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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黄信隆:芳村抗日游击活动纪实

        裕安围坐落在芳村西塱村之西,这村庄虽小,仅有1000多平方米的面积,却赫赫有名,在大革命时期至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动人的革命事迹。1963年初,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授予裕安围“红色游击区”的光荣称号;是年12月6日,又被确定为革命老根据地。

        凤溪村坐落在芳村葵蓬洲之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抗日珠江纵队的一个秘密据点,在那里建立了党支部和武装民兵,在开展反“三征”和对敌斗争等方面表现主动活跃,保卫了这据点,又牵制了敌伪的力量。1993年,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凤溪村被授予“抗日战争根据地”的称号。

        这两个村子的农民,都具有革命斗争的传统:在1925年开展农运时,参加了农会成为会员;在1927年参加过广州起义;1938年组建了“抗日俊杰同志社”分社(简称“俊杰社”),建立了地下武装组织,在开展抗日宣传、拔除敌伪据点、抗击敌伪的围剿等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两个村的农民,转入地下活动,坚持斗争,直至解放战争的胜利。

        日军在芳村的暴行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军侵占芳村后,把上芳村的同安坊作为宪兵司令部,将大通寺拆毁,用其材料建起同安炮楼及几个碉堡,使这座千年古刹及古刹内的“大通烟雨”毁于一旦(“大通烟雨”是羊城八景之一)。同安炮楼成为屠杀芳村人民的刑场,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在那里。日军为了扩大同安坊的范围,以便控制花地河的出口,便借口说是防游击队活动,制造了火烧海傍街的悲惨事件,从大通寺起放火烧了整条海傍街。海傍街有许多店铺、山货仓及民居点,一时大火冲天,浓烟滚滚。日军不准居民救火,不少人葬身火海。大火一直烧了一日一夜,海傍街成了一片灰烬,无数居民无家可归。

        在芳村大冲口的毓灵桥两岸,昔日店铺民居鳞次栉比,集市贸易兴旺。因为附近有日清仓和渣甸仓码头,每天有数百工人日夜在那里搬运物资,带来了集市的繁荣。日清仓是日本货运船专用的仓库和码头,而渣甸仓则是英美洋船等使用的仓库及码头。日军占领芳村后,把所有的码头仓库全占据,把日清仓储存军用物资,并驻有日海军陆战队把守,连同英荷壳牌油库也控制着。在石油仓库有数个高高的圆柱形的巨型铁罐,在夜间发出光芒,飞机上的飞行员,从老远的空中便看见,故目标较大。为防盟国飞机的夜袭,又防游击队的袭击,便把桥两端的店铺民居370多间拆毁,用拆下的砖块在石油罐外围砌上砖墙,严密地包裹着油罐。这又使数百户的居民无家可归。

        日军在芳村地区进行过几次大围捕。一次是在南漖村,日军认为游击队躲在南漖村,在芳村的日军全出动,在番禺三山的日军也渡江配合行动,把南漖村四面包围,最后把村里27名年轻人拖到渡头杀害,把尸体扔进西江里。在芳村中市,谢姓祠堂有三间,南边那间为日军驻地。一天,日军外出巡逻,与游击队相遇,有两个日兵被击毙。汉奸唐某便联合日本宪兵进行搜索,在北边谢氏宗祠搜出了国民党党旗和一批农会的号带,便认定谢家祠是游击队大本营,于1939年农历五月十四和十五两天,大肆逮捕中市谢姓族人。被捕者共三四十人之多,全是男性,被关进日军宪兵部的关押室,均遭严刑拷打和灌水等毒刑,那次无辜惨死的有30多人。其中谢世康和谢高二人,连夜将身上所穿的衣服撕破,扎成带子,乘敌人不备时,向围墙外垂下带子,逃了出去。当时两人已遍体鳞伤,不能行走,只能赤裸上身爬回家中。谢高逃回家后因伤势较重又无钱医治,不久便身亡。谢世康逃回家后,在妻子搀扶下,连夜逃到河南(现海珠区)亲戚家中暂避。

        昔日芳村有羊城八景之一的“大通烟雨”,花地有八大名园,故芳村花地是游览胜地。日军占据芳村后禁止一切游览和神诞活动,致使名园荒芜,花卉生产凋零;封锁所有渡口。在芳村,只留一个渡口通往老城区。那时,水上运输和捕鱼受到极大的限制。水上人家生活最惨,只好逃难到各地。黄大仙祠的道士都逃难到了香港和澳门。由于战乱和粮食紧缺,芳村出现了饥荒,到了1941年最为严重,曾出现饥民到“三维栈”仓库抢大米的事件(“三维栈”坐落在花地河岸边,专储粮食,以供应市内居民的)。日军见饥民抢米,便用机枪扫射,不少饥民倒在血泊中。

        建立抗日地下组织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第二天,吴勤在崇文24乡(即芳村地区)组织起一支五六十人的“广东人民抗日义勇队”,11月接受番号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吴勤任司令,点燃起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之火。1939年,原基、李公侠与地下党组织联系上,恢复了党籍后,于是年夏,在凤溪首先成立“抗日俊杰同志社”分社,这是团结群众抗日自卫的组织。以后,在芳村 的裕安围、步滘、南丫、谷树、棉村等也先后成立了抗日俊杰分社。俊杰社社长是吴勤,副社长林俊兴、何文灿。在吴勤领导下,俊杰社组织扩展至南海、三水和花县等地,在南海的平洲设立“南三花”指挥部,领导抗日工作。抗日组织的迅速建立和开展攻打敌伪据点等活动,震裂了敌胆。敌伪便疯狂镇压,使用大包围的战术围歼游击队,游击队在几次突围中有较大的损失。吴勤在顺德陈村突围后回到广游二支队接受党的领导。

        芳村是战略要地,沿珠江和花地河岸有32个大小码头,日军控制着许多大码头,码头上的仓库储存着石油、军械和粮食等战略物资,必然放重兵把守,对各乡镇设日军和伪军的据点,并网罗一批土匪头目编入伪军中,以扩大外围力量来对付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开展敌后抗日工作,必须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必须作艰苦深入的发动群众工作,才能建立地下抗日组织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秋,广游二支队派黄友涯同志到凤溪村发展党组织。第一个入党的是杨润,随后发展杨亨、彭棠、彭灿、叶树、叶斌和郭汉其入党,次年成立了党支部,杨润任支部书记。广游二支队又派黄友涯、梁铁二人,秘密来到裕安围,开展抗日活动。那时裕安围民众的生活极端困苦,仍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因为:在大革命时期,有九位共产党员被捕,在广州东较场就义;从1927年至广州沦陷的期间,又遭土匪三次洗劫,几十户村民中,有12个儿童饿死或被卖掉。面对那样困难的局面,黄友涯深入到农民家中,与农民兄弟一起种菜,捉虾戽鱼,住在农民叶意家中,公开说是叶家的老表,又在叶培家草棚顶上居住,每处住上几天或一个月,又转移新的地方居住。裕安围的农民全是佃农,苦大仇深,有些青年农民还是先烈的后代,黄友涯通过串联发动,他们都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工作。在裕安围又办起了小学,黄友涯和梁铁得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工作开展更顺当了。

        八十亩(地名,在裕安围附近)有个梁波在裕安围等地偷鸡鸭,被芳村自警队捉住。为了报复,梁波告密,说在裕安围有共产党活动。当时的“芳村皇帝”唐贵便派出伪军,把裕安围四面包围,伪军把村民集中在一起,然后逐家搜查,但没有发现黄友涯。伪军在村长陈恩家中杀鸡煮饭时,偶然发现了在柴箩底藏有一枝左轮手枪。唐贵于是下令伪军再次搜查,翻箱倒柜,并对农民陈汉拷打灌水,逼群众交人交枪,后来在村边舂米寮搜到黄友涯。那时群众都敢于站出来说话,说是他们的亲戚,是裕安围小学教师。唐贵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裕安围看更用的几枝枪及黄友涯一起带走。

        黄友涯被捕后,陈恩和叶培立即派人将情况报告广游二支队,又与群众商量进行紧急营救的办法。裕安围群众派出了代表,向西塱和麦村富有人家借了50担谷,派人送与唐贵商量,请他放人。党组织还通过关系,请当时在芳村南海一带有影响力的李公侠进行斡旋。李写信给唐贵,说明黄友涯是一般百姓,促其放人。因黄友涯的身份未暴露,又经多方营救,被关押了12天后,他于1942年8月26日终于获释。所借的50担谷,裕安围全体农民自愿按所耕田亩数分摊,用了两年时间才还清。

        黄友涯获释后,当夜乘上有风帆的小船,该船是由村干部事前准备的,并派出两位农民护送,趁着退潮,顺风顺水连夜到了番禺大山。黄友涯回到广游二支队后,郑少康非常感谢裕安围的干部和群众,当知道裕安围的枪支全部被没收后,他立即叫人送去四枝枪及一些子弹给裕安围人民。趁着涨潮,小船即往回疾驶,临别时,黄友涯向护送他的农民托话:“要坚持斗争,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我们还会带着武装队伍回裕安围,共同抗日!”

        裕安围的民众,具有革命斗争的优良传统,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它地处芳村地区的西隅,河网纵横,水路交通方便,民众天天在田里劳作,不被日伪军的注意,故成为广游二支队一个理想的秘密据点。当情况紧急,广游二支队需分散隐蔽时,有不少队员先后来过裕安围隐蔽,避过了敌人的疯狂围剿。

        广游二支队在芳村的秘密据点还扩展到步滘、赤岗、南丫和谷树等村,为保住这些据点不被敌人破坏,必须把据点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但又不能暴露在敌伪的眼皮底下,需要建立两面政权。于是设法使村长成为“白皮红心”干部,表面做一些功夫给敌伪看,如征粮、征兵、供给、征税等,取得敌伪的信任,其实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全力支持抗日游击工作。如裕安围的陈恩、赤岗的李公侠。凤溪的保长虽不是游击队员,但他下级的三个甲长是地下党员,重大事情都由两个甲长出主意决定。保长也没什么异议。对地下党员的活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也不敢告密。

        1939年,李公侠和原基与地下党接上联系,于是年八九月恢复了党籍。李公侠是俊杰社指挥部骨干之一。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经常活动于芳村、平洲、禺南一带。认识了许多在大革命时期的农会会员和地方实力派的人物。如南滘的何坤,凤池的林洁卿及平洲的地方势力都视他马首是瞻。他以赤岗(今芳村海南村)作为工作据点。广游二支队通过李公侠的工作,获得游击活动的许多方便。有关人员只要拿着李公侠的亲笔信件,就可顺利通过关卡。农民也常得李公侠相助而排忧解难。裕安围、凤溪两村曾接到外来 的打单信,勒收该二村的农民10担和15担谷。农民将此情况告知李公侠,李看打单信后,即找有关人员从中斡旋,使问题得到解决。李公侠还为广游二支队借到款项,解决部队的给养,买一些枪支弹药等补充部队的装备。这些都是秘密单线进行的。建国后,李公侠曾遇到惊心动魄的一幕:不知底细的农民,误以为他是反革命分子,准备绑赴刑场枪毙,问他有什么话要说。李公侠说:“我要见郑少康一面,我有话要和他谈!”那时,郑少康是佛山地委书记。有关人员把情况向郑汇报时,郑说:“你们别误会了,李公侠是个老地下党员……”后来李公侠当了海心沙乡(今海南、海中、海北、增滘地区)的乡长。

        广游二支队的游击战术是忽而集结,忽而分散,机动灵活地伺机攻击敌伪据点。要取得胜利,首先必须掌握敌我的情况,才能稳、准、狠地打击敌人。为此,需建立交通站,搞活情报工作。共建立三个秘密交通站:一是在平洲,由郭汉其负责;二是在赤岗由李公侠负责;三是在凤溪由杨润负责。由年纪轻的叶斌担任交通员(通信员),采用单线联系的方法,每隔一两天,便把芳村敌伪活动的情报和我据点的情况,直接送到二支队,又把二支队印发的传单,由叶斌从顺德西海等地带到平洲交通站,一部分送到赤岗,最后带回凤溪。传单带回来后,由党支部分配给党员秘密散发,或由叶斌带领一批年轻人连夜到五眼桥、芳村、盐步等地散发。如果二支队的干部转移到芳村据点,或去广州市开秘密会议。则由老交通员带路,走迂回路径,绕过敌人的据点,到达目的地。有一次,得知敌伪第二天要包围二支队驻地的情报,那时已是傍晚,叶斌火速从东漖经沙洛,渡河到南浦,再渡河才到达目的地,把情报交到二支队。二支队连夜转移,第二天,敌伪气势汹汹,却扑了个空。

        1945年初,这时抗战已接近胜利,敌人却来一个末日前的疯狂,情况危急。二支队党委派丘子平(建国后先任韶关军分区主任,后任广州警备区政治部主任直至离休)到凤溪担任党支部书记,以加强领导,又方便他到广州市内参加秘密会议和活动。丘子平化名为蔡根生,以保善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与凤溪仅一河之隔的步滘村,也是个秘密据点。二支队曾派出一个排隐蔽在那里达三个月之久,作秘密据点的后盾,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是年5月,敌伪掌握情报,知道有地下党员到五眼桥茶楼集中,便派伪警队包围,把谢聪、谢达生、谢世康三人逮捕杀害(建国后这三位同志被追认为烈士)。为了丘子平和其他同志的安全,有关人员马上安全转移。

        李公侠开展统战工作有卓越成绩,在情报工作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沥滘,有卫金华、卫金润等10兄弟,投靠日军,横行霸道,鱼肉乡民,被人们咒骂为“十老虎”。李公侠得知准确的情报,于1944年清明节后的第四天,是“十老虎”集中祭祖拜山的日期。在那天,二支队早已在大石礼村火烧园设伏,伺机袭击“十老虎”,这次,一举歼灭了八虎,战绩辉煌,民心大快,也拔除了二支队的一个大患。

        为适应形势的要求,广游二支队不断发展,要求各据点输送青年参军(广游二支队已是军队的编制)。各交通站积极输送青年参军。步滘村的周榕,是个孤儿,当年19岁,由黄友涯亲自送他到二支队后,成为优秀的手枪队员;凤溪的原景入伍时,彭棠筹了两担谷的款,买了两套衣服和日用品送给他,原景后来成为二支队的机枪手;当交通员的叶斌后来也参了军,成为手枪队的副班长。

        二支队的作战,已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术。那时,当围攻一个敌人的据点时,有足够的兵力从四面八方汇集,并有较多的武器来歼灭敌人;当需要分散隐蔽时,队员又回到原来的据点,可加强地方武装的战斗力。

        开展对敌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建设,抗日地下组织比较健全也有发展。干部的素质有所提高,战斗力增强了,于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

        开展政治宣传攻势。从二支队带回来的传单,都在芳村、五眼桥、盐步和平洲等地散发:有些贴在市场的墙上或猪肉台上;有些传单从门缝插入,送到群众家中;对一些村的保长们都送传单,有时还附有警告信,警告他们不要死心塌地为日伪工作,不要残害人民群众,要认清形势,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宣传攻势很厉害,给敌伪很大的震动,从而分化敌伪内部的人。如凤溪的冯保长,他不敢过问凤溪的事。传单也增强了群众抗敌的信心,常支持游击队。

        建立武装民兵。秘密据点建立后,群众自发要求购置枪械,以保卫自己的家园。为了开展武装斗争,凤溪党支部争取二支队的支持。1942年夏,由杨润、彭灶二人开木船到番禺大石叫大围的地方,运回4枝步枪。他俩打扮成割鱼草的渔民,棹船往来,船上堆上鱼草,4枝枪放在外船底用铁钉和铁线扎牢固,让步枪泡在水里运回凤溪。这4枝步枪是漏底枪,弹槽损坏,只能作单响使用。连同原来看更用的两枝步枪,凤溪有步枪6枝。裕安围有4枝步枪,都是二支队支援的。武装民兵的建立,更加强了战斗力。

        开展反“三征”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对凤溪村等各村开征人口税、壮丁费和火灶税,这叫“三征”。敌伪如狼似虎上门催 交。初期农民出于无奈,只有忍声吞气交了。后来敌伪还加上征粮和各项名目的杂税,凤溪的农民采用“拖”的办法抗交,收税的人上门催交时,则群起而轰之,敌人见此情况就不敢再来催交了。

        凤溪的田地多是南海县地主所有,平时由叶牛代其管理,向佃耕农收取田租,每年每亩收取380斤稻谷。由于战乱和连年水灾,收成不好,于是,佃户暗中串联抗交田租。地主便派人来要砍果树拆屋,还扬言收回田地,但见农民个个怒目圆睁,群起反对;地主走到田里一看,在田头放着一堆堆的碎玻璃,心里想,就是收回田地也无人来租耕,只好被迫让步了。抗征抗租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农民团结斗争的勇气,但敌人却视为心腹大患,必除之而后快。

        对敌战斗,拔除敌据点。经过几年的艰苦的组织和开展各项的斗争活动,以凤溪和裕安围为中心据点,辐射到其他村如步滘、增滘、谷树、棉村等都建立了二支队的秘密据点,逐步包围了敌伪的一些据点,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二支队,先后领导、组织攻打过东塱、盐步、平洲的敌伪据点,拔除了西滘的敌伪据点;在珠江河和东漖河上击毁击沉日军的运输船和橡皮艇等大小战斗共有20多次;还支援过顺德、陈村、大石、沥滘等的战斗。战斗的胜利,震裂敌胆,压缩了敌人的活动范围。

        西滘的战斗。伪南海九区(即盐步)区长梁振雄有座果园别墅,坐落在凤溪附近的西滘,这别墅的果园,雇用民工多人,还派一个班的伪军驻守,成为敌伪的一个据点,平时还可探察葵蓬洲和凤溪的活动情况。这据点对凤溪的秘密活动是极大的障碍,二支队决定要拔除这个钉子。战斗前,二支队的手枪班进入隐蔽待命,凤溪有8个步枪手,那时友队都来支援。战斗即将打响,忽接报讯,说是昨天梁振雄被友军伏击打死了。于是,党支部改用政治攻势的策略,通过雇工把梁振雄的死讯传到伪军处,并说下一个目标是拔除梁振雄这老巢了。伪军惊恐万分,立即撤回盐步。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便赶走了敌人。

        凤溪的战斗。凤溪村与日军宪兵司令部近在咫尺。只有几里的距离,日军早想把凤溪村铲平!唯是那里的活动神秘莫测,也未发生过重大事件;再者,凤溪处在葵蓬洲之西,河涌纵横道路迂回,陆路交通闭塞,又有果树密林作屏障。在大革命时期,曾在密林深处建过地下兵工厂,也不被敌人发现。日军的巡逻队也害怕到凤溪这地方。日伪军企图采用“借刀杀人”的方法,消灭凤溪的抗日力量,便怂恿一帮土匪洗劫凤溪村。不知凤溪底细的土匪,得意忘形,还以为凤溪的佃农软弱可欺,容易得手,梦想发一笔横财。土匪的行动,引起凤溪农民的警惕,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议,作好战斗的部署。那时(1944年底)情况紧急,二支队部分人员要分散隐蔽。在二支队当机枪手的原景和当手枪队副班长的叶斌也正好回到凤溪来。入夜,土匪枪声大作以显示威势。听到枪声后,原景说:“土匪人数不会超过20人,我们完全顶得住。”8枝步枪分为3个点,原景在中间,其他两个点选取有利地势,分左右掩护,形成掎角之势,控制住主要道路的入口。命令持大刀长矛的年轻人,分3人一组守在小路的暗处,见土匪就砍,并派人来报讯。8个步枪手,见土匪抬头就射击,压得土匪喘不过气来,这样相持对峙了40分钟,突然听土匪头目高喊:“契弟,想发大财,冲呀!”霎时,枪声齐响,震耳欲聋,子弹呼啸。当过几年机枪手的原景具有作战经验,知道土匪真的要冲过来了,他镇定自若,枪法又准。他瞄准冲过来的匪首,一声枪响,匪首负重伤倒地;另一路的土匪带头冲上来的,也被叶斌一枪打中,那土匪负伤退了回去。土匪怒吼,密集的火力向原景射过来,那知原景已转到别的隐蔽地方了。匪首自知流血过多会死在那里,急令撤退。

        土匪们是乌合之众,他们来洗劫,目的是想发横财,而不是为敌伪卖命。土匪吃了大亏,便大骂:“唐贵是汉奸,拿我们当替死鬼!”

        凤溪成为抗日根据地,最后迎来了抗战胜利,在解放战争期间,又转入地下活动。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