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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胡绩伟:初上笔阵——回忆成都办报时期(一)

十一次改名,十一次查封
        我参加革命,不是挥戈上阵,而是挥笔上阵。
        我的革命经历很单纯,开始就拿笔杆子,参加报刊编辑工作,在革命新闻战线一直战斗了四五十年,中途没有改过行。
        我初试笔锋,冲上笔阵开始于1936年秋天。当时,我在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在从北平转学到川大的地下党员韩天石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我是队部五位负责人之一,分工主管宣传工作。首先负责编辑“民先”秘密的油印刊物《MS》(民先),11月公开出版铅印的《活路》旬刊。这样,就揭开了我的新闻生涯的序幕。
        这时,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同志,以经营“努力餐”饭馆为掩护,也在成都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因为四川党组织还没有恢复活动,韩、车两同志并没有党组织的正式关系,却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成都抗日救亡活动和成都重新建党的活动。当《活路》仅仅出版三期就被查封以后,由车耀先同志主编,1937年1月17日出版了声震天府的《大声》周刊,“民先队”队部的韩天石、周海文(后改名周韧)和我,参加了编辑工作。
        《大声》出到十三期时,4月17日被查封,罪名是“消息言论不正确”;5月8日,我们改名《大生》周刊出版,只出五期,6月5日又被查封,罪名是“更名出版后,言论更为荒谬”;7月9日,我们又改名《图存》周刊继续出版,后再次被查封,罪名是“未经批准,违法出版”;七七事变以后,“民先队”的江牧岳(原名蒋桂锐)等同志组织了“星芒通讯社”。9月18日,创办了《星芒》周报,我也参加编辑工作,为它写了好些文章。11月6日《星芒》周报出版了八期后,我们同“救亡周报社”合作,出版了《星芒救亡联合报》,也只出了三期。经过反复的斗争,《大声》周刊终于在11月5日光荣复刊了。
        在《大声》筹备复刊期间,“民先队”决定由我负责另外筹办一个大众化的小报,所以我没有继续参加《大声》复刊后的编辑工作。1938年1月,我入了党,也参加了“星芒社”的领导工作;“一·二八”我们“星芒通讯社”发通讯稿。4月5日,我们创刊了一个八开的小报《星芒报》,我任主编,这就开始了我的新闻工作的新的一幕。
        这个小报当时在四川报纸的发行量中居第一位,正因为这样,当局更为惧怕,它也是四次改名四次被封。很可惜,现在只搜集到残缺不全的十九期《星芒报》,所以我不能明确确定它的四次改名和查封的时间。《星芒报》先后改为《蜀话报》《新民报三日增刊》和《通俗文艺》五日刊。一直到1939年11月我离开成都赴延安以后,《通俗文艺》还出版了很短一段时期才最后被封闭。在这期间,我中途调出去做过其他工作,但只是短时间的调离。总的说来,我是始终从事这项工作的。
        从《活路》到《通俗文艺》共三年,改名换姓十一次,十一次被查封。这种十一次改名、十一次查封的持续三年的斗争,充分显示了革命者的革命坚定性,这是一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坚韧不拔,就是不只要勇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善于利用敌方、友方和敌友间的矛盾,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主观能动性。锲而不舍,不只要坚持下去,而且要越来越深入群众、越来越扩大战果,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到底、百折不挠,压不垮、打不烂,即使最后不能不暂时收兵撤退,但这时已经播下了新的种子,做好了丰收的准备。
        革命是一个伟大的熔炉,一切革命者将在斗争中经受锻炼,经受考验。我是一个长期多病、身体虚弱的穷苦学生,幸好我拿上笔作武器,选择了这个主要靠斗智的岗位。从1936年秋到1939底,是我踏上新闻战场的第一阶段,也是我以后挥笔奋战、扩大战果的基础阶段。
        时间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回顾这一令人留恋的阶段,感到以下三点值得特别重温:
        第一,革命舆论的重大意义。
        第二,革命舆论必须面向全体人民,要注意针对各种不同觉悟程度的对象进行宣传。
        第三,工农劳苦大众是我们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舆论特别需要创办一种大众化报刊,以文化低浅的工农大众为直接对象,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看得懂、听得懂。
        下面我从《大声》阶段和《星芒》阶段来阐明上面三点体会,可惜搜集的材料很少,时间又过去很久。回忆起来,不仅很难生动具体,还难免产生具体的差错。特别希望了解这一时期情况的同志多多指正。
《大声》阶段
        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四川胜利到达陕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震动了四川朝野各界,在人民中暗暗流传着很多关于红军、共产党的神话和国民党的丑闻。我自小就喜欢数学。1934年至1935年我在成都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虽然已经开始阅读一些进步刊物,爱国心日增,但当时,我的基本思想还停留在科学救国的地步。1935年秋我考入华西大学数学系,是埋头读书的优等生。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大侵略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和红军北上抗日所掀起的革命浪潮,终于打破了我钻研数学、科学救国的幻想。1936年秋。我决心抛弃华西大学数学系一年的优秀成绩,毅然决然考进了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我的基本思想已经由科学救国转到政治救国来了。这是我人生大道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在四川大学,恰好认识从北平转学来的地下党员韩天石和王广义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1936年10月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从此,开始了我以笔作枪,大声疾呼的《大声》时期。当时,四川的政治形势很复杂,但也有它有利的一面。国民党利用所谓“剿匪”,把它的政治力量逐渐伸进四川。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同四川地方军政各势力之间的矛盾。国民党的方针是先安内后攘外,就是要首先打垮共产党。同时,也要趁此机会把各地方势力派都控制在他手里。蒋介石利用打击、收买、分化等种种手段,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这不仅把张学良、杨虎城逼上梁山,也把四川势力派逼上日渐反蒋的道路。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求对内和平民主,对外团结抗日,这就造成了一种团结四川军政势力同国民党作斗争的新形势。所以,我们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在成都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
        这时,我们党在四川的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还没有恢复.但是各地各方面留下来的个别党员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韩天石和王广义到成都后接不上组织关系,但他们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车耀先同志也是这样。车、韩两人并没有组织关系,但是革命事业把他们结合起来,《大声》周刊就是这些中共地下党员领导办起来的。我认为,《大声》虽然不是代表哪一级党委的党报(没有党组织,当然谈不上是党报),但是,共产党员领导创办的《大声》,的的确确起到了党报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党报难于起到的作用。各界人民一看就爱上它,认定它是共产党的报刊,国民党和地方当局也认定它是共产党的报刊,而我们却恰恰相反,在组织上否认它是党报,在内容上不仅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新方针。还要有意识地宣传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主张,在形式上,则要尽可能避免“党腔党调”,要善于异口同声地宣传党的主张。
        《大声》是在“双十二西安事变”以后创刊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带来时局的变化牵连着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的心。《大声》创刊后第一个吸引人心的宣传,就是宣传“双十二”事变的真相和我们党的真实主张和措施。《大声》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比较系统地宣传我们党的正确方针,揭露汉奸、亲日派的阴谋。还发表了《共产党调停陕变通电》《双十二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和张杨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释放政治犯等重要消息。还发表了蒋介石离开西安时的六点诺言。当时,在国民党严格控制言论自由和严密封锁真实消息的情况下,发表这些言论和消息,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且获得这些消息是极为难得的。四十多年前,成都的收音机是很稀罕的宝贝,车耀先同志有一台,就凭它每天收听西安、延安和国内外消息。还从上海航空报刊中及时转载摘抄了不少消息和言论。当时,国民党是严格检查和扣留邮件的,但是对外国人的邮件,他们不敢扣,像魏路诗等国际友人就提供给我们一些消息和外文刊物,我们曾从英文《中国呼声》上翻译刊登了1937年2月我们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内有向国民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可贵的是《大声》敢于报道事实真相和阐明党的政策主张,更可贵的是它善于用很巧妙的办法公布这些事实和主张。这些重要事实,不能当头条新闻大字标题登出来,只能在一些文章中透露出来,比如,在一篇署名“一兮”的《今日之张学良》的介绍张学良的短文中。不仅透露他在“双十二”事变中扣留蒋介石是无罪的,而且透露他在“九一八”时放弃东北也是蒋介石令他撤退的。短文在表面上是宣传蒋介石“宽大为怀”,实际是宣扬张学良大无畏精神。短文说张学良“既为达到爱国目的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又为顾全国之纲纪,而甘受政府之大审判。前者之犯法,非胆大不敢做;后者之守法,非识大体不能为。此种身拥数十万众之国家大员,做此惊天动地、循规蹈矩之事的人除了光明磊落大勇大谋的张学良,不惟我国历史上少见,即世界各国也不多得”。至此,文章笔锋一转,巧妙提出应当把受扣押的张学良放回西安领导抗日。文章说:“若能即时使之抗敌以伸其志,则率领思家綦切之健儿,必如饿马之奔槽、所向无敌!收复失地,易如反掌。这点,我想政府早已见到,必在最短期内纵张回陕整顿一切。不然,无功可图、无力可赎,虽特赦于张何补,虽裁罪于国何益,既负政府之裁成,又负委座之苦心。这又何必呢?”文章最后结语:“张学良之伟大人格,仅仅次于蒋委员长一人之下!在双十二的张学良,我们唯恐甚多;在今日之张学良,我们又嫌甚少!”真是妙语飞舞,使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如芒刺眼而又很难挑剔。
        又如,署名“笠盟”的《宣传与谣言》,也是一篇难得的妙文。针对国民党亲日派对张杨的攻击,很简要地把西安事变以来大事真相一一公之于众。文章先说:“总期明白真相。几日的努力所得材料,不过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而已!以一字罪之曰‘逆’,以一字伐之曰‘诛’;不同意此二字者,非国民!有反此二字者,是共匪!舆论如此,不能深问,既已如此,何敢深谈。”以后,文章虚拟出一个“科学先生”来当法官对张杨进行判决,但法官说:不见被告片言只字,“我不能根据一面之辞,就下断语啊!”于是作者巧妙地把事实真相、所谓“共产党的宣传”和咨方谣言夹杂在一起,罗列了十九条。表面上一视同仁,实际上揭示了真相、透露了真理。文章在结尾时还说:“因此,必须先要经过检查官的严格侦查,认为证据确凿,不然的话,虽然宣判也是不能禁止人家提起上诉的。”那么张学良是否是“逆”?该不该“诛”?不就清清楚楚了吗?
        至于《大声》刊登《共产党调停陕变通电》一类的党的重要文件,当然不能及时刊出,因辗转传递,来之不易;也不能以大字标题登在头条地位,只能用《明日黄花》或《救亡史料》的栏目,登在很不明显的地方。这当然是为了减少引起当局政府官僚的注意,而对广大读者,他们是不会忽视过去的。
       《大声》还刊登了一些“陕北来信”和分期转载斯诺访问延安的通讯;刊登了一些“华北通信”,反映陕北和华北抗日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这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活生生的写照。一个生气勃勃的新社会呈现在读者面前,是令人神往的。
       《大声》的文章不仅针对当时实际情况,特别是利用刘湘和蒋介石的矛盾,在选材、用句、造句方面都很斟酌。同时,不能以觉悟高的读者为首要的对象,而要以一般觉悟程度的广大读者为首要对象,要注意到各个觉悟层次的读者,因而文章尽量避免直接引用党的口号和党内语言。在审改稿子时,我们曾经嘲笑过“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式的语言,我们还揭发了一些极左的言论,现在想来,在当时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我们还特别注意刊登国民党要员和地方势力派中同情抗日救国人士的文章和言论,由他们出来说话,这对广大中间阶层和一般觉悟程度的读者,影响是比较大的。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要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各行各业,发动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日战争。在宣传上要努力体现党的统战政策。在文章的内容、形式、格调和文章的作者,都要注意有针对性的多样化,防止千篇一律、一个面孔、一个声音。老实说,像办《大声》这样的报刊,比那种照登照转照搬照套困难得多。
为了适应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市民阶层和接近工农大众的小知识分子,《大声》特别办了一些专栏,比较通俗地讲解当前时事和政治斗争,比如“时事述评”或“一周展望”是每期都有的。从第四期到十期,我用“丁一九”的笔名,编写了《谁胜谁负》的通俗讲话,从政治、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对比分析中日战争中的中国和日本,阐明我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文龙同志以“里奇”的笔名编写的《常识讲话》连载,比较通俗、系统地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后他又写了《大众常识读本》连载,简单扼要地通俗地讲解“帝国主义”,这些都是对读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教育,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既重视武装斗争,也重视文化斗争;既强调枪杆子,也强调笔杆子。武的文的两支革命大军密切配合,国民党对我们也是军事“围剿”配合文化“围剿”。我们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革命舆论的作用,这里就不多说。特别是红军到达陕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在革命根据地重视革命舆论工作,而在国民党统治区,把文化大军的作用提到第一位,革命舆论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全民抗战,首先要全民动员。全民动员首先要政治上动员,思想上动员。革命舆论就发挥了它的特殊威力。为什么我们党在国统区通过各种关系,出版千百种报刊?而像《大声》这种为党员直接掌握的报刊,为什么遭到十一次查封,我们却千方百计、改名换姓坚持出版呢?可见,争夺舆论阵地,十分重要,十分尖锐。尽管当时成都并没有恢复党的组织,但是党员同志却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作用。韩天石同志到成都,没有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他领导组织了“民先”,这是共青团解散以后的共青团式的党的外围组织。他无法发展我们作为党员,但他把我们当作党员来培养、来使用。我们虽然组织上没有入党,但我们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当时,我们除了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奋不顾身地参加革命活动以外,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的书刊。我们所编辑的报刊,成为成都革命文化大军中的强有力的先锋部队。
         回忆这段历史,特别怀念车耀先同志。1936年夏秋,我们相识时,他领导组织了“成都中苏文化协会”。他利用开设的“努力餐”饭馆作掩护,利用他在四川军政界的关系,团结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士,每天在那里聚会,商讨国事。一面筹备成立“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面创办《大声》周刊。
         我在蓉城初试笔锋,参加《大声》周刊的编辑工作,得到车耀先同志在革命思想和宣传业务上的帮助。当时,在车耀先同志的组织和宣传影响下,很多战友踏上革命战场,开始革命的长征,不少同志是以“努力餐”为第一站出发的,车耀先同志是我们永志不忘的指导员之一。
         强有力的革命报刊必须掌握在这种坚强的革命者手里。革命报刊宣传教育了广大读者,也培养了一批比较坚强的新闻战士。《大声》的功绩是值得怀念的。
         这里,我还要谈一点关于报刊大众化的问题。在《大声》创刊时,我们虽然明确了以广大人民大众为读者对象,我们也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在内容和政治上,我们是坚定地为人民大众的,可是《大声》的读者还不能是真正的工农劳苦大众,因为他们文化太低,还是看不懂《大声》的文章,就拿我当时写的《谁胜谁负》通俗讲话来说,内容还是太深,文字还是学生腔很重。至于《大声》的其他文章,如社论、专文等,因为要适合国民党中上层党政人士、中高程度的知识分子和小市民阅读,内容和文字还是比较深,比如我前面介绍的那两篇妙文,文言词句和典故都多,文化低的工农大众当然是难于看懂的。《大声》第六期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谈得很坦率,信上说:“照贵刊的立场,主张是大众化的。那么,词句希望如李公朴先生编的《大家看》那么通俗;价钱希望如马相伯他们办的《救亡情报》每份只售一分钱。说到大众,那经济、学识多半不及小众,敬请贵刊顾到,这样才能流传宽、收益广!”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读者对《大声》的要求,可以看出广大工农大众急需一个真正大众化的报刊,一个在内容和形式都大众化的报刊。我们除了努力把《大声》办得更通俗以外,早就酝酿另外办一个真正适合工农大众的大众化的小报,使识字很少的人能看懂,使不识字的人能听懂。1937年底,在《大声》复刊的时候,我就正在负责筹办这样一张大众化的报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