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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夏方明: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魔窟——济南“新华院”

        1943年11月,日军“扫荡”清河军区,我在沾化被敌人俘虏,后来押送到济南“新华院”。在这座吃人的魔窟里,我饱尝了日军非人的折磨和摧残,亲眼目睹了日军残杀中华儿女的暴行。今特将我在“新华院”的所见所闻述之于后。
        我们经常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句话来形容生活的困苦和艰难,但我们在“新华院”所过的生活是远非这句话所能表达清楚的。先说吃的吧。小米是从东北运来的发霉变质的仓底货,里面的虫子有指半长,这样的小米一点营养价值也没有,人吃了不断地跑肚拉稀。后来又吃了一段面粉公司里筛选下来的麦粒,里面的沙石约有一半,吃的时候,无法对牙。但就是这样的饭也不让吃饱,早上每个人只给半碗稀饭,中午、晚上各一碗米饭。一个班40~50人,分上一桶菜汤,里面有点萝卜片或菠菜,班长把仅有一点菜捞去吃了,其他人就只能喝清汤了。人们在里头天天吃不上菜,有的很快就生病,拉肚子,发烧,时间一长,人瘦的皮包骨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腿拖拉不起来。谁有了病就被弄到病号房,但病人在病号房里却无人照料,结果被弄得奄奄一息,有的人还没断气,就被扒光了衣服送到“太平间”。有一次,我去帮着架死尸,就亲眼看到有的人虽不能动,但还有气,有的死尸眼珠子没有了;有的嘴唇缺了一块;有的脚趾头、手指头少了一块,据说这都是叫老鼠咬的。拉死尸的车经过大门,日军卫兵还要检查,用刺刀攮攮,点点数,登记登记,才叫拉出去,扔到“万人坑”。据我所知,每年3~6月份死亡率最高,每天至少死十几个,多则30多个。总的说来,没有一天不死人的。
        再说穿的,在“新华院”里,由于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抢夺新“犯人”衣物的事件经常发生。我刚进“新华院”时,有一次上厕所就被人把毡帽硬行抢走,袜子也被人逼着要去,我不给他们,还遭到他们拳打脚踢。进“新华院”后4~5天,日军就叫换衣服。他们把我们集中到一个院里,让我们把衣服脱下来洗澡,还美其名曰“消毒”。水很热,我们不敢下,日兵就用木棍、皮鞭打着我们往里赶。洗完澡换衣服,换什么样的衣服呢?就是把那些死人身上的衣服扒下来,煮一煮,晒一晒。这些破烂衣服东一块、西一块,没有一块完整的布和套子,活像一件破蓑衣。不给鞋子也不给袜子,严寒的冬天里,刮着刺骨的冷风,下着大雪,仍然叫“犯人”去劳动。实在受不了,我们就拣那些破烂的布包一包,用绳子捆一捆。穿的衣服比马路上的叫花子穿的还要破。这样换衣服换死了不少人,我们去了200多人,两个月后,这些人中起码死去了十分之一。
        日特们为了开心,有时还拿着“犯人”作弄着玩,他们叫“犯人”爬烟囱,有的人爬不到顶,弄下来就打个半死。有时叫“犯人”用头顶石头,在场里转圈子,谁要撑不住劲,就会遭到毒打。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有时抓住犯人的生殖器在场子里转圈子。
        在“新华院”里,日军还采取了用“犯人”管“犯人”的办法。全院设总队,总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班,每班40~50人。班长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全院还设警备队,警备队的任务是负责巡逻。这些人穿着黑制服,扛着木棒,对待“犯人”像凶神恶煞,动辄用木棒乱打。有一次我晚上解手,被警备队用棒子打了,腿肿得很粗。还有一个干训班,凡战俘中原来当干部的都到干训班。为了对战俘进行奴化教育,“新华院”还设了一个辅导班。辅导班每天派一个值星,随同日军和翻译,对“犯人”进行两次点名,然后领着读《五项守则》,内容无非是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新华院”里关押的所谓“战俘”,有八路军的,有国民党军队的(如于学忠部等),还有土顽军(如齐子修部等),还有老百姓。在“新华院”里,我们稍有不服即遭到毒打。日军对“犯人”防范很严,墙顶拉上电网,四角设有固定岗哨,墙外有单行铁丝网,还有半圆形的铁丝网,再向外还有一个很深的沟,沟里设有铁丝网,沟外还设有电网。大门外有两个碉堡,驻有一个警卫班,大门昼夜上锁。这种环境给人造成了一种恐怖和绝望的气氛,因此,也有的人因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折磨而投井自杀。
        一进“新华院”,面对阴森的人间魔窟,我就想发动大家暴动,冲出牢笼,重返抗日战场。经过反复观察,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过去清河区有个国民党军队十五旅投降了日本,其中有个特务营不服,被送到“新华院”受训。这些人来到“新华院”后感到生命无望,于是很多人想越狱逃生,我就千方百计接触他们。为了发动群众,我提出了一个口号,“快过年了,父母想啦,争取回家过春节呀。”这样我串连了张德才等20馀人。开始时特务营中有些人有顾虑,怕出去后进不了八路军的根据地。我向他们解释说:“八路军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不但不会阻止你们,反而欢迎你们。愿意回家的送你们回家。”
        经过一段酝酿组织,暴动基本上成熟了。我们做了大体的分工:特务营的人搞大门,八路军的人搞日军宿舍。时间定在第二天傍晚点名的时候,喊一声“万岁”就立即行动。但是不知怎地被特务营的营长发现了,他报告了日特,第二天下午5点,日特突然宣布点名,场子上架着机枪。日特从人群中抓出7个人,用刺刀穿死了。过了几天,又抓去了几个人,绑在电线杆上叫狼狗活活地咬死了。
        过了春节后不久,工场班要人,我主动报名去了。当时我考虑到,在工场班有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活不很重;二是活动馀地大,容易和其他“犯人”接触。通过上次暴动,我感到个人的力量很单薄,于是和陈万舜、张勋朋二人商量后,在1944年4月左右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当时我们研究的工作任务是:第一要抵制日特的奴化教育;第二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第三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觉得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争取把更多的同志团结在支部的周围。
        支部成立后,我们千方百计想和组织上取得联系,但是没有办法。这时,张新山作为技工应招来到“新华院”。开始,我不了解他。经常听到他骂八路:“八路不好,回家还让站岗,放哨。”我听出他是长山人,对他就格外留心。有一天,我上班去早了一点,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反对饥饿!”他一进屋就问:“谁写的?是不是你写的?”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但他并没有追究,反而动手擦掉了。从这件事上,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有一天,张新山问我:“我要回家,你捎不捎信?”我说:“你敢不敢给我捎信?”他给了我一支铅笔头,一张破纸。晚上,我趁同班难友都入睡后,在被窝里向组织写了一封信,重点向组织汇报了组织暴动和建立支部的情况。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张新山回来了。他告诉我,信捎到了,李政委(清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曼村)对他很热情。我听了心里真高兴,可惜的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张新山就是清西地委城工委派来的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被放出了“新华院”。后来,我几经曲折,辗转回到了清西,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来源:《济南文史》2005年第3期,总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