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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郝恩芳:我被俘去的日本下煤井的经历

        1944年,我19岁,在抗日游击队杨相升的四团里当兵。4月28日与日军在章丘大高庄遭遇,战败被俘,被押至济南关押战俘的济南日军新华院(馆驿街西头)。从此,开始了受日军欺凌的非人生活。在新华院,我们吃的是生了虫子的玉米面干粮,喝的是半凉不温的水,天天由日军押着干活。饿得肚子疼,一停就挨打。我亲眼看到有两个逃跑的民工被抓回,脱得上下净光,活活地被日本狼狗咬死,情景真惨!吃生喝凉,闹肚子是常有的事,日本宪兵一天一次检查,把那些饿死,病死,甚至还有口气的,用木板车拉出去埋掉。每天都要拉出两三车。郊区的野狗吃尸体都吃疯了。50天里,饿死、病死后被拉出去喂狗的有两千来人!日军挑了500人,坐闷罐车送至青岛。在路上偷跑了一车厢人,剩下的300多人到青岛在保安楼住了17天。这17天同在新华院差不多。真是度日如年!
        在青岛关了17天,我们这300人又被逼着坐轮船去日本。到了日本,我们被安排在东京大阪下煤井。10个人一个洞,由一个日本兵监管。吃的是像火柴盒大小的干粮。中午2个、早晚各3个。去的人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不用说挖炭,就是闲玩也受不了。监管的日本兵手拿棍棒、看谁不顺眼,就没头没脸地毒打一顿。下煤井的人被打死、砸死、饿死、炸死、病死的不计其数,天天有死人的噩耗传来。魏桥镇麻张村任怀忠呆的那个洞里,10个人被砸死了3个,还有1个被砸去了半截胳膊。田李靳村牛立业被炸去了一只手。就是这些残疾人也被迫去干活,否则就会活活饿死。章丘县泥桥村樊立忠不堪忍受这种生活。在厕所里想上吊自尽,幸好被我们看见救下。勉强活下来的人被逼无奈,采取了消极对抗的办法,在井下轮流着干活。歇着的人低下头,用双手捂住头上的灯,不让监管的日本士兵看见。否则,头灯不动又要惨遭毒打。这样我们苦熬了一年多。一天,日本士兵突然命令我们上井休息,人们疑惑不解,一年多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美国的飞机天天在上空盘旋,被俘下井的美国人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大家猜测着:是不是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有个姓陈的胶东人懂英语,大家让他去美国人那里探听一下。经过他的翻译,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真的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顿时,一向愁眉不展的人们欢呼雀跃起来,蹦呀,跳呀,喊呀,简直就像一伙顽童。我们放开喉咙举起双臂大声喊:“死了的人又活了!死了的人又活了!”兴奋一阵后,我们忽然想到要找那些监管的日本士兵算账。但这时他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为了便于联系,那个胶东人当了我们的队长。他规劝大家说:“别看日军残酷地对待咱们中国人,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他们的地盘,不能胡闹,以防惹来祸端。”
        就这样,我们天天盼啊,等啊,站在高处向着祖国的方向眺望。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坐上美国的军舰,驶过东海,在天津的塘沽下船。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像小孩扑进娘的怀抱,别提多么亲切和温暖。真没想到我九死一生又回到了家乡辛梁镇。从1944年4月28日至1945年11月,我被日军掳去一年多的时间,要不是抗日战争胜利,我还能活着回来吗?可惜去的时候三百多人,活着回来才几个人。

        (来源:《济南文史》2008年第1期,总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