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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吴俊:济南日军“救国训练所”见闻

        1940年,日本侵略军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为配合其军事行动,年初,日军在济南成立了一个名为“救国训练所”的机构,以便于在这个机构内对我方被俘、被捕人员进行政治上的分化和争取。当时,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被日军当作抗日分子加以逮捕,送到这个所谓的“救国训练所”受训。这件事情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往事历历,记意犹新,故特记之于后,借以揭示日本帝国主义者政治亡华之一斑。
        1941年冬,我听说在安徽阜阳地区,国民党设立的国立二十二中、阜阳军校和临泉师范等学校招生,我经国民党平度县政府考试并被录取,于当年农历二月下旬,约郭家庄村郭典礼、杜家村杨允禄一起去阜阳上学。当时时局混乱,再加上我们都很年轻,而且又是第一次出远门,所以是跟允禄的祖母一起走的——她去济南看望儿子、即允禄的父亲杨新斋(又名杨紫辰)。杨新斋是当时济南新民会会长,并兼在统税局工作。我们到了济南,游游大明湖,看看趵突泉,这样一下逗留了五六天之久。不料,这竟引起了驻济日伪特务的注意。就在我们准备由济南启程的前一天下午3点多钟时,有个西装革履戴眼镜的人,带着两个警察闯进了我们的住所,不容分说,抓住了我们3人,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第五派出所(大明湖西、靠近省图书馆处)。当我们被押着来到大街时,见到处都拉着绳子禁止通行,日伪对我们3个青年学生竟如此大动干弋。
        我们在第五派出所立即受到审讯。我是第一个受审者,开始我想隐瞒去阜阳上学的事,但他们拳打脚踢皮鞭抽,好像已有所知,紧逼不停,后来,我索性照实说了,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郭典礼和杨允禄也都照实说了。敌人见我们3人对了口供,便将我们一起绑送至警务厅特务科的拘留所。在这里,我们才听人说,带领警察抓我们的那个姓吕的小头头是莱阳县人。
        在拘留所虽不似以前那样逼供审讯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3人只不过是几个学生而已,但还是经常“过堂”盘问,诸如去哪里报名考试的,共有多少人,怎样到校,是自愿还是被迫,等等。有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胡编一通。惟独有一次,是日军一个头目亲自审讯,两旁站立着手持明晃晃日本军刀的日本兵,真是杀气腾腾。这个日军头目在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姓名、年龄和家乡、住处等情况后,接着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如问我们支持哪位县长(当时有国民政府县长和伪县长)、支持抗战还是支持“共荣”,支持省公署(日伪省府)还是支持省政府,等等。我们照心里想的直说,他就竖鼻子瞪眼睛;我们违心地回答,他又哈哈大笑,说我们是“说假话大大的”。更可笑的是,他问我们:“中国为什么和日本打仗?”我们一时说不出别的理由,就照直地说:“这是日本挑起的,因为他来侵略中国。”这个日军头目听了却一本正经地说:“不对。例如兄弟二人同居,为兄的把弟弟赶出了门,现在,弟弟已经长大成人,回来分家业,他兄不给该怎么办?”他两眼瞪着我们停了会又说:“那么只有用武力来强分了……”这真像痴人说梦一般滑稽可笑!
        在拘留所我们被扣留了21天,前后被审讯了5次。农历四月八日,又转移至设在济南成通纱厂内的所谓“青年训练所”。在这里主要是被强制接受日语灌输。人们都为以后的出路所担忧:不知日本侵略军要把大家作何处治。3个来月以后的农历七月初,我们几个人又被送进济南日军设立的所谓“救国训练所”,地址在南郊千佛山下的原华北中学内。
这个所谓的训练所的所长是樱井荣章,下设日籍、华籍两个办公室。还设有教官。被押送进受训的,一是战场上被俘虏的我军政人员;二是下乡“扫荡”掳来的我无辜青年百姓;三是从宪兵队和拘留所转来的所谓“嫌疑犯”。当时,里面共约有四五百人,而且时有增减。
        我们一来到这里,就感觉换了“空气”:吃的是白面馒头,中午还吃碗大锅菜;穿的可以随便穿自己所带的衣服;住的是大通铺(3间房)和备好的简单卧具,这和在拘留所、宪兵队以及在战场上被俘时的情况恰成鲜明对比。记得,有个国民党游击队保安团长,还有国民党五十一军的几个中级军官,曾同我们一起住过。他们是受命去暂编十二师赵保原部(驻莱阳万第村)检阅部队回归,路经平度被日军俘虏的,他们说,先被押到胶县日伪拘留所,在那里每天都是从脏水桶里捞些饭渣给吃,脏臭难闻,还不得吃饱;夜里,铺草上特地给泼了水,叫你睡不安稳,结果人人身上生满虱子,患了疥疮。听人们说,这里生活所以搞得好些,日伪是别有用心的,这就是要给这些人壮壮身子、换换脑筋,以便发落。原国民党山东省第八行政区厉文礼部的第八团团长刘经川(平度人),1941年冬于平度于埠(官庄乡)战斗中被俘后,就曾在此受过训,翌年即派回去干了日伪平度新河镇自卫团团长;还有的被直接留在训练所工作,但多数的是发往东北或日本做矿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救国训练”——愿意投降的就得给他们当走狗,不愿投降的就罚去当苦工。
        这个所谓训练所里的日常活动是这样的:每天上午,有半个钟头的“新民操”;下午,有一个多钟头的室外活动,其馀时间,就学习日伪报纸和刊物;晚上,听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消息”的广播;入夜,则强制人们静坐“思过”,“消除”不符合“大东亚圣战”的思想和行动。训练的方法是,教官讲话、读警词、座谈、写悔过书等。训练时间为两个月至半年。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义愤在胸,有何过可思?又有什么符不符合“圣战”的思想和行动要消除呢?恐吓、欺骗、残暴,这是所有侵略者的本性!日本侵略者当然也不例外。谁若反抗,他们就采取关(禁闭)、饿(不给吃喝)、熬(不让睡觉)、用刑等种种卑劣手段进行折磨。我亲眼看到有几名八路军的女同志,因在里面唱抗日歌曲,表示对日本侵略军的强烈反抗,就遭到日伪的禁闭刑罚;但她们未为所屈,后来也不知怎么样了。总的说来,进训练所的人,除极个别的外,大家都是身陷囹圄,而心存祖国。
        日本侵略军的欺骗手段是毒辣的。有时,当战场被俘的我国官兵(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押至,他们就召开欢迎会;每往东北或日本送一批劳工就开欢送会,大力美化和鼓吹“大日本皇军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恩德。这真是鬼蜮伎俩,蛇蝎之心!分明是侵略者,却偏偏要扮作“乐善好施”的恩人。我们在这里一共住了不到一月,先后就召开了三次这样的“欢迎”会和“欢送”会。其中的两次“欢送”会,共送走一百五六十人去东北的煤矿做劳工。每次“欢送”会结束,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押着汽车直接开进训练所大院,把人送往火车站关进闷罐车厢运走,多是有去无回。
        至于我们3人,因允禄的父亲从中托人疏通,被通知由日伪机关分配留用,但必须首先到日伪在济南所把持的一座寺庙里作祈祷。祈祷由日本僧人主持,他和中国僧人一样的装束,也是又敲钟又念经地手舞足蹈,要我们3个学生跪在佛堂前,朗诵祷词,实际就是照着由他们早编好的词宣誓。据说由日本国内刚补充来的侵华军士兵也要到此做祈祷,只是祷词内容有所不同,同样地以宗教迷信思想麻醉他们,以便为其军国主义卖命。我们祈祷完毕,每人送给了一个小佛像,说是神在时时监督,要我们“忠心为大东亚圣战效力”。这就是日本侵略军所谓的“救国训练所”的真谛。当时,带我们去寺庙作祈祷的,是日军的一个名叫阿部的宣抚班长。祈祷文,也是由他写成的,我们只是照抄、照读,最后还得签上姓名和住址,我当时签名吴林尚。只记得“祠祷词”的开头是“显显道义救国”几个字,其馀则全忘记了,大致内容是“要为强化治安和救国效力”。帮日伪办事明明是当汉奸,有谁去效力。
        这年的中秋节前后,我们被派到寿光伪县署宣抚班,第二天,我便趁机跑回了家。不久郭典礼也从寿光跑回来,杨允禄则跑去济南他父亲处。日本侵略军实在是白费心机。
        后来听说这个训练所在1943年5月被撤消了,据说日寇认为“救国训练所”在所谓“战意瓦解”和“政治争取”方面收效不大,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故将“救国训练所”撤消,另又成立了一个什么“新华院”。

        (来源:《济南文史》2005年第3期,总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