联第一路军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日军调集守备队、森林警察、铁路警护队等十余万人,在长白山地区进行“梳篦式”的大“拉网”,“讨伐”抗日队伍。同时,又在农村推行“保甲制”“连坐法”和烧房并屯等政策,隔断人民群众与抗日联军的联系。在艰险考验面前,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变节投敌,成了可耻的叛徒。由于叛徒的出卖,一些游击区和党的领导力量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抗日力量受到严重损失,斗争环境急剧恶化。在这极为困难的日子里,杨靖宇从不畏缩,以超人的胆略指挥部队,顽强战斗。他带领部队在林海雪原穿梭,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有时打伏击,有时远道奔袭。冲出一个重围,又遇另一股敌人堵截。到1940 年1 月底,杨靖宇身边仅剩下我们二十几个人。2月,他带领我们这二十几个人,准备越过濛江的东泊子去联系部队,找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伊俊山,中途因叛徒告密,陷入日伪军的重重包围。在濛江西泊子的大东沟,杨靖宇带着我们左冲右突,日夜拼杀,但始终没有甩掉敌人。这个季节,山林里寒气袭人,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走了一夜,刚甩开敌人,这时幸好飘下一场小雪,把我们的脚印盖上了。天亮以后,杨靖宇高兴地说:“好了,老天爷给我们埋了脚印,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于是,设了岗哨,部队稍作休息。还好,一白天没遇着敌人袭扰。到快落太阳时,机枪副射手和另一名同志换岗时,不慎被敌人发现,他俩用机枪向敌人扫射,我和朱文范在后边掩护,边打边撤,打了一阵,到一个山冈下发现我们一个姓武的传令兵逃跑了。
        我们来到一个砬子下边的山沟里,这里树高林密,不易被敌人发现。这里还靠近一个大“木排”,有几个伐木工人,山道上来往行人很多,树林里炊烟缭绕,虽离敌人不远,却很容易混过敌人的耳目。这时, 我们的帐篷、火炉全丢了,粮食也没有了。我们就靠斧头和锯动手砍树枝,在雪地上搭铺。杨靖宇最爱看书,以前每到一个地方,把一切布置妥当以后,战事不紧,情况允许,他就拿起书看,这些书有从中央红军那里传来的游击战争的小册子,有《孙子兵法》等,有时到吃饭的时候还不放下书本。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书好看了,转战在敌人的夹缝里,都扔了。
        在后来的几天里,杨靖宇患重感冒发高烧,我把一条狗皮褥子铺在地上的树枝上,又找了截木头当枕头,他躺下用力翻翻身,把身子下的树枝压平坦了。杨靖宇说:“还不坏,很舒服。你们也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养足了精神,准备跟敌人斗。”等我醒来,见杨靖宇正坐在火堆旁,一边烤鞋一边看自己的棉裤。我忙过去一看,真糟糕,原来是我给他弄的那堆火,烧着了他身下的松枝,把他的棉裤烧了两个碗口大的洞。我再看看他那双不像样子的鞋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杨司令脚大,穿鞋需要特大号的,现在根据地被破坏,被服厂也没了,我只好用破布条子替他编打成朝鲜式样的布条鞋,凑合着穿。我又忙脱下自己的破棉袄,撕下一块白色里子布。比着棉裤的那两个洞,刚要准备补修,杨靖宇一看不高兴地说:“你怎么撕棉袄?”我站起来指着棉袄说:“你看,缺一块儿是不大好看,可是还有棉裤腰挡风呢,不碍事,补上吧!”缝缝补补杨司令也不外行,一会儿工夫我俩就把棉裤补好了。他用手摸着缝补的地方,微笑着说:“你看,我的本领还不错吧!”我忙着搞吃的时候,杨靖宇跟从二路军来的交通员(一个团级干部)谈起话来。他拿着铅笔聚精会神地往小本上记着,有时还停下来问一问,有时用树枝在雪地上画着,打手势,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时,岗上突然响了一枪,发现敌情。杨靖宇站起来看看,挥着手向我们说:“快进林子。”森林是我们的老家,一进林子,敌人就没办法了。同时,因天黑看不清,和我们遭遇的又不是敌人的大部队,他们也摸不清我们的虚实,所以我们一打,他们也就不追了。这次我和警卫班副班长朱文范在后边掩护,等我俩跟上来时,杨司令一见面就问:“后边还有人没有?”我说:“别人没见,只见二路军的交通员,他的胯骨被打伤了,我们要背他走,他不干,叫我们不要管他,快找你去。”杨司令一听,责备我们说:“这就不对了,快去把他找回来!”于是,派朱文范、聂东华两个人去找交通员,我砍树枝生火取暖。
        一天没吃东西了,实在饿得不行,我从背篼里拿出一块苞米干粮,这是给杨靖宇留的。我递给杨司令,叫他烤烤吃。他两手放在火堆上,看了我一眼说:“就这一点,怎么能让我一个人吃,你把它搞碎煮汤大家喝吧!”
我按他的吩嘱去做,可是身边连个罐头盒子都没有,用什么煮呢?我忽然想起山坡上有一片锅铁, 虽然只能煮几茶缸子水,但总比没有强,就跑去把它找来,用草擦了擦铁锈,装上雪,放在火堆上煮,雪化了,又把那块苞米干粮掰碎放进去,这时候朱文范、聂东华把交通员背回来了。我们十多个人,围着火堆,用一只小勺轮着喝那点苞米干粮煮的稀汤。小勺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谁也不肯多喝一口,都想让杨靖宇多喝一点。可是杨靖宇只喝了两勺,就又把勺子送给了交通员。这时交通员向杨靖宇说:“为了整个部队,你们不要再带我了,我的伤很重,把我留下吧。”起初杨靖宇不肯,最后见他实在不走,情况又紧急,就决定把他暂时留下,在一隐蔽处用树枝搭一个小棚,把他安置好,再给他设法搞些吃的。然后,杨靖宇对交通员说:“同志,你安心在这里隐蔽几天,等我们联系着部队,马上就派人来接你。”交通员紧紧地握住杨司令的手,说:“司令,你走吧,祝你们联系上部队,早日取得胜利!”……扔下战友,我们心里都很难过,可在生与死的战场上,实在是迫不得已啊!
        杨靖宇知道大家的心情,他就像平时那样镇定沉着,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你们看见过海吗? 革命就好比海潮,有时高,有时低。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就‘围剿’我们的红军,可是红军越‘剿’越多。敌人是搞不过我们的。”他略微提高了点声音说:“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牺牲了,还有人继承革命事业。革命总是要成功的!”他这番话,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浑身是劲。是的,不管敌人多么疯狂,只要坚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能胜利!烤了一阵火, 喝了几口汤,我们都有了点精神。杨司令站起来,搓着两手说:“暖和过来了,走,趁黑天翻过山去。”到处是敌人的岗哨,到处是敌人燃起的篝火。我们在大雪中转了半夜,也没翻过一个小山岭去,这时候,不知谁低声向杨司令说:“趁天不亮,还不如往回走呢。”杨靖宇对下级从来不动火。可是这回他像是生气了,严肃地说:“为什么要往回走?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紧呢,还是联系部队的任务要紧?”是啊,我们这些当战士的,有时候只是想到司令的安全,却忘了司令这次出来的任务!而杨靖宇想的却是全军抗日,他要带领部队尽快地冲出去,找伊俊山主任会合。在山上绕了一夜,天亮了,才发现我们又绕回了昨天烤火的地方,靠近木帮旁。木帮工人已开始工作了,森林里响着一片叮叮当当的伐木声。杨司令听见声音,向我说:“去,向工人们买些多余的干粮来。”我和朱文范两人一同下山。走出不远,是一条林中大道, 一些伐木工人正往山上走。我俩站在路边和他们说:“我们是抗联的战士,现在没有吃的,请把你们的干粮卖给我们一点吧!”工人们惊讶地看着我俩,听说是抗联的,立刻有的给一块苞米干粮,有的给个高粱面饼,转眼工夫,就凑了几十斤吃的。我还向工人买来一只铁桶,准备回去当锅用。我俩心里很高兴,正要回林子,又看见走来一个赶马爬犁子的工人,他穿着棉衣,披着件黑布面的破羊皮袄,走得满头流汗, 我看见他的羊皮袄,忽然想起,上次战斗因我担任掩护,未来得及收拾杨司令的东西,把他仅有的一条毯子、一条皮褥子、一件皮大衣全丢掉了。昨天晚上司令员咳嗽得很厉害,这样冷的天,他的身体需要保暖,想着我就和那位工人商量,请他把皮袄卖给我,那位工人知道我们是抗联后,马上把皮袄脱下来送给我,并说:“同志,你们为老百姓吃苦受冻,拿去穿吧!什么买呀卖的!”我硬给他十来块钱,就转身跑回了林子。
        杨靖宇坐在火堆旁的一堆木头上,正和大家说话,见我和朱文范回来,高兴地说:“啊!搞了这么多吃的!这太好了。”当他看见小皮袄后,脸就沉了下来,望着我问哪里弄来的,我说是向工人买来的,他才不那样看我了。但开始他不穿,要我送给伤员,最后趁他转脸说话的工夫,我硬把小皮袄给他披在身上了。
        这天晚上, 我们转移到新的地方,又隐蔽了两天。这次,在一个地方刚休息了一会儿,天黑就离开了这里。我们过了一个山道继续在林子里绕腾, 这回是我和朱文范在前头,还有两个同志在后边,杨司令和聂东华等在中间,我们之间总是保持30 至50 米的距离,前边要没敌人,我们就招手前进,要遇上敌人,可以往旁边散开。正往前走,碰上了特卫排的机枪射手吴永福、战士孙九号。他俩见了我们就问:“司令呢?”起初我们没告诉他,因为上次战斗被打散了,好几天不见, 不知他俩叛变了没有。他俩详细叙述了几天的经过,我们才把他俩领到司令跟前。他俩见到司令就呜呜地哭起来,还说他俩以为再也见不到司令了。杨司令安慰他俩不要难过,你们回来了多了两个人,就多了一分力量。我们的地方被敌人包围得很紧。虽然四处受敌,身陷重围,可杨靖宇仍然像往常那样,坚毅、豪迈、沉静。鬼子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撒下传单,我捡起来一张递给司令看,他愤怒地说:“岂有此理,要我们放下武器,除非倭寇滚出中国!”看了传单上的叛徒名单,他怒不可遏地说,“卑鄙可耻,这些民族败类,总有一天要受到人民的惩罚!”说完把传单团了几下扔了。过了几天,我们都饿得难以走路,森林里有日本伐木队的骡马。夜晚,杨司令派吴永福和孙九号两位同志去搞骡马,结果他俩出去很远搞了几麻袋粮食,准备用爬犁拉回来,因贪多,结果拖长了时间,被敌森警发现,吴永福被抓,孙九号空手跑回,骡马未弄成,还搭上个同志。后又派朱文范和孙九号两个人搞来了一匹马和一匹骡子。为迷惑敌人,当晚把马放了,骡子留下杀了充饥。吴永福被俘后,我们从大青沟转移到了大北山下,在一棵粗大的松树处隐蔽了两三天。夜里外号叫狗狗的战士逃跑了。
        拂晓,杨司令率领我们六个战士(朱文范、聂东华、好赛贝、孙九号、刘福太、黄生发)迅速转移。我们从大北山顺山冈往下走,在太阳升起很高的时候,我们在五斤顶子西北方向一个山坳里被敌人发现,敌机侦察、扫射、投弹,日军“讨伐队”从后面追击,离我们约有几百米远。敌人一面追,一面喊叫:“投降吧!”“投降有精米的吃”,等等。我们谁也不听这一套。杨靖宇率领我们利用有利地形向敌人猛烈射击,我和朱文范用双手交替着用匣子枪向敌开火,并叫杨司令赶快撤离,我们俩见杨司令员转移,趁敌人一缩脑袋工夫,就一个滚子向山下滚去。山下伐木工人听到枪响,就乱了套,把东西全都丢了,我顺手拾了块苞米饼子揣在衣兜里,滚到山下,我才觉得左胯不好受,伸手一摸裤里湿乎乎的,才知道负了伤。朱文范扶着我顺山沟走,走到前边遇上了好赛贝,是杨司令留下他等我们的。杨司令见我负伤,疼得直哆嗦,叫聂东华掰了块大烟给我吃上用来止痛。这时,敌人又叫喊:“抓活的。”当敌人快到跟前时,我就扔过去一颗手榴弹,打了一阵子后,我们乘机钻进了林子里。战斗从日出一直打到天黑,刘福太左手掌穿了个洞,朱文范左胳膊被打伤,孙九号被打断了一根拇指,我的大腿受伤,杨靖宇还在感冒发烧。尽管我们多数人都负了伤,而且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但大家士气高昂,决心与敌人战斗到底。
        后来,杨靖宇带领我们冲了出去。夜半时分,我们摸到山坡的一个架子房,刚休息了一会儿,又听见了一声枪响,我们迅速从山冈往下移动,来到了朝(阳镇)抚(松)公路大北山不远处隐蔽起来。雪夜里,我看见杨司令来回踱着步子,感到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他不时地停下来,凝视着山林深处告诉我们说,咱们要分开行动,大家不愿意分开。正在这时,敌人又追了上来,我们躲进公路边木堆中隐蔽,敌人来搜索什么也没有发现,就吵吵嚷嚷地过去了。
        周围到处都是敌人。这时,杨靖宇把我叫到跟前,掏出他的小本子撕了一页,匆匆写了字交给我说:“小黄,你带着刘福太、好赛贝、孙九号顺来的路往回走(因这时敌人已经往前走了,我们找个空子就能钻出去),到烂泥沟子去给陈政委送信,告诉他这边的情况,请他采取措施派人来营救。我带朱文范、聂东华两同志, 设法吸引敌人, 继续前进。”他想了想,又叮嘱我们说:“回走时,记着去找交通员,一定要把他带走。你们联系到部队后,叫他们到旗杆顶子会合,联系暗号为‘敲树三下’。说完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大烟,放在我手里说:“带着这个, 你们伤口疼的时候好吃。”我一听这话立刻感到眼圈一阵热,恨不得扑到杨司令怀里大哭一场。可是情势极端严峻,为了执行送信任务和联系部队,也只得服从命令。要离开杨司令了,不知这一别还能不能再见。泪水在我眼眶里直打转,我把捡来的那块苞米饼子交给朱文范,让他好好照顾司令员。杨司令最后又嘱咐我们:“为了革命,你们要坚持到底,就是死,也不能屈服敌人;要坚定、机智,想办法完成任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杨司令和我们四人一一握手告别,当时真没想到,这成了我们与杨司令的最后一别。
        我们四个人在大雪覆盖的森林里转了四五天,快要走到烂泥沟子时,遇见了陈政委派来的交通员姜平文等两个同志,他们把我们四个人带到陈政委处,我们向陈政委报告了情况,陈政委立即派人去旗杆顶子找杨司令,人没找到,后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杨靖宇坚定不屈,以身殉国。据说,杨司令受伤牺牲后,残暴的日寇割下了他的头颅,剖开了他的腹部,看到他胃里除了草根、树皮和棉絮以外,没有一粒粮食。
        杨靖宇同志牺牲时只有35 岁,他短暂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灿烂的一生,他对党对人民对中华民族无限忠诚, 对革命事业抱有必胜信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人民永远怀念他!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东北抗日联军· 大事记 回忆史料 参考资料》,白山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