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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刘洁云:在港九抗日游击的岁月

        我于1926年在香港九龙出生,现是广州市柴油机厂离休干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经常回忆起参加东江纵队领导的港九地区游击战的艰难岁月。

一、参加“地下”游击队

        我少年时期是在英国殖民地香港九龙度过的。父亲曾在圣保禄书院教书,后又开过“可求书学”书店。待到书店破产时,家庭经济困难,兄弟姐妹又多,我十五六岁便到九龙的“捷和”钢铁厂做工。1941年12月8日开始,日军攻占了九龙和香港后,我失去了工作。不久,经亲友介绍,我进了中华书局“量纸”车间做工。该书局已被日寇霸占,主要印制“中储卷”(日占区钞票)。在车间内,我和工人私下议论日军的暴行,并自发地进行怠工,因而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人时常打骂工人。有一次,一个日本兵走到我身旁,突然揪住我前衣领,打了我一记耳光,并叫骂:“你小小的,大大的坏!走,密西密西!(吃东西)!”我说:“是尺子大大的坏!”他把我往车间门口拖,我哭起来。工友们纷纷跑过来围住,都说:“尺子大大的坏。”这时,有个管理员(中国人)挤到日本兵面前,说了几句日语:“你是保卫工厂的,私自闯入车间打人、拖人,造成大家停工,完不成任务,上司会怪罪你的!”日本兵听后无可奈何,便放开我,并叫着“你的干活的,快快的”,说完便离开车间。我流着眼泪说:“感谢大家救了我!”工友们回到各自岗位都很气愤。自此,工友们更团结了。国仇家恨,促使我产生了要参加地下工作的强烈愿望。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二姐,二姐在玛莉医院开电梯,认识的朋友多。不久,她介绍吕少枚和我相识。经过考察,吕少枚介绍我参加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由中队干部陈敏带领我宣誓后,就成为该中队游击队员。那时是1942年10月。

二、没有硝烟的游击战

        我所在的市区中队,是按部队编制的。有些人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完成游击任务;也有没有职业,而在队内从事专职工作的,他们由部队供给基本生活费。我白天上班,晚上则由单线联系人吕少枚带领,上街张贴和投送传单、标语,进行宣传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中队长兼指导员方兰交给我们任务,要求吕少枚和我在中华书局开展地下工作。

        一是在厂内张贴、投送宣传品。我两人常在厂门口至车间地段,一人放哨,一人戴手套,无人的时候神速而秘密地把宣传标语贴到墙上和电灯柱上。其内容是:“东江游击纵队开进港九了”,“欢迎曾生司令员来港九”等。有时候还秘密投放宣传品,如把东江纵队《前进报》、《东江纵队成立宣言》、港九大队《尖兵报》等,夹在印制“中储卷”的纸胚中间,让工人传阅。有些工人翻到宣传品,即交给班长曾超(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游击队员),日本人不在时,他们十几人便围在一起阅读,鼓舞了对敌斗争的士气。

        二是到厂外张贴、投送宣传品。我们按照中队部规定的时间、地段,在晚上把宣传品投入各户人家,重点对象是伪职人员的家,从门缝、窗口或在信箱投放。有一次,我刚好碰到一户人家家里死了人,楼梯口挂着一对蓝色灯笼,阴森可怕,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跑上楼梯,把传单投进去。

        三是破坏日寇的生产。我在凹版车间,协同师傅串联几个工人,有时故意把印钞票的纸胚尺寸量不准确,使凸版车间套色时超出误差造成废品。有时还偷偷地在油墨桶中放入小铁钉等杂物,使精密的电版被刺穿,从而要停机,重新制版,既花钱又花工时,影响进度。我还串联其他车间的工人姐妹们怠工,以影响生产进度。车间主任日本人海谷很恼火,经常训斥工段长(中国人)。工段长对海谷说:“工资低,物价贵,吃不饱,又受打骂,自然干不好啊!”海谷抓不到证据,也无可奈何。

        四是串通工人偷厂里的生产物资。当时,工人工资每月只有24斤大米,连自己糊口也成问题,更谈不上养家了。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串联工人,有的偷偷地将生产用的新帆布,在厂里拆成帆线织袜、织线衣、织背心;有的将未用过或只用过一次的白布胚,偷出厂外染成蓝色或黑色做衣服;有的把废铜、烂铁、旧电线、旧零件偷出去卖……那时每天下班时,工人们要排队出厂,每个人都要被搜身。如被搜出偷东西,就要被鞭打、灌水、烈日下曝晒直至开除出厂。但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如通过熟人,买通执行搜身的人等,使日寇防不胜防,损失巨大。

        五是动员、发展职工及其亲人参加游击队。我们发展了在中华书局做工的刘秀群参加本中队,后调去解放区。我还动员我四姐到部队当了卫生员。还有我弟弟也是我动员到解放区当“小鬼”的。

三、立志救国,视死如归

        1944年初,有一天,队员黄静仪通知我说:“出事了,有个队员被捕了。”要我马上转移。我单独一人步行到鲤鱼门附近的槟榔湾中 队部。方兰安排我管理中队账目和伙房,必要时也做交通工作。方兰只有二十二三岁。她除了学习、开会和布置任务外,其他时间都处在对敌斗争的前哨。

        我在中队部,由于经常学习、开会,对社情有所了解。那时的局势非常严峻。港九最高统治者是矶谷廉介中将,任总督兼警备司令。他统管警备部队、总督府和宪兵总队。他在地方政权上设置香港东地区、西地区、九龙地区、新界地区四个事务所,都分别派驻宪兵派遣队。该四地区属下的墟镇乡村,分区设区政府,也派驻宪兵区队。政权机构、军事据点、交通要道等地方,不是碉堡林立,就是军警密布。在这么凶险的环境中,要开展游击活动是非常危险的。

        1944年3月,中队坑口交通站小交通员阿四(女),运送一批宣传品到了香港交给义务交通员冯芝。冯芝已61岁,是方兰的母亲。冯芝把宣传品转给附近联络点伍惠珍,又从伍家里取回一批宣传品和重要情报,准备给阿四带回中队部。冯芝担心阿四年纪小,东西又多,就主动把情报缝在自己的衣服里,陪同阿四一起乘小艇回坑口,经筲箕湾日寇岗哨时,被搜出情报后被捕了。坐牢时,又遇上了19岁女队员张咏贤。她也是因搜集敌情报被捕的。冯芝为保护阿四,把责任全部揽至自己身上担。日寇认为阿四无证据把她释放了。冯芝和张咏贤受尽酷刑,被认定是间谍,押候审判。方兰得知母亲和小张被捕,心里很忧虑。当发现囚禁冯、张二人的房屋后面有条小河,小船可以进出,我和队部几个队员提出要劫狱营救,但方兰考虑后坚决不同意。她认为敌人守卫森严,万一失败,还要让几个同志去牺牲,而且当前要准备反“扫荡”,任务重,时间紧,要顾大全局。此后,冯芝和张咏贤在香港加路连山英勇就义。我们得知消息后,都感到非常难过。方兰当然是非常悲恸,心像吃了黄连,但是她挺住了。她噙着着泪花说:“哭是没有用的。要奋斗就有牺牲!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要给日寇更沉重的打击,以告慰母亲和小张在天之灵!”是啊!方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抗战期间,我中队先后有四五个队员牺牲。还有一个队员变节,致方兰遭日军追捕,并有20多个队员被捕、坐牢,至日寇投降时才全部获释出狱。

四、告慰英烈,重拳出击

        我和中队的同志们一样,看到日寇法西斯在港九残害百姓的暴行,早已义愤填膺,再加上目睹战友与亲人被捕、坐牢、牺牲,这国仇家恨,促使我们誓与日军作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中队长和全体同志们都写决心书,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千方百计地给日寇以更沉重的打击,以告慰英烈。

        一是快速、大量地进行“纸弹战”。我们中队成立初期,“纸弹”(传单等宣传品)靠港九大队部供给,运输路途远,时间长,数量少,容易涉密出事。中队领导认为,要讲究斗争策略。原先在香港砵甸乍街已建立一个油印室,由正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工作的梁佩云负责,其大部分费用都由梁的工资支付。方兰认为印制的宣传品数量还不足够。不久,中队又在九龙深水埗砵兰街一个队员的家,再建一个油印室,由无职业队员黄静仪负责,中队供给生活费和油印费用。我在中队管账目,为保证宣传品的大量印刷和队员的给养,每月都要精打细算,以节省出一些经费来,我有时把用不完的津贴也拿出来,支持油印出版工作,使两个油印室不至于停工。于是,宣传品数量大大增加,不但可以不需要大队供给,还能翻印东江纵队报、港九大队报的重要消息,出版本中队队报。由于油印室设在市区,转运迅速、安全。有些队员竟把宣传品贴到宪兵总部、地区事务部、区政府的布告栏上,甚至贴到军事据点的外墙上。这样的“纸弹战”的确发挥了政治攻势的威力,动员和团结了人民群众,鼓舞斗志,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同时震慑、分化、瓦解敌人,使日寇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在市内布置大量的兵力,这又牵制了日军部分力量。

        二是实施“爆炸战”。1944年初,方兰到大队部学习爆炸技术,回来后就轮流培训队员,其中有梁福,是道路下水道九龙事务所工段长。3月,大队部截获日寇情报:于4月份对我大队游击区进行大扫荡;令我中队配合反扫荡,牵制日敌的兵力。方兰决定用定时爆炸装置,炸毁九龙窝打老道四号铁路桥。她把爆炸任务交给了家住该铁路桥附近的梁福,把运送炸药“七九”子弹粉、雷管的任务交给阿维和我。我俩向农家妇女借来破旧衣服,打扮成卖柴、卖菜的村姑,把“七九”子弹粉、雷管藏在柴草、蔬菜的担子里,分几天运送。每天早上,混在挑柴菜到九龙城贩卖的妇女人群中,我俩满身大汗,有汗酸臭味,避过了牛池湾等岗哨的检查,把爆炸物品交给城内队员,再送到梁福家里。梁福和两个队员,第一次深夜冒险放置炸药,但没有点响,又要乘夜深取回炸药检查。当夜未炸响,方兰即令黄扬声在天亮前赶到梁福家了解情况。黄返回来告知,梁要求再送几个雷管和几斤“红毛十”子弹粉,以保证点响和加大爆破力。方兰听后急得团团转。她眼睛一转,突然看到几个放牛仔用竹竿赶牛经过,便叫住放牛的阿庆仔(小交通员)和我,又交代了任务。我即到山边斩了两枝竹竿,打通几个节,把子弹粉、雷管装进去。第二天阿庆仔拿着竹竿混在那帮赶牛仔中,从容地混过牛池湾岗哨进入九龙 城……当天深夜12点正,一声巨响,地动山摇,铁路桥上的铁轨、枕木全被炸毁了,交通立即中断。第二天清早,日寇在港九全城戒严,到处进行大搜捕,已开往市郊扫荡的日军和宪兵,又拉回市区,大扫荡被粉碎了,港九同胞人心振奋,传说游击队反攻了!

        三是深入、有效地开展“情报战”。我们市区中队处在日敌驻区内,有利条件是可打入其内部收集情报。如:有很多队员打入各级政权机关、宪兵系统、军工舰船企业、银行、钞票印制厂和机场等要害部门,进行策反或利用伪职人员,广泛收集了大量情报。有一次,方兰接受了大队的新任务,要掌握日寇舰船在维多利亚港的活动情况。为此,方兰亲自到达住香港儒林台8号靠边楼的队员文淑筠家布置工作。文家处在中环、上环之间的半山上,坐山面海,对夹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中间的维多利亚港海面,一目了然,用望远镜观察更清楚。方兰详细地指导阿文观察、记录和上报的方法,阿文每天送出情报。我按方兰的交代,第二天带足津贴,又到在船坞工作的队员家里取了日寇舰船型号代号图,送给吕少枚转交阿文。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后的一天,英美联军十四航空队的轰炸机群,在维多利亚港海面上空,轮番俯冲轰炸,陆上舰船上炮火连天,海面上冲起很高水柱,有几般日军舰船被炸中,起火、爆炸、燃烧、沉没,也有一些舰船慌忙逃命……这一次轰炸成功,使日寇海上舰船遭受了重创。

五、急中生智,死里逃生

         1945年初,我被调到港九大队部任通信员。当时大队长是黄冠芳,政委是黄云鹏。

         那时,我在大队部经常听到领导和同志们,讲述港九大队光荣的战斗历史。港九大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改为东江纵队)尹林平政委、曾生司令员委派蔡国梁、陈达明、黄高阳三人统一领导开入港九的几支游击队,于1942年在黄毛应村成立的。港九大队成立前后,尹政委曾亲自到港九布置部队,完成党中央和南方局周恩来同志交给的重大任务,接应、护送被困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何香凝、廖承志、茅盾、夏衍、柳亚子、邹韬奋等,共有七八百人。港九大队开辟的西贡乌胶腾村,群众基础非常好。1942年上半年,东江纵队总部六部电台就搬到这个村附近驻扎。1943年1月,广东各抗日纵队和党的领导人,尹林平、曾生、王作尧、梁鸿钧、梁广、连贯、罗范群、杨康华、李东旺等同志,就在这里召开会议,成立广东省军政委员会,指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

         我是通讯员,有决心和信心去战胜艰难险阻,完成党交给的通讯工作任务。有一次,我奉黄政委命令,要把他亲笔密件送到九龙深水埗的交通站转交方兰。早上8点,我穿上缝有密件的破旧衣服,戴旧竹笠,拿着包有旧衣服和两个番薯的旧布包,就从大队部驻地赤径出发了。我在路上吃了一个番薯。当我经过启德机场外面的小路时,迎面远远地有两个日本兵,牵着一条狼狗在巡逻。突然听到日本兵吆喝几声,那条狼狗就直向我冲过来。我掉头就往回跑,心里“咚咚”猛跳。心想,这次一定被狼狗追上咬死,肝脏也会被掏出来,就是不咬死,也会被抓去坐牢杀头,无法完成任务。我转念一想,啊!布包里还有一个番薯。我拿出番薯扔在路上。一会儿,我回头看时,那条狼狗停下不追了,叼着番薯走回去,日本兵也不追了。我加快脚步跑了一段路,见路边有草丛就钻进去,跑上小山的树林,喘了喘气便走出树林,绕过牛池湾岗哨,沿着九龙城外北面走山路,最后到了深水埗交通站,把密件交给方兰。这次,死里逃生,使我懂得必须镇定、机智,才能脱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港九大队奉命要北撤山东烟台。撤退前,我跟随兼照顾黄政委及其夫人,住到九龙通菜街,协助指导部队接受日寇投降工作,帮助英军组织自卫队。11月,黄政委调走。我遵照领导指示,留在港九,由地下党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广州解放前后,党组织通知我和梁超(原西贡中队队长)等来到广州,参加筹建广州市总工会。此后走上国营企业领导岗位,一直到离休。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