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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韩天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的始末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因为我置身其中,便被国民党当局视为“闹事”、“捣乱”,被学校开除。这样我就无法再在北平待下去,只有尽快离开,否则就有被关进监狱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党决定我到大后方去开展工作。适逢四川大学在北平招考插班生,我便考进四川大学。
        离开北平时,中共北平市委把我和王广义同志(山东大学学生,也是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开除)找到一起,作了介绍。给我们的任务是:到成都后,首先在青年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把我们的组织关系转到四川去,同四川党组织联系上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一道去四川的同学还有王维章、万骥等十余人。我和王广义是党员,其余的有些是“民先队”队员。
        我们到成都后才知道,四川的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后尚未恢复,只有一些党员,同党中央没有正式的组织关系。
        但当时四川的形势比较好。一方面是因为四川地方军阀与国民党中央有很大的矛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蒋介石步步退让,其势力逐渐向大后方转移,妄想独占四川,蒋介石与四川军阀的矛盾日益加深,四川军阀欲与蒋对抗,必须与共产党联合起来,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以争取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另一方面,红军长征已离川北上抗日,缓和了我党同四川军阀的矛盾。所以,他们便同坚决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合作,当然,他们也反对日本占领四川和全中国。这样,在四川这个特殊的地方、特殊的环境下,则更有利于开展救亡运动的条件。
        同时,四川的革命力量也有一定基础。“一二·九”以后,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浪潮的冲击下,四川的人民和青年受到很大影响,学生运动逐渐兴起。1936年8月,因为日本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激起成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愤慨,整个成都震动了。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是毫无理由的,成都没有日本的任何机构,没有日侨,也没有外事交往。他们设馆,很显然是借此在成都建立其侵略活动的据点和侵略大西南的前哨阵地,成都各界群众,出于民族义愤,砸烂了日本设馆人员住宿的大川饭店,打死了两个日本人。参加此项活动的大多数是青年。对这次活动,可能有各种评价,但是有一点应予肯定:它表达了全国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是一次维护民族利益、民族尊严的爱国行动,对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我们由北平来的学生到成都刚好是1936年9月18日。我们发觉成都的情况与外地有所不同。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许纪念“九一八”的,成都却下了半旗纪念国耻日。但同时,我们又看到,街上贴有“剿共”的、败坏红军声誉的宣传画,反日和反共,形成鲜明对比。
        “一二·九”运动和“大川饭店事件”后,成都各学校出现了很多小组织,三人一群,五个一组,开展各种救亡活动。我们进入川大后不久,即结识了周海文、胡绩伟等同志。我们共同探讨了国内外形势。互相介绍了北平和四川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大家一致同意建立地方性“民先队”组织。10月召开了成立大会,有十几人参加了会议,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队部负责人有王广义、胡绩伟、周海文、我和涂万鹏。
        我们同“民先”总部保持了经常的联系,总部以各种方式给我们送来文件和材料。1937年下半年,全国学联派黄克诚、谢云晖代表学联到四川开展工作,他们带了两位党员(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毅乔和刘忠渊)的组织关系交给我。这样,我们就成立了四个人的党小组。由这个党小组去领导“民先队”的工作。
        成都“民先队”成立后,办有内部刊物《MS》及公开刊物《活路》,同车耀先同志合办了《大声》,后又改为《大生》《图存》。由于国民党的查禁,这些刊物的寿命都不长,屡禁屡停,但是屡停屡出。《大声》周刊发行量较大,影响也较大。此后,成都“民先队”成立了“星芒通讯社”,定期发新闻稿,并出版《星芒》周刊。发行量不小,几乎遍及全川和西康,文字通俗,深受工、农、知识青年的欢迎。
        成都“民先队”在成都各界青年群众,主要是大中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通过适合青年特点的各种形式来团结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群众中组织或参加各种小团体,推动其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民先队”作为团体会员参加了成都市各界救国会。成都市学联积极地发起、参加和推动全市性的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宣传和募捐慰劳抗日将士等活动。组织了大小规模的宣传队到一些县、乡进行抗日宣传,在外县也发展了“民先队”组织。为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各界人士、学者名流有多方面的联系。取得了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同进步的外国教授也有经常的来往,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特别是提供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还组织同学们欢迎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
        1937年5月,“民先队”同成都另一青年组织“海燕”社合并,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仍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
        迄至1937年春,我们的党的关系仍未转来,我和王广义同志借川大理学院学生组织参观团去上海之机,到上海找党的组织关系。后到太原接上了组织关系。当时彭真同志是山西省委书记,我向他汇报了四川的形势和“民先队”的工作。决定我仍回四川,把抗日救亡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并拟通过延安把我们的组织关系转到成都去。1937年9月底,我又回到了成都。
10月,“民先队”召开全体队员会议,由我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时局的方针和任务;总结了“民先队”的工作,提出今后的任务。会议选举了成都队部,我任总队长,委员有王广义、胡绩伟、周海文、康乃尔、蒋桂锐、彭文龙、肖玲、涂万鹏等。
        12月,党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到成都,恢复党组织,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工委。按事先在太原约定的暗号,邹风平和我接上了关系。我向他汇报了“民先队”和党小组的情况。从此成都“民先队”便在省工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一个星期以后,邹风平来找我,谈发展组织问题。我汇报说,“民先队”有许多队员已有思想基础,早有入党要求,因我们没有发展党员的任务,一直未吸收他们入党。他当即同意在“民先队”中发展党员。第一批入党的多为“民先队”队部一些负责人,经省工委批准没有后补期。
        由于抗日形势迅猛发展,省工委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为了更广泛地发动青年群众,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以多种形式去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决定将少数先进分子的组织——成都“民先队”撤销。此时,“民先队”队员已发展到三百余人,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相继参加了党,其他“民先队”队员分配到各青年群众团体开展工作。
        成都“民先队”自成立到撤销不过两年时间,做了大量工作。它的队员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起着积极、骨干和先锋的作用,在团结和教育青年、为四川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方面,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成都“民先队”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只好有劳其他同志。

       (根据韩天石1985年的谈话整理,韩天石系“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来源:《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