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其他口述

黄菘华:两次接应部队北上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那个烽烟四起年代的情景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现把接应部队北上一段记录如下。

        1945年1月,我从英德调到清远潖江,被安排在上四九中心小学当教务主任。该校实际上是党的一个秘密据点,教职员中成立了中心支部,负责联系该乡的党员。3月的一天,中心县委书记陈枫同志告诉我,说东江纵队要派邬强的部队北上,他们近日路过这里到英德东乡,需要地下党接应,让部队在学校休息、睡觉,以便继续北上。

        关于部队北上的事情,我于1944年近暑假时就听过传达。由于日本侵略军要打通大陆的交通线,我国南方几个省都将沦为敌后,因此,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就将成为主要的任务。虽然后来由于战局的变化和我们几个地下党的同志突遭日军袭击,对执行新任务的情况无法了解,但现在知道部队北上,显然同这个任务有关,确实令人兴奋。

        陈枫还布置说,部队是公开的,你们还是处于地下状态,需要你们做的只是提供条件让他们好好休息。

        这所中心小学面积较大,相当宽敞,学生的桌子凳子足够部队休息,大茶缸有好几个,让战士喝个够还可以装满行军壶,吃饭问题也一定能解决好。

        部队到达当日,我们很早就起床,但仍未见部队来,焦急的心情使我们忐忑不安。校长黄信明同志嘱我去察看动静,我知道队伍是由田心村那边来的,便往田心村的方向走。不一会,天已大亮,我听到了田边的树林中传来了歌声,“到了!”我心中为之一振,知道部队原来已掩蔽在树林中,便往回走。瞬间,田间小路出现了单行的队伍,他们边走边唱着战歌;我再环顾四周,另一处的田间小路也走着同样的队伍,队伍在田间穿插进行,在阳光下成了一幅亮丽的图画。

        我加快步伐回到学校,向校长反映了目睹的情况。不久,学校已挤满休息的战士,学生也陆续返校准备上课。同学们看到学校到处是战士,便好奇地围观、打听。部队的政工人员并没有休息,他们对围观的学生讲战况,作宣传,问家常,有说有笑,大家的情绪十分活跃。接着,又贴出抄好的歌词,教同学们唱歌。

       “阿三仔,唔驶慌,准备好,担架床……你又来,我又来,同心合力打东洋……”

        学生平日唱歌都用普通话,现在改成了广州话,既容易上口,又容易听懂,因而兴趣甚浓,不久,学校的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抗战的歌声。我们虽然表面上装着平淡的表情,但无法掩盖内心的激动。

        我提着暖瓶出来看一看外面热闹的情景。出乎意料的是,在礼堂的走廊里遇到一个相识的战士伍平迎面而来,他说要和我谈一谈。虽然我们都抑制相见时的热情,但内心的喜悦和激动都无法形容,我指一指我的房间位置。瞬间,他带来一位穿列宁装的同志。“昭哥!”我低低喊了一声。昭哥是连县县委书记,我的联系人。我们在这里相见,真是喜出望外!见面后,他要求我跟他的部队一起走,将来去搞敌后根据地,我心里当然是求之不得,但要请示才行。我随即去找陈枫,陈说不行,并认为如果有意见,要由在部队中的省委同志来裁决,后来才知道这个省委同志就是梁广,他同部队一起北上。两年后,我再见到昭哥时,他说,当时大哥(指梁广)没有同意,只好作罢。部队开拔后,我们的接应工作便圆满画上句号。

        部队公开到潖江是第一次,老百姓对所见所闻一传十、十传百地迅速传开,成了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这个队伍秋毫无犯啦,和善待人啦,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啦,睡觉、吃饭都不麻烦群众啦,连所见到的人是什么容貌,穿什么衣服、表情如何、很会唱歌等等,都成为津津乐道的美谈,大大扩大了党和部队的影响。在学校里,由于同学们和部队有了亲切的感情,不仅对这些见闻谈个没完,还经常唱“阿三仔,唔驶慌……”等歌,歌声彼伏此起,笼罩整个学校。这种歌,人们一听就知道是共产党改编的,党的活动就会引起当局的注意,但这是后话。

        同年清明节前夕,陈枫通知我要调我往从化,安排在吕田中心小学任教,使我有机会再一次参与接应部队北上的工作。

        是年7、8月间,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带领一支部队北上,在部队中的领导还有林锵云、杨康华等,我们只知道部队北上也同开辟敌后根据地有关,后来我才得知他们是准备到江西同从延安南下的王震部队会师的。部队的又一次北上使我们兴奋莫名。这次接应部队北上,仍由陈枫(他此时已调到路东特委)来布置,他说这次部队不到学校休息了(虽然对此他没有作说明,我领会是不要再发生上四九中心小学的教训),但要求我们做好两件事,一是找交通员带路,二是为部队准备粮食、肉菜,部队要睡山头,条件较为艰苦,供应尽可能弄好一些。在我们看来,为部队带路应是驾轻就熟了。我们在吕田圩开了一家“天然饭店”,由胡斯增负责。这实际上是个地下 交通站,当时因资金短缺,我便把离开上四九小学一次发给我的工资800多元拿出来,饭店才得以开张,这个交通站只是为了方便来往的同志找上门。我们在塘基背还另有一个秘密的交通站,巢德麟、路增田、巢昌等都参与,东江纵队同粤北的联系,都使用这个交通站,让往来的人员住宿休整和一些伤病战士调养,特别是方便大批印刷品的运送。例如,《论联合政府》单行本东纵每期的《前进报》等书刊,只能用人力一担一担从东纵挑到粤北去。他们每人带上有盖的口盅,油、盐、豆豉和米等食品,渴了煮水,饿了做饭,常常昼伏夜行,他们艰苦的生活常令人感动不已。交通员对这条交通线十分熟悉,为部队带路毫无困难,当时选了巢昌等负责带路;至于为部队供应主副食等物资,需要采购,又要运输,因数量大,购和运都得由党员挑去,要化整为零,绝不能被敌人发现。结果,这两个任务都完成得很好。

        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经陈韩山、巢海周、胡斯增和我四人一起商量认为从化尤其吕田地势山高林密,有一定的组织力量和群众基础,而且从化实际上已处于“三不管”(即国民党、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都管不了)状态,开展武装工作的条件是很好的,结果部队的领导答允下来,留下一个中队,指导员姓周,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还留下三挺轻机枪,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了,部队领导还考虑到我们都不熟悉军事,又留下一个大队级干部陈江天,我们的确喜出望外!陈江天接到这个任务后即回东纵去请示,后来任从化县委书记,至于留下的那个中队,我们同他们一起在山头过了一段时间。

        想不到这次接应部队北上,还带来这个丰盛的收获,从此,从化的武装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