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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康乃尔:回首蓉城救亡事

        1936年夏,我因参加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暨南大学当局开除。同年10月初,我转学到四川大学继续学习。当时,我从上海带来了一个救亡关系,介绍信是写给川康绥靖公署的一名职员徐庆坚的。我在川大住定后,便去找到他。他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并给我介绍了许多成都的救亡朋友,如甘道生、“海燕”社的蒋桂锐、侯泰阶(侯方岳)和饶孟文,学联的黎储力(张黎群)等。徐当时要我参与学联的工作。我考虑到成都的救亡运动还处于分散、零星、薄弱的初期,一时还难以插手社会上的工作,便将精力主要放在校内的救亡活动上。
        11月,全国救国联合会号召全国人民援助傅作义在绥东的抗战。我在川大联络了一些新认识的同学发起筹备川大学生绥远抗战后援会,当时响应而签名的有好几十人。但到正式成立后援会的筹备会时,却有相当一部分发起人退却了。经调查,方知是一些“CC”分子、复兴社成员从中作祟。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尚未摸清川大的情况之前,我只好收场,妥善地结束了这项工作。这次失败,表面上看是坏事,但从另一角度看,又是好事,因为借此我了解了川大顽固派方面的情况,认识了川大一批救亡积极分子,如王玉琳(怀安)、王大民(陶然)、彭文龙、张宣、周韧(海文)等。不久,彭文龙来邀我参加由北平转学来川大的韩天石等人组建的“民先队”,在了解了“民先队”的性质和任务后,我欣然应允,并随之参加了“民先队”的领导工作。当时成都“民先队”的领导成员有韩天石、王广义、周海文、彭文龙、涂万鹏和我。这时我一面参加“民先队”的工作,与校内有进步倾向的同学往来,一面和社会各方面的救亡分子及其活动保持经常的联系。
        1937年3月,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国民党二中全会方告结束,国内形势开始有所好转。借此时机,成都各救亡团体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组建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当时,四川是地方军阀势力与国民党中央势力矛盾和斗争极为尖锐的地方,救国会便利用这种形势来开展成都的救亡运动。很显然,救国会对于地方当局持利用和争取的态度,对中央势力则采取警惕和防范的措施。
        “各救会”是由当时成都的三十多个救亡团体联合组成的,其中有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各救会”的领导机关是常委会,由韩天石、甘道生、张宣、蒋桂锐、周海文、张文澄、侯泰阶、贺敬辉(女)和我共九人组成。常委会下设三个部:一是总务部,由韩天石负责,甘道生、周海文参加;二是组织部,由我负责,蒋桂锐、贺敬辉参加;三是宣传部,由张宣负责,张文澄、侯泰阶参加。“各救会”虽说是统战性质的群众组织,但在各级组织中没有接受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参加,在政治上是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的。当时,我们很好地利用了四川地方军阀刘湘和国民党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积极开展对刘湘的统战工作。因此还争取到了他对“各救会”经济上的援助。
        七七事变爆发后,“各救会”立即决定以成都“民先队”和“各救会”两个组织为基础,组织四川民众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华抗”),开展大规模的抗战动员和后援工作。“华抗”的成立及其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的刘湘鉴于自己和蒋介石之间很深的矛盾以及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中共地下上层统战工作的推动下,决定成立全省性的救亡组织——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并拟将“华抗”纳入“省抗”中。甘道生将此意见带回“各救会”,在常委会上引起了争论,有的认为要团结一切力量抗战,“华抗”这个组织形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同意合并;有的认为应掌握救亡运动的领导权和独立性,不同意合并。后来为了切实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顾全大局,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同意合并。合并后,我作为“华抗”的代表,担任了“省抗”的常务委员。“省抗”虽然是官办的统战性质的组织。但其救亡工作基本上由先前“华抗”那一批积极分子担负。正因为如此,四川当局颇不放心,认为“省抗”是受共产党操纵,于是在1937年12月成都出现暂时的政治逆流以后,“省抗”便奉命停止了活动。
        1937年10月,经熊复和陈克琴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隶属于张曙时系统,并直接与张老发生组织关系。当时我们党小组即张老、熊复、陈克琴和我四人,我任党小组长。1938年1月,党中央派邹风平等人来川建党,统一四川地下党组织,于是我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了邹风平手里。
        1938年上半年,川康特委任命我为中共成都市委学委书记。1938年5月,韩天石继任青委书记,我担任青年部长。8月,韩另派他职,张宣继任市委书记,张文澄、黄觉民、梁华、赵世南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工运、妇女部长。秋末,川康特委宣布市委解散,成都的工作由特委直接领导。冬,韩天石担任川康特委青委书记,我任委员。
        1939年秋,张文澄接替韩天石做青委书记,我仍是青委委员,直到1940年3月我离开四川为止。
        在我担任市委青年部长期间,我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发起创办“战时学生旬刊社”:该社属于自发性的群众救亡组织,同时编辑出版《战时学生旬刊》(简称《旬刊》)。《旬刊》以中学生为主要对象,旨在通过宣传抗战,激发中学生的爱国思想;通过谈理想、谈社会,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道德修养等。《旬刊》的经费来源最初靠募捐,后来主要靠刊物本身的收入。它的发行量最大时曾达一万份。二是作为青年工作的联系人,我经常参加成都文化界抗敌协会召开的座谈会。座谈会是由共产党员车耀先、张秀熟发起组织的,主要内容是学习理论,议论时事,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商讨怎样使文化教育事业很好地为抗战服务等。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有朝阳大学教授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讲师陈清国、王汝棋,协进中学教员刘披云、帅昌书、洪仿予及作家周文等。
        1939年夏,我从川大毕业。9月。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我去新繁龙藏寺协进中学做了专业教员,同时负责学校的秘密党组织。期末,我受命回成都参加了青委举办的训练班。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后。我撤退到了延安,结束了抗战时期我在川的生活。

       (康乃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四川省副省长 根据康乃尔1979年谈话记录整理    来源:《成都政协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