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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刘继礼:“九一八”后济南学生赴京请愿的回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济南市学生赴京请愿。当时我是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校址即今天的山东省实验中学)普通科二年级丙班的班长,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现在追忆如下。
 
一、“九一八”后省立高中学生的爱国运动
 
        济南市学生赴京请愿是由省立高中发起的,所以有必要先把当时省立高中(即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的简称,以下同此)学生的爱国活动的情况谈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对我东北进行袭击,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指使下,几天之内,即把东北三省断送给日本。全国学生激于爱国义愤,纷纷组织起抗日救国会、青年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省立高中学生也很快地成立起抗日救国会(全称是“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生抗日救国委员会”)。我校救委会开始是在左翼进步学生领导下成立的,一时活动积极,写标语、出壁报、走上街头讲演,并进而串联全市中等学校学生于9月25日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当时学校里老师、学生的思想分歧,政治面目复杂,既有共产党影响下的左翼进步师生,也有汪精卫改组派分子和蒋介石国民党省党部派进学校的顽固派分子。校救委会的领导权,中间曾被右翼顽固派一度篡夺。直到11月上旬,才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决定由各班的班长组成校救委会,并选出朱维志、李秀沽、鲁宝琪3人为救委会常委。当时高中有15个班,即文科三年级甲、乙、丙3个班,理科三年级甲、乙2个班,商科三年级1个班,文二下(1930年春季入校)1个班,理二下1个班,普通科(1930年秋入校的就不分科)二年级甲、乙、丙3个班,普通科一年级甲、乙、丙、丁4个班,总共有学生600余人。我当时是普二丙班的班长,所以也是校救委会的成员。
 
二、决定赴京向国民政府请愿
 
        1931年11月25日下午,校救委会常委朱维志等到律浦路车站(当时济南的津浦、胶济两个车站是分开的)去慰问路过的北平大学生赴京示威团(这是北平大学生第二批赴京的,第一批是北京大学的请愿团,在南京被国民政府扣留),他们负责的同学和原济南高中毕业考入北平各大学的校友同朱等互致慰问,并向我们的代表介绍了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轰轰烈烈的形势。相形之下,我们济南学生是落后了。当晚校救委会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朱维志、李秀洁先汇报了北平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又检查了我们的落后原因。当即决定,次日停课,召开全体同学大会,由救委会提出赴南京请愿的建议,请大会讨论决定。26日,早饭时救委会在饭厅向同学宣布今天停课召开大会。会前我们先去校长室报告,赵春珊校长却被教育厅长何思源叫去开会了;我们又向教务主任蒋程九、训育主任刘畏天(系改组派分子)报告。蒋向来不问这些,刘则称:“同学们既决定停课开会,我没意见。”大会是由朱维志主持的。李秀沽代表救委会提出赴京请愿的议案,请讨论决定。讨论中有三种意见,一是左翼同学,表示附议,绝大多数同学鼓掌赞成;二是中间派,不反对,但说应慎重从事,先去各校串联,采取一致行动;第三种,就是省党部派进学校的冒牌学生的意见,他们说什么请愿是给政府添麻烦,是被共产党、改组派利用的破坏活动。但未待他的话说完,就遭到与会同学的怒斥。最后,经举手表决通过,27日就出发南下,赴京请愿。15个班按前一阶段搞青年义勇军训练的编制,每班为一排,共编为5个连,由郑月樵、孙善帅、李清溪等同学分任连长;并当场推选理三乙班同学黄来兴为总指挥、文三乙班同学柴宗圣为副总指挥。还编了一个交通排,担任指挥部的通讯和警卫,成员都系学校三大球队的健将,有王玉纲、朱延蔼、郭玉槐、王晓林、李培坦、安毓怀、王成几等40多人。全校同学一律身穿制服,腰扎皮带,打裹腿,打背包,完全军事化。并一致高呼“不达请愿目的,誓不返校!”
 
三、出发之前
 
        26日下午,我们救委会的同学,就分头进行准备,有的起草《请愿书》、《告同胞书》、《向报界的讲话》,有的书写标语,有的去津浦车站联系乘车,有的收伙食费(每人3元)。
        晚上救委会同指挥部的联席会上,各自汇报了准备的情况。火车站值星站长答复我们明天(27日)上午可搭乘南去的平浦客车,要我们8点前到站候车。会上决定,次日晨4时起床开饭,5点半出发,绕走顺河街、经二路到车站;不走纬一路,以避免该处日本浪人的捣乱,影响我们的行动。因当时的纬一路乃是日本洋行(多数是卖白面〈海洛因〉的)集聚的街道。
 
四、车站被阻
 
        27日晨,我们按昨晚的决定,由交通排的两个同学高举着“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生赴京请愿团”的大幅横标走在前面,队列整齐,精神抖擞,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誓死请愿政府抗日!”等口号。到车站时,天方发亮,当时车站内外,一切如常。我们的队列进站后在站台就地休息,无人随便离队。救委会同学先找到站长,他说现在刚7点钟,8点后南下的客车就可到济,你们先等着。8点、8点半,一直到9点半,仍未见来车。10点后,方听到洛口铁桥方向的汽笛声,总指挥黄来兴命令一连一排同学迅速在铁道上卧轨截车。司机见状,紧急制动刹车,车停稳已是仅距我卧轨同学十几米了。这时站长却又说:“这是特别快车,不能再多挂车厢,车上还有些外国乘客。现在已经是误点几个小时,会在国际上有损我国交通声誉的”。因此,他要求我们把这列车放行,下午3时普通客车过济时,保证送我们走。我代表当即答应,并派交通排的4个同学,紧紧监视着站长。但一直等到下午4时,仍无车来,我们当即严词责问站长为什么搞欺骗,这时他才窘状活现地说:“不是我欺骗同学,是我们段长叫我对你们这样讲的,现在我根本无权给你们发车。”我代表立即让他带路去找段长,段长一见被学生堵住,惊惶地说:“不是不送你们走,是铁道部的命令,任何车站不许给请愿学生发车,违者军法惩处。我发了车要掉头的。”我代表说:“是我们强迫你发的车,一切由我们负责。”段长说:“那您得给我个书面凭证。”我代表李秀洁当即给他写出凭证,李秀洁、朱维志在上面签名盖章。段长方命站长调组成列车,有三十几个车厢,除10节三等客车外,其余都是铁皮闷罐。黄来兴指挥各连登车,这时天已入夜。李秀沽、朱维志等再次向在场采访记者慷慨激昂地讲了话,并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方握别登车。可是在车上等了5分钟、10分钟、1刻钟,车仍未开动。交通排安玉怀跳下车去一看,站台上什么人也不见了,问司机怎么不开车呢?他说:“站长不发给路签,我怎敢开车!”这时我们才清楚是又一次被骗。指挥乃命全体同学就住宿车上,反正不达目的决不返校。这时站内一个铁路人员也不见了,车站大楼四门敞着,各办公室空无一人。车站外面,有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执法队在来回巡逻。我们救委会和指挥部研究后,命各连派人看守各办公室,交通队负责站内的巡逻,以防坏人进站破坏抢劫,反诬我们,这是当时国民党党部惯施的伎俩。这时,我校训育处的一个训育员突然来站,对救委会同学说:“韩主席、何厅长和我们校长在市政府(即现车站路南),等你们派几个代表去谈谈。朱维志、李秀洁、柴宗圣等5人当即前去。在市府会议室里除韩、何、赵3人外,还有市长闻承烈和韩的手枪旅旅长雷太平(当时的济南市警备司令)。韩先虚伪地对我代表慰问几句,又以关心的调子说:“高中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心,是很好的。可是没蒋主席命令,人家铁路上是不敢给你们发车的。我看,不如你们5个就代表全校学生去南京好了,我给你们买上车票,再多去几个人也行。”朱维志同学当即回答说:“赴京请愿是全体同学的意见,主席说的,我们得先向大家说明,再回报主席。”韩点头说:“好,好!”朱等5代表回车站后,立即在站台集合起全体同学,由柴宗圣向大家汇报了同韩、何会谈的情况,并愤激地说:“同学们,我们能这样就回校吗!”全体同学一听,简直炸起来了:“不行!我们不达赴京请愿目的,誓不返校!”呼声响彻整个车站。5个代表回市府向韩回复了我们全体学生誓死赴京请愿的决心。韩、何对我们的态度,虽是极为恼火,但又不敢加以镇压或公开阻止。随即说:“那你们就等着铁路上用火车送吧,现在他们藏了,谁也不知他们在哪能里。”赵春珊校长(他是武汉大学毕业,有声誉的地理教师、是位无党派的学者)恳切地嘱咐我们学生注意身体,团结一致。代表们回到车站内,已是晚9点了。
        11月28日,天一亮就看到车站外南北两面都有身挂驳壳枪的手枪旅士兵在警戒着。接着有该旅一团(当时该旅有两个团,一团长是贾连本、二团长是吴化文)的一个营长进站,上了我们指挥部的车厢,对黄来兴指挥说他是奉韩主席和雷司令(即雷太平)的命令来保护我们的,以防坏人乘机扰乱治安和伤害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误会(这个营长同我们交通排的同学都是球场上的熟朋友,他是该旅篮球队的队长)。看态度还不是来对我们镇压,所以我们也待之以礼,并向其宣传爱国主义。但我们也清楚地明白这是韩复榘对爱国学生名为保护、实为监视的把戏。
        11月29日,按昨晚会议的决定,救委会外交股的同学分头去全市各校串联鼓动,请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宣传股分头到各主要马路散发我们赴京请愿的宣言,争取群众的同情;同时在车站大楼同几天来在站采访的通讯社和报社的记者开座谈会,争取舆论的声援。这些活动,都取得了预期的目的。除教会学校齐鲁大学尚未确定外,全市所有的中学都确定次日(11月30日)上午8时来车站前广场会齐,同时我们高中同学也预先在站内集合;届时如果手枪旅的警戒阻止进站,号音一响,站外学生就向里冲,在站内的高中学生则向外冲出迎接,不顾任何牺牲。
        次日,刚到7点,就听到站外响起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的呼喊声,同时我们高中同学也集合在站内出口处高呼口号,真是此呼彼应,响彻车站内外。我交通排的朱延蔼、李培坦两同学出站找到手枪旅那个负责警戒的营长交涉,获得意外的成功,他们两人顺利地把各校的队伍引进站里。这些学校是省立第一师范、省立女师、省立一中及私立正谊中学、育英中学、东鲁中学、齐鲁中学等。当日下午各校代表在车站大楼上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委员会”,由每校代表3人组成。高中的代表是校救委会的3个常委朱维志、李秀洁、鲁宝琪。会上决定,为领导全市学生赴京请愿,一致推选省立高中同学柴宗圣为济南市学生赴京请愿团的总指挥。统一指挥全市同学。当即把高中原挂在机车前面的黄标换上“济南市学生赴京请愿团”的横标。
 
五、斗争胜利,到达南京
 
        3天来,津浦铁路的交通完全中断。29日夜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专车也被我们扣在济南车站。双方就这样相持着。12月1日一早,交通排的安玉怀、王晓林两同学向救委会提出我们自己开车走,他俩的父兄都是铁路上的老机务段长、老司机,因而他俩也能把机车开动起来。经指挥部研究后,立即派高中二连二排排长王成九带着全排同学摇起工务段上的压路车直去白马山车站,突击式地把该站站长扣起,用他当开车的活路签,济南到白马山站由安、王两同学开车。12月2日,我们到二大马路买了红绿绸子,做起指挥开车的旗子,同时印发宣言,声明我们自己会开火车,我们是誓死要去请愿的。这样一来,却使韩复榘、何思源震惊了。他们虽然敌视学生的爱国运动,但却不愿背镇压学生的恶名。他们眼看运动扩大的势头,觉得还不如把学生送出山东,他们还少负责任,也免得学生天天跟他们纠缠。当天下午,韩复榘就派人把段长、站长送来车站,站上的职工员司也都出来了(他们几天的躲藏实际也是韩复榘耍的花招)。他们很快挂好专列,有60多节车厢,前后两台机车。在我们即将开车的时候,齐鲁大学有百多同学也赶来了,救委会对他们热烈欢迎,并安排了他们乘的车厢。夜色降临时,我们济南学生请愿团在各校进步老师、新闻记者和群众的欢送声中,离开济南。我们已在车站斗争了6天。
        我们的专列,因沿途都得给客车让路,所以到12月5日下午3时方到南京对岸的浦口,早有我们高中前几届毕业现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马瑜、柳英俊、朱树屏等十几个同学过江在这里欢迎,他们说:“中央党部已有人在下关等待你们,并备好汽车,送你们到中央军校去住;这是名为欢迎,实为软禁的勾当。住进军校里,就谈不上请愿了,你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过江后,拒绝了中央党部的欢迎和照顾,在中央大学同学的引导下直去中央大学。抵达时,夜幕已经降临,校门前站满了中大和各地来京住在中大的同学,他们对我们夹道鼓掌欢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热烈欢迎山东爱国同学”的口号响彻云霄。我们在校园略休息后,中大救委会安排了我们的住地,当时中大的体育馆、室内球场里也都挤满了各地来京的学生。
 
六、请愿经过
 
        12月6日早7时,我们济南学生请愿团就自中大整队出发,由高中两个高大的篮球队员丁云岫、朱延蔼高举着“山东济南市学生请愿团”的横标前导,接着是按女师、女中、一中、高中、一师……等序列行进,市救委会代表和总指挥柴宗圣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路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向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走去。抵国府大门前时,佩着少将领章的门卫司令叫我们停在门前的马路上,不许入内。柴宗圣跟他一再交涉,他执意不肯,反令其卫兵排成横列堵门站立。柴乃命女师同学与高中同学调换序列,以高中为队伍前卫,并高喊“同学们!冲进去!”于是一齐向前猛拥,冲到大门内的大院里。这时第二道大门紧紧关闭,门前及大院两侧布满全副武装的宪兵,还架着4挺机枪,如临大敌。随后便门里走出一个带着三颗金星的高级军官接见我们,他自称是国府武官长贺耀祖,说蒋主席没在国府里,学生有何意见,可以同他讲。同学们齐声怒喊:“你是干什么的?你配吗?我们一定要见蒋主席!你快滚回去!”这样相持到10点钟时,蒋介石方才出来,我们救委会代表当即把早写好的请愿书递给他,他略看了一下,就登上临时摆下的一张大方桌上讲起话来,大意是:“山东的学生,不畏天气寒冷来到国府,本主席很是高兴。济南是北伐时本主席到过的地方,是遭受过‘五三’惨案的耻辱的。你们济南学生是爱国的学生,这给政府增加了很大力量!”他这样不痛不痒地乱说了一阵,我们请愿的具体问题,根本不去涉及。我们的代表乃问同学们:“蒋主席的讲话,大家满意不满意?”全体高呼:“不满意!我们要求蒋主席逐条答复我们请愿的条件!”我代表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政府立即向日本宣战,出兵收复东北失地;要求政府查究张学良不抵抗的罪责(当时还不知道是蒋介石命张学良将军不抵抗的);反对政府依靠国联的投降外交;撤免顾维钧的外交部长;发给学生义勇军武器……等具体要求。蒋介石被迫说:“我已经命令张学良戴罪立功,出关作战,顾维钧是外交老手,我新任命的外交部长。不久本主席要亲自北去指挥,届时路经济南,就发给你们武器,一随本主席开赴前线……”等,顺口应付了些言不由衷的空话。接着还气急败坏地说:“同学们!本主席是国家的元首,光是在此同你们讲话,怎么行呢!说不定此时此刻外国正在计划灭亡我们呢!”说完他下了桌子扭身进了二门,门也随即紧闭。柴宗圣问,同学们对蒋的答复有什么意见,大家一致高呼“不满意!”柴乃同救委会代表稍事商讨,即决定指挥队伍回了中大。同一天,住在中大的平、沪、汉、皖各地学生,也分别举行示威游行和到政府请愿。
 
七、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通过6日向蒋介石政府的请愿,我们学生认识了蒋介石玩的是上海交易所掮客的骗人把戏,为了表示抗议,决定在南京示威游行。经过7日一天的准备,12月8日早饭后,我们就举着“济南市学生赴京示威团”的旗子,自中大走上南京街头游行示威。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同日本帝国主义宣战!”等口号。路上见到的汽车、特别是坐着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轿车,统统截住,在上面贴满标语后,才准它开走。路经国民政府门前时,我们故意放慢步伐,冲着它响亮地喊“打倒不抵抗主义!”“我们不要卖国的政府!”走到外交部时,同学们一齐冲进去各处搜查,各屋空无一人,只有大门口一个站岗的门卫。我们在院内外贴满标语,把外交部的牌子上盖上了一张“不要这个卖国部”的大标语。还在大门的另一旁写上“老牌卖国部长顾维钧给我们滚蛋!”。经过其他政府院、部门前,同样地呼口号、贴标语。返回中大时,已是下午3点了。
 
八、蒋介石政府对学生血腥镇压
 
        市救委会和指挥部鉴于连日的请愿和示威游行,部分少年同学已感疲劳,决定12月9日休息一天,各校同学可自动组织晋谒中山先生陵墓。
        就是这天,住在中大的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在街头游行示威,他们砸了外交部,又去国民党的中央党部,适逢国民党中央头头们开紧急会议,讨论蒋介石要宣布下野的问题(这点是以后才知道的)。见北大学生冲进,乃由当时的考试院长蔡元培和首都卫戍司令陈铭枢出来接见。北大同学当即拥上去把蔡元培架上黄包车,拉着就走,陈铭枢也被拖着,守卫的宪兵即向学生开枪,立时乱作一团,有的学生受伤倒地,蔡元培和陈铭枢也被宪兵抢回。这是这次学生请愿、示威的爱国运动中第一次流血。
        当晚住在中大的各地学生救委会开了紧急联席会,经讨论后,决定联合示威游行3天。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收复东北、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12月13日,不顾天气寒冷,近3万名学生的示威队伍,自中央大学走上街头,经过外交部、中央党部。见都是空无一人。日落时游行队伍到达《中央日报》社和中央通讯社大门前时,突有大批便衣武装自门内冲出,向示威学生鸣枪扑来,同时示威队伍的后尾也有武装警察来袭。学生不顾一切,与之徒手搏斗,多人负伤倒地,有的人被推到中央社门前的秦淮河里。当晚抬回中大牺牲学生的尸体就有两具:一是上海复旦大学同学,二是武汉大学同学。伤者百余人。我们济南的同学也有6人被捕,10多个人失踪。这是国民党政府又一次用屠杀来回答学生的爱国活动。当夜中大学生救委会与各地救委会商讨后,决定明天抬着牺牲同学的尸体继续游行。
 
九、被迫返济
 
        12月16日早晨,我们刚醒来,就见有大批军警拥进中央大学,步枪上着刺刀,驳壳枪张着机头,迅速地包围了各地学生的住地。校园中央还竖着“各地学生立即返回各地,违者以危害国家安全论处”的白布横标,下面署名是“首都卫戍司令部”。有几个校级军官,对我们的救委会代表说,他们是奉卫戍司令的命令来送学生们各回各地,并有十多个手提驳壳枪的士兵,紧紧盯着我救委会代表和总指挥柴宗圣。从中大到下关沿路两边的人行道上,也都布上了军队,简直是武装押送学生。但这一切却吓不倒我们,我们的队伍仍是在总指挥的指挥下,精神抖擞地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的投降政府”的口号。从容不迫地过江到了浦口。因为是国民党政府强迫学生回去,所以浦口车站早有专车升火待发了。当天上午10时即开车北上,于12月20日返抵济南。在车站上受到济南各机关、团体、工厂的爱国群众千余人的欢迎和慰问。
        我们这次运动,虽未能达到迫使国民政府立即抗战的目的,却对唤起民众,推动抗日救亡,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使蒋介石国民党知道他们想要卖国投降,全国人民是绝不允许的。

        (来源:《济南文史》2006年第1期,总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