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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佚名:济南“一贯道”及其被取缔之概况(上)

一、我所看到的“一贯道”传道实况
        1937年秋,我家从济南西门里鞭指巷搬迁到商埠经七路大纬二路(路西)“福裕里”。这时“七七”事变已经发生了。
        “福裕里”是一条户数不多的胡同。前些年,因马路展宽,全部拆迁,原址已不复存在。究其旧址的具体地点,约在今(经七路以北)大纬二路75号“达美妮皮鞋店”,南至85号“星威春兰专卖店”之间。
        就在这一年的秋后,一天下午,猛听到巨大而沉重的爆炸声连连响起——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军队往南撤退,炸毁了济南的洛口大铁桥。
        每天,每天,在胡同口的马路上,都看到有溃散的士兵和逃难的群众络绎不绝。
        在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之际,一天晚上,我正在同院住户胡大娘家帮她儿子胡田禄做算术题,一位邻家妇女来找胡大娘。她们神秘兮兮地耳语了许久。之后,听胡田禄说,经邻居介绍,他妈在上了“一贯道”。并说,要是在了道,就能脱灾免劫;遇上危险,能获神佛保佑。我觉得很玄妙,回家告诉了妈妈。我妈是小学教员,历来相信科学,便对我说:“别信神呀鬼呀的那一套,那全是迷信。”可是在 我心里,却始终觉得有些神奇,总想解开这个谜。
        出于好奇心,我终于说服了胡田禄,请他妈允许,在“一贯道”开坛的那一天,引领我到北边另一个胡同里那位“一贯道”的坛主家看看。
        那坛主姓赵。一进赵家堂屋,便见香烟缭绕,气氛严肃,周围已有十几位在道的善男信女在恭候。
        我躲在人们的身后伸头扒脑地仔细观察。北墙下黑漆长条几的正中,摆放着一尊木制的油漆大牌位,上面刻着一行扁方形朱体大字:
        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
        八仙桌的桌面上,摆了成盘的几种供果。另一个托盘里,放有道徒们“敬献”的一些钱币和几件金银首饰。
        在一种庄严而神秘的气氛中,赵坛主宣布开坛了——也就是进行求神问卜的所谓“架乩扶鸾”(注:“乩”,读jī。古代称“乩”是“卜以问疑”。俗称“扶架子”。即将木制丁字架放沙盘上,由两人各扶一端,依法请“神”,则木架下垂部分在沙上画出一些字迹,做为“神”的“降乩”,预示吉凶。木架子也有用“畚箕”“筲箕”代替的,叫“扶箕”,与“扶乩”音同。传说神仙降临来去都是“驾风乘鸾”,故口语也称“扶鸾”。与这种“扶乩”类似的迷信,不仅在我国古代就有,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有。英文的词汇是Sciomancy,有的译作“箕占”、“筛占”)。
        坛主身旁的另一张条桌上,设一个长方形的大沙盘,上面悬着一个木制的丁字形架子。两边各站立一名少男少女(“一贯道”称这种人为“三才”。详后)。他们态度敬肃,表情木然,眯缝着双眼,双手扶着木架子。
        当求神的道徒向坛主提出问卜的要求和内容之后,坛主口中念念有词,对天拜上几拜,表示请神降临。这时,“三才”所扶木架子的下垂部分,开始左右前后的晃动,在沙盘的黄沙表面便划出了一些横竖歪斜似字非字的笔画。大约过上十几分钟,“三才”“扶乩”的木架子停止活动。坛主走近沙盘,仔细看上一番,又拜上几拜,然后面向道徒,对沙盘上的字迹进行解释或宣讲。(“一贯道”称作“降乩”,即请来的神佛所赐给人们的训示,或给人们以什么启示。)
        道徒们或端坐,或肃立,诚惶诚恐地聆听“神训”。在这种庄严而神秘的气氛中,道徒们每人都怀着不同的愿望在祈祷。或求预知吉凶。或求逢凶化吉。但愿有病能愈,有忧能排,有财能得,有婚能成。而当时老百姓最最关心的头等大事,是在这兵荒马乱之时,祈求神佛,保佑全家平安,免遭劫难。
        长大后,我在济南师范求学时,已知“一贯道”在山东全省都有其组织与活动。1944年,我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肄业时,更进一步了解到:“一贯道”在全国各地都有其庞大的组织,有各种活动。
        而真正使我对“一贯道”有了全面的详细了解,是我1945年冬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又自1948年在公安机关长期工作之后;特别是,“镇反”时我任军事法庭宣传组组长,又任“取缔反动道会门行动指挥部”宣传组组长。50年代初,自始至终参加了对反动道会门的取缔、审理,以及“清理积案”等工作。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通过审讯各种反动道会门骨干分子和在押罪犯所录的口供、笔供,还查考了日伪与 国民党时期警局、法院遗留下来的各种档案材料,使我积累掌握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现经整理,分述于下,并请各界人士指正。

二、“一贯道”的起源与发展
        “一贯道”,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反动道会门,起源于山东省。传说最早的创始人是曹州府(治所在菏泽。辖境包括今河南省范县,山东省郓城、巨野、单县、鄄城、菏泽、定陶、曹县、成武等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曾名为“东震堂”(“震”,是“八卦”之一,符号为“三三”,代表“雷”)。
        北洋军阀时期,失意政客路中一承办道务,在曹县、单县一带广收道徒。他从《论语·里仁篇》中窃取了孔子的话:“吾道一以贯之。”遂正式更名为“一贯道”。
        1925年,路中一死后,由流氓道士张天然(又名张光璧,原是路中一手下的“点传师”)继承,在反动军阀的扶植下,逐渐扩大道务,号称“师尊”。
        1930年,张天然趁“五三惨案”之后兵荒马乱、生灵涂炭之机,来到济南。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设立“佛堂”。先后成立了所谓“四大坛”:
        以李鸿臣设“金刚坛”;
        以郝书暄、黄恩和设“敦仁坛”:
        以徐衡甫(又名徐秉钧)设“礼代坛”;
        以齐铭周设“天一坛”。
        道务大有发展后,张天然又开设所谓“中枢坛”,为“总佛堂”,下面领导39个小坛。
        “一贯道”初具规模后,便以济南为基地,渐次向全国各地发展。
        首先沿胶济铁路,东向周村、博山、青岛。1933年前后,又向北发展,传到天津、北京。继沿平绥路,传至包头,又至西北、东北各地。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一贯道”又由平津传到南京、上海、汉口、重庆、成都。又迅速蔓延发展,先传至云南、贵州一带西南地区,后及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至广州、香港。
由济南“一贯道”道首直接向外扩展的,如徐衡甫办“礼化坛”,除在山东省的汶上、泗水、平阴、肥城以至鲁西各县传道外,并组织专人远到云南、贵州以至东北三省传道。
齐铭周办的“天一坛”,先由济南传道至武城、德州、桓台、潍坊,又派人分为两路:一路沿津浦铁路,由徐州、蚌埠开展道务至南京、杭州等地;另一路沿陇海铁路,至河南商丘、开封、郑州以至西安等地。
        郝书暄办的“敦仁坛”,由济南往东,传道至益都、潍县、烟台。
        赵德善办的“明德坛”,从济南发展到章丘、淄博、高唐、博平等县,又传至江苏省的金坛、丹阳等县。
        1947年,“一贯道”首领张天然病死于成都。张的小老婆孙月慧(人称“孙师母”)在四川,以成都为中心,自成一派。称为“西派”,亦称“二师母派”、“四川派”。后并立名为“金线道”。此派势力较大,道徒较多。济南的骨干分子宿子臻与“天一坛”、“率真坛”、“宏慈坛”等,即属于“西派”。
        张天然的大老婆刘素贞(人称“刘师母”),与其子张孝骞,在杭州自成一派,称为“东派”,亦称“大师母派”、“杭州派”、“正义派”。济南的“礼化坛”坛主徐衡甫等,即属于“东派”。
此外,还存在一些零散小股的“一贯道”支派、流派。如早期的道首路中一死后,其妹陈路氏,继兄办道,被道徒称为“老姑娘”。陈路氏的儿子陈兴龙(字化清),以山东济宁为根据地,发展道徒,自成一派。道首张天然的小老婆孙月慧所领导的“西派”,尚有所谓“暗线派”、“法一道”等分支。济南北园刘家井庄“浩然坛”坛主兼点传师赵范五,还自称“一贯道”中的“革新派”,又称“胡子道”。赵范五死后,其子赵家华接任坛主,继续办道,发展道徒。
        综上所述,“一贯道”在旧中国,依仗反动的政治势力,可以说已形成蔓延全国城乡之势。在名目繁多的几十种反动道会门中,“一贯道”可以说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劣迹最昭的一个。

三、“一贯道”勾结日寇汉奸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寇大举侵略我国,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炮火遍地,战祸连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贯道”总头目张天然,以其反动的阶级本性,立即公开投入日寇怀抱,积极为之效劳。敌伪特务组织,直接插手掌握“一贯道”。
        济南“一贯道敦仁坛”的坛主郝书暄,被“皇军”任命为伪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褚民谊,也参加了一贯道”,拜张天然为“师尊”。
由于战火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又由于中国社会落后,群众中有些人存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一贯道”便乘机开展道务,广招“道亲”(即道徒),宣扬什么“求神靠天”,“脱劫避难”,大量印制所谓“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牌位,挨户派送,强令供奉。
        “一贯道”为虎作伥,利用其开坛扶乩等迷信活动,大肆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日华亲善”,来麻醉、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遏制抗日的民族意识。使“一贯道”为敌伪所公开利用,成为其侵略工具和统治工具。
        由于得到日伪各级政权和“新民会”(日伪时期在沧陷区的一种反动组织。其名称,是盗用了《大学》《乃《礼记》中的一篇。俗称“四书”,即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儒家经典》中的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取句中“新民”二字。“新”是动词,即革新,弃旧图新。此句原意是:大学《指儒家所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的原则,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革新民心,达到至善。该组织于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为日本特务部文化组组长小泽创办“新民总会”,由汉奸张燕卿任副会长,缪斌任中央指导部部长。后在敌占区各省、市、县建立分会,大肆宣扬“日华亲善”,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毒化人民。“新民会”中安插了一些原为抗日人员、被捕后叛变投靠日寇的人,让他们从事情报间谍活动。“新民会”已变成日本特务的外围组织)的支持,日寇侵占到哪里,“一贯道”的组织就发展到哪里。在伪政权大力提倡下,伪军政人员纷纷加入,狼狈为奸,“一贯道”得以到处设坛,架乩扶鸾,集会讲道。有的坛主还以伪善面目来装扮,去搞一点办学、施药、放粮、舍粥等所谓“慈善”事业,借以欺骗群众,笼络人心。故“一贯道”的别名,又有“中国慈善道德会”、“中华道德会”、“崇华慈善会”等等名目。
        由于这样,在沦陷区,城乡群众一时被骗参加者为数甚多。“一贯道”已成为当时最庞大最有势力的道会门组织。仅济南一地,据估计,道众曾达10万人以上。
        正是由于给“一贯道”披上了“宗教信仰”“慈善事业”的外衣,日本特务机关即明目张胆地利用它从事破坏抗日的活动。通过传道,宣传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是土匪,是‘毛猴子’,为上天所不容。”常常以对道要“忠诚”为名,让道众检举告发“八路嫌疑”。日本特务机关还出款暗派专人,以传道为名,向我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人”,以搜集情报,进行“渗透”。

        (来源:《济南文史资料》1999年第2期,总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