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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焦时绥、崔力明:日特在济南的经济掠夺

        1937年7月,日军在卢沟桥故意寻衅,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于攻占平、津之后,大举南侵,山东首当其冲。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司令韩复榘消极抗战,致使山东大片土地很快沦人敌手,1937年12月27日省会济南也被日军侵占,从此,济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本占领者铁蹄之下愁度亡国奴的惨淡岁月。
        日军侵占济南后,为巩固其殖民统治,设立了大量特务机关,这些特务机关一方面加强对济南人民政治上的奴役与控制,一方面插手工商各行业从事经济掠夺。在日本侵略者对济南的8年占领中,济南工商各行业不但在政治上受压迫被奴役,而且在经济上饱受日特、汉奸的搜刮、劫夺、敲诈、勒索之苦,致使济南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市面萧条、百业凋零。为了弄清日特对济南工商各行业的掠夺状况,我们走访了一些老工商业者,召开了部分工商界知情人士座谈会,并参阅了一些工商资料,写成本篇。
        日特对济南工商各行业是怎样进行经济掠夺的呢?其掠夺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所谈的只是主要的几种——

如此“军管理”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每侵占我国一个城市后,对一些较大的工厂都实行“军管理”。日军的所谓“军管理”,实际上是以军管的名义强行劫夺。1937年12月29日,即日军侵占济南的第三日,济南日本特务机关长中野亲自到济南市商会,召集面粉厂、棉纺厂等企业的厂主开会,当时到会的计有成记面粉厂和成大纱厂的苗兰亭、成丰面粉厂的苗星垣、惠丰面粉厂的张印三、华庆面粉厂的赵静愚、宝丰面粉厂的李锡三、丰年面粉厂的孙墨村、成通纱厂的苗海南、仁丰纱厂的马伯声等10馀人。中野当即在会上宣布,分批对各厂实施“军管理”,并着日本企业“三菱”、“三井”等洋行带人前往各厂,先行查封,继之接收账目、房产、设备、原料、成品、现金。同时,日军也随同接收人员前往,占据各厂。
        上述这些面粉厂、纱厂被实行“军管理”后,各厂原来的经理、副经理、职员,大都被驱逐出厂,只有少数厂子留用了部分职员。上述各厂中的华庆、惠丰两家面粉厂被查封之后,一切冻结,但当时日本特务机关长中野并未指定由何人接收,1938年4月渡边继中野出任济南日本特务机关长,华庆、惠丰两厂的厂主以15万元的贿赂分别买通了渡边和伪财政厅日本顾问志村,两厂始被启封发归自营。
除纱厂、面粉厂之外,实行“军管理”的还有电灯公司、电话公司、打包公司、致敬洋灰公司、溥益制糖厂等。
        被实施“军管理”的厂子,其所获利润由日本军部分配,华商资本家所得寥寥无几,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占盈利总额的20%。
        假“军管理”之名,行劫夺之实,此即所谓日本的“军管理”!

所谓“让渡”与“合作”

        日本对其占领地区的工厂企业在实施“军管理”的同时,又通过“让渡”与“合作”的形式对中国企业实施进一步的控制与掠夺。所谓“让渡”,是日方以低于某企业原资本金约一半的低价收买。所谓“合作”或称“中日合办”,是日方对某企业资产作价,再由日方拿出与其所作价相等之价格,由中日共同经办该企业。这种“让渡”与“合作”是强制性的,没有特殊的缘由或关系一般是难于避免的。
差不多与实施“军管理”的同时,这种“让渡”与“合作”就陆续在各企业开始。1938年2月,济南电话公司在实施“军管理”两个月之后,又被日本华北电政总局以48.8万元的低价收买,在扣除8万元的保证金后,实付40.8万元;而该公司的原资本金是75万元。如此以低价“让渡”给日方的企业有:东裕隆卷烟厂、鲁安卷烟厂、铭昌卷烟厂等。被强制“合作”即“中日合办”的企业就更多了。1938年3月日方对济南电气公司实行“中日合办”,规定资金400万元,以原公司资产作价200万元,由日本兴中公司、东亚电力公司各出资100万元,组成“济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1938年6月正式成立。至此,济南的交电公用事业,全部为日本侵略军直接控制。被以“中日合办”这种方式为日方掠夺的工厂企业,从1937年底日军侵占济南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1942年,计有成大、仁丰、成通3家纱厂,成记、成丰、宝丰、丰年4家面粉厂,东源、洪泰两家火柴厂,利民、德和永2家染厂,以及一些造纸厂、制糖厂、骨粉厂等共数十家企业。这些“中日合办”的企业在“合作”之后,大都更名,如成大纱厂更名为鲁丰纱厂,成记面粉厂更名为泰丰面粉厂等,而且所有这些被“中日合办”的企业都派有日方的代表,他们独断专行,形同太上皇。
        没有实行“合作”的企业是否有呢?有,但这大都是由于花了贿赂买通关系而没有实行“合作”的,如惠丰和华庆面粉厂、东元盛染厂、裕兴颜料厂等。但这些幸免于“合作”得以独自经营的厂子,由于日军的严厉控制,普遍感到原料缺乏,运输困难,再加日货倾销,因而产量日趋下降。以裕兴颜料厂为例,1934年年产煮青1500馀吨,日本占领后的1938年降为1200吨,到了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年产已不足百吨。而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日本占领的8年中,不但没得到发展,反而因原料得不到供应和日货倾销而纷纷倒闭。
       “我的当然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便是“皇军”的“让渡”与“合作”!“让渡”、“合作”,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在抓“暴利”查“囤积”的幌子下

        为了筹措“大东亚圣战”的庞大军费开支,日本军国主义者除了在其本土和“满洲国”加紧进行搜刮外,还在其侵略战争中新占领的地区进行残酷的掠夺。日本占领者在其新侵占的城市中进行掠夺的方法是花样翻新的,除假借“军管理”、“让渡”、“合作”对大型的工厂企业进行掠夺外,还以抓“暴利”查“囤积”为名大抓所谓“经济犯”,来搜刮资财以作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和“以战养战”的战费。
        济南的抓“暴利”查“囤积”是在1943年日军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中开始的,在这个运动中有许多工厂企业的负责人被以“经济犯”的名义抓进了日本宪兵队,给以经济处罚或判处监禁,使得这些企业元气大伤甚至歇业倒闭。让事实来揭示日军的这一罪行吧——
        恒聚成北记经理许翰卿、会计曲星九在抓“暴利”中被日特机关逮捕,花了10万元的运动费虽然将人暂时保出,但是此案并未了结,以后又将人解送北平军法会审,判处2年徒刑,而且将该企业的所谓“暴利”20馀万元加以没收。该企业遭此打击后,一蹶不振,不久即告歇业。
        裕兴颜料厂被日本宪兵队以抓“暴利”为名,首先逮捕了该厂会计艾鲁川,查封了该厂仓库,随即又逮捕了该厂的几个负责人辛蔚芝、郭郁轩、车迈平、邹升三,抢走了该厂的制罐设备及其他物资。这些人在日本宪兵队备受非刑,并将邹升三、辛蔚芝、郭郁轩解往北平军法会审,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始被释放出狱。但价值三四十万元的裕兴颜料厂却被洗劫一空,濒临破产,职工大多自行走散。
        泰康食物公司是济南著名的食物店,糕点、糖果、罐头种类繁多。日本是一个酷嗜甜食的民族,所以他们常常“光顾”泰康,该公司经理孙信人曾三次被日本特条机关“泺源公馆”传讯扣押。1943年在抓“暴利”、查“囤积”运动中,孙信人又被以“经济犯”的名义抓进了日本宪兵队,除对该公司罚“暴利”8000元外,又将该公司的所谓“囤积”的货物全部没收,致使泰康元气大伤,只能苟延残喘惨淡经营。
        日军济南宪兵队1943年的抓“暴利”查“囤积”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大阴谋,济南工商界各行业几乎均被波及,逮捕面很广,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就有花行阜成信,粮行福聚成、恒聚成北记,颜料行裕兴和花店街所有的颜料商户,布行聚庆长等100多户的经理人;至于伪警察署、日本特务机关所设立的各“公馆”逮捕的人更多。这些被捕的工商户经理人不但被非刑拷打,而且有不少人被送往北平或送往日本进行审理,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释出。在这次大掠夺中,共查出所谓“暴利”3000馀万元,被没收布匹2.3万馀匹。在这一事件中汉奸们也趁火打劫大捞一把,他们向济南商会吹风说,他们“可以设法营救被捕商人出狱”,但必须给他们酬金,结果被这伙汉奸又敲去了70馀万元。

        (来源:《济南文史》2005年第3期,总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