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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张 颖:周恩来领导重庆的文艺工作

        1937 年7 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的烽火弥漫全中国。我像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怀着满腔热情从祖国的最南方,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1939 年夏,领导同志突然告诉我,给我分派了新的工作,叫我立刻去杨家岭集合。我一口气跑到了集合处,是山下一列平房,已经有不少同志在那里热烈地互相谈话。
        不一会儿一位领导同志随着爽朗的笑声走进来,同志们向他涌过去。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周恩来。一会儿他走近我,笑着问道:“你是小广东吧?要把你调到蒋管区工作,怎么样?”那时我心里真难过,委屈得要哭了。“我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我要去前方打仗抗日。”我的话引得周恩来哈哈大笑。他说:“哪里都有工作,哪里都有抗日,你慢慢就会懂得的。”于是,1939 年7 月我被调到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1940 年8 月底,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后经延安返回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回到红岩使整个气氛都改变了,大家在生活上好像也活跃起来,所有同志对他都非常尊敬爱戴。周恩来本人对大家很亲切,没有一点首长架子。
        有一天,我抄完急电,童小鹏(一直随周恩来在西安、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秘书、机要工作)不在,于是我拿着一叠电报到周恩来处,他很快专心地读完,抬头看见是我,有点惊愕地说:“你不是那个小广东吗?”我点点头。
        他问:“你在机要科工作?”
        我点点头。
        他又问:“你在延安是哪个学校的?”
        我说:“是鲁艺的。”
        他又问学什么的?我回答戏剧系,又加上一句:我不喜欢演戏,我喜欢文学,但那时候还没有文学系呢!
        他又问:“你演过戏吗?”
        我说演过《农村曲》《军民进行曲》,都是歌剧。因为我说话带广东口音,只能唱歌。他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哈哈大笑说:“你就是《农村曲》里的春姑吧?”
        我又点点头。
        “那你在延安还是个名角嘛!”他又笑起来。我挺不好意思地拿回电报回头就跑了。
        不久以后我就被调到曾家岩50 号南方局文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做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记得我到文委工作不到半年,周恩来有一天和我谈话,问我在重庆文艺界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我说一个也不认识,只是我从延安出来的时候,我的老师陈荒煤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叶以群,并说以群是他的好朋友,如果有必要他会给我帮助。我告诉周恩来,这封信一直还保存在我手中,因为在红岩嘴时,我是不能外出的,所以还一直没有见面转交那封信。
        周恩来顿时笑了,说你太老实了,应该向童小鹏汇报呀!怎么能把一封信压了一年呢!随即他把叶以群的电话告诉我,让我联系上了就亲自把信送去,并告诉我说,你既然调到文委来工作,就应该尽可能认识文化界的朋友。
        叶以群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我和他通上电话,他知道我从延安出来,又带了陈荒煤的信,很高兴,随即约我到重庆城里的广州大三元酒家饮茶,我答应了,问清地址,在约定时间我找到了大三元酒家。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叶以群给了我许多帮助。
        由于我已经开始做些对外工作,所以用《新华日报》记者和编辑的名义参加文艺界各种活动,可以采访文艺界人士。从那时起,我到全国文协参加有关讨论会,经叶以群介绍,认识了老舍先生,还有住在张家花园里的臧克家、梅林、史东山、郑君里等许多朋友,以后巴金、冰心到重庆,我也在欢迎他们的茶话会上认识了这两位著名作家。
        我在文委工作几个月后,由于很努力,周恩来和徐冰都对我十分关切和信任。周恩来常常鼓励我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广交朋友,善交朋友,要从交流中产生影响,在交友中宣传党的方针路线,使坚持抗战、团结、民主、进步的思想为人民大众所接受,使进步的队伍更加扩大。他经常教育我们,在国统区,我们不可能发号施令,也不可能去指挥任何人,只能依靠正确的指导思想,依靠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榜样起作用。
        当我在南方局文委工作期间,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要消灭共产党的新四军,掀起第三次反共浪潮,重庆的政治气氛因而非常紧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形势,面临严峻的考验。重庆国民党特务横行,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都被列入特务捕杀的黑名单。一时间乌云密布,笼罩整个山城,我们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周公馆和《新华日报》等公开机关都有随时被查封的可能。延安党中央多次来电报,催促周恩来返回延安免遭逮捕,但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认真考虑后决定,南方局不能撤,他本人更必须坚守在重庆,以挽救时局的危机,何况那时有很多进步人士、民主党派人士、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在重庆也面临危险,如果他走了,一定引起恐慌,也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品德。他必须让朋友们离开险境。
        那时要大量疏散在重庆公开机关的人员,八路军办事处等原有数百名工作人员,有3/4都必须离开重庆,大多数人撤回延安,部分没有暴露身份的人可以转入地下。情况十分紧张,而在重庆又必须先把各方进步人士疏散离开险境。就我所亲历有关文艺界人士疏散的情况,周恩来和南方局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当时疏散路线有几条,一是去延安,二是经过敌占区到达江北根据地,三是去香港,还有一些朋友经由昆明去缅甸以开拓新的阵地。
        周恩来召集南方局文委会议,专门研究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和条件,建议他们到哪里比较合适,这样的会议常常从夜间开到凌晨,连续好多天都是如此。我记得去延安的有欧阳山、草明、艾青夫妇、罗烽、白朗等;去香港的有司徒慧敏、丁聪、胡风夫妇、凤子、凌如等;去昆明缅甸方向的有光未然、李凌、赵等。决定安排以后,大多由周恩来或徐冰和他们谈话,说清情况,还征求他们的意见。那一阵工作极为紧张忙碌,而我的工作也很紧张,比如他们决定去向之后,我和他们联系具体落实行程。
        这一次大疏散很成功,这么多知名人士撤离重庆,无一人遭难。
        重庆冬季的雾很大,特别是在晚上,所以日军飞机一般不来轰炸。1941 年冬,南方局文委在周恩来倡议和领导下,要改变皖南事变后重庆一片黑暗沉寂的局面。当时,留在重庆较多的是戏剧家,如能演出话剧,则既能贴近广大人民群众,又比较容易收到政治效果,于是决定开展戏剧演出活动。最为重要的演出活动就是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
        周恩来和郭沫若是老相识。抗战初期,蒋介石任命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没有实权,但周恩来考虑至少可以利用这块招牌来做点实事。政治部中的第三厅专管文化宣传,是个向全国军民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信心至关重要。由于该职务需要一位既受各方人士尊敬,又有号召力,又具有才能的人来担任,所以周恩来立刻想到了郭沫若。周恩来找到郭沫若商量三厅之事,岂料郭沫若回绝说:不愿当国民党的官,即使当了受约束也做不了实事。周恩来再三说服无效,只得对这位老战友推心置腹说了几句话:你不当三厅厅长,我当这个副部长毫无意义。我俩调个位置,我当厅长行不行啊?几经周折,郭沫若终于担当了军委政治部三厅厅长。周恩来以此为契机,把当时已经聚集在武汉的文化英杰,尽可能请到三厅里来,共同为民族危亡、抵抗侵略而尽力。
        这次在重庆,郭老首先修改了他写于20 年代的一部剧作《棠棣之花》。当时,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都感到戏剧演出能直接与观众交流思想感情,对人民群众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历史剧表面上与政治关系不甚密切,国民党的压力也还不算太重。在郭老以极大的热情修改《棠棣之花》的过程中,周恩来曾经数次到郭老家,鼓励郭老,想方设法给予具体的支持,并对许多进步朋友说,郭老的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棠棣之花》在观音岩抗建堂剧场演出,盛况空前。
        在《棠棣之花》第二轮演出时,郭老已经开始写《屈原》剧本了。郭老写《屈原》时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很快,周恩来就看到了剧本,十分欣赏。周恩来还几次到剧场看《屈原》的彩排,他特别欣赏其中的长篇独白《雷电颂》。
        他曾经笑着对一位同志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恨,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不久,周恩来又叫我把饰演屈原的金山约到红岩办事处,共同研究剧本,还让金山给大家朗诵《雷电颂》。金山的朗诵非常动情,全身心投入,有极大的感染力。等金山一朗诵完,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也上前表示祝贺,说他真是表达了郭老的激愤之情。《屈原》的演出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后,郭老又有《虎符》和《孔雀胆》等剧作的问世。另外,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演出也很成功。在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化组的领导下,重庆的进步文艺活动蓬勃开展。
        我记得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有一天吃午饭时,周恩来对我说,想请文艺界、戏剧界的朋友到曾家岩50 号来玩一次,吃顿晚饭。他问我大概要请多少人?我谨慎地回答,大概数十人吧。没想到消息不胫而走,要来者超过了百人。周恩来表示,来者不拒,还特别提出,他要自己下厨房做他的家乡菜“狮子头”。
        那天来了许多朋友,把曾家岩50 号挤得满满的。周恩来给大家敬酒夹菜。大家听说“狮子头”是周恩来亲自做的,拿起筷子一扫而光。这晚尽欢,人人振奋。多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我想这正是几年来我们工作的成效,是对国统区进步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吧!
        我之所以不避冗繁地叙述这些事情,是因为只有这些具体的实事,才可以说明南方局文化组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毋庸置疑的。这支进步的文艺队伍,是经过周恩来的辛勤劳动,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是循着党的正确方向前进的。

       (摘自《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