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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丘晨波:在广东战场为抗日作贡献的几位台湾青年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加上八年抗战以及战前的明争暗斗足有70余年,参与当时活动的人物,现在应是有八九十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大多数已经作古了。虽然岁月可慢慢抚平战争的伤痕,但那段历史在中国人心灵刻下了太深的创痛。每当回忆往事,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主角仍在脑海中栩栩如生。本文记叙几位台湾热血青年在广东战场为抗日作贡献的故事,让那尘封60载的历史永存纪念、激励后人。

一、丘念台是台湾青年投身抗日活动的引路人

        丘念台是台湾著名爱国志士丘逢甲之子,他在感化、引导台湾青年投身抗日活动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抗日战争即将爆发时,丘念台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并受广州警察局局长何荦之托,协助广州市的反谍锄奸工作。他曾赴陕北考察中共的民众运动和组训青年的情况,广州即将沦陷时,他回广州担任第四战区的少将参议,并以陕北归来的广东、福建籍青年约10人为基础,组织东区服务队(属第四战区司令部领导),作为战时前沿区民众运动的队伍,后来又陆续吸收了一些台湾籍青年,在蕉岭、潮汕、惠州、博罗等地做抗日工作达六七年之久。1943年,国民党成立台湾省党部,丘念台被任为省党部委员,东区服务队乃改组为台湾省党部粤东工作团。

二、跟随堂伯父丘念台在东区服务队的岁月

        1937年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中止学业从日本回国,在家乡创兆小学任训育主任,并任文福乡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长。1938年夏,堂伯父丘念台成立了第四战区东区服务队,他们先到蕉岭驻在创兆学校。我辞去小学教职,跟随堂伯父丘念台加入东区服务队。

        东区服务队以文福乡为试点,仿效陕北民众运动的方式,搞民众运动,开办有百余学员的干部训练班,课程大致仿陕北公学,学习政治、时事知识,重点在组织民众抗日救亡,并演练游击战。在结业时队长丘念台有一段话很精彩:“现在我们的学习仅告一段落,只是结业,不是毕业;我们的目的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等到抗战胜利了,我们才毕业,那时我们再聚一堂,看谁为抗战贡献最大,那时我才为同学们出光荣榜。”

        训练一个月后,以这些青年为骨干,在全乡办起青年武术馆、妇女夜校等数十间,召开各种座谈会,公演话剧等进行抗日宣传。1939年初,举行武术比赛,三八妇女节举行妇女大会,全乡妇女献出2000双手制布军鞋给抗日前线战士。短短半年,在一个平静的山乡,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抗日高潮。因有浓厚的陕北色彩,国民党当局极为注目,予以密切监视。

        因我对当地人事较熟悉,在队里主要担任接待和联络等工作(晚间也要到各村看望父老、青年),得以见过来参观、检查的不少军中要人,如辛亥革命时的国民革命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粤军中将丘誉,师长涂思宗等。

        1939年底,我准备到云南读大学,未随队伍奔赴潮汕前线。

三、神秘林医生隐居丘家、伺机报国

        1938年,一位年约30多岁、带着妻子和一小孩、姓林的台湾医生,来到了蕉岭县文福乡的丘逢甲故居,手持丘逢甲之子丘念台的介绍信,要求借宿。故居的长辈丘逢甲之弟丘瑞甲据信知道来者是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正受日军追杀的原敌方情报人员;认为既是爱国同乡前来避难,招待他义不容辞。于是提供房子(包括厨房、浴室)、粮食,还腾出一块菜地给他们种菜,让他们安顿下来;并嘱咐家人对林家借宿之事,严格保密。林医生不去市集买食品,购物事务一概请别人代劳;他深居简出、沉默寡言,避开日方的追捕。我当时在乡家居,参与招待林医生,但有些事也不便多问。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丘念台介绍林医生到汕头附近华振中的独立第九旅任上校军医处长。

        在此再倒述丘念台认识林医生的经过。丘念台原任中山大学教授,自九一八事变后,即奔走支援东三省抗日义军的工作,把广东、上海两地的抗日后援组织募得的捐款亲自送到东三省抗日义军马占山将军等处,是广东著名的抗日活动积极分子。在广东的日本领事馆指挥其间谍组织监视丘,丘发觉之后,便注意日本在穗的谍报组织。他先认识了日本领事的司机(台湾同乡),丘以爱国思想启发那位司机,使他觉悟到在中日斗争中台湾籍人应该站在祖国这边;那司机介绍日方雇用的间谍(汉奸)总头目林医生与丘相识,丘也同样用爱国精神诚恳地感动、争取了林医生。林不断透露一些情报给丘,最后干脆把那谍报组织的总名单也抄录一份给丘念台,丘念台与广州警察总局和粤军有关系,这名单很快也转到公安部门和军队。但广东的军政负责人担心如果逮捕那些间谍,会激起日本人闹事,只对他们加以监视,对已打入机要部门的间谍,则加以清除。日本人对此有所觉察,便质问林医生,迫得林全家出走,隐居蕉岭山区丘家,直到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抗战八年,林一直在独立第九旅任上校军医,其家属也一直居住在丘家。

四、钟浩东夫妇和肖道应夫妇铁心抗日,革命到底

        钟浩东是台湾屏东人(祖籍广东梅县),在高雄读中学,在台北读台大等学校。一次因病入住台大医院,认识护士蒋碧玉,建立了恋爱关系。蒋小姐系日据时代台湾著名社会活动家(台湾民众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工友总联盟领袖)蒋渭水的义女(原为外甥女)。钟后来在日本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系,回台湾与蒋碧玉结婚。因决心回大陆参加抗日,1940年1月邀同肖道应夫妇(妻黄怡珍)和李南峰(钟的表哥),五人经上海、香港、广州转赴惠阳。进入了惠阳境内后,他们心情轻松愉快,便唱起歌来,但那时他们只会唱日本军歌,因此被惠阳游击指挥所的警卫员盘问,他们说是要回祖国参加抗战,却拿不出任何证明文件,也说不出回大陆与何人联系,故被怀疑是日本间谍而遭逮捕。适遇丘念台率东区服务队驻惠阳,军法处的法官邀丘参加审问。丘和他们接触后,从言谈可知他们思想进步,同时也坚信爱国志士蒋渭水的女儿不会做日本人的间谍,认定他们是回祖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于是,惠阳军政当局将这五位台湾青年送至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处理,经再审后将钟和鸣和李南峰送民运工作队受训,蒋碧玉和肖道应、黄怡珍送南雄陆军医院工作。1941年2月,由丘念台出面申请,将这五位台湾青年转入东区服务队,在惠阳地区的罗浮山地区做战地民运工作。

        到东区服务队后蒋碧玉的名字由丘念台改为蕴瑜,钟和鸣的名字也由丘改为浩东。钟浩东和肖道应在东区服务队做了三年民运工作,曾参与审讯疑谍;潜入过广州两次,联系在穗台胞,准备组织爱国台胞的秘密团体等。钟和肖都在东区服务队中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43年东区服务队被迫解散,全体成员都转到国民党台湾党部的粤东工作团,钟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第三分团广州办事处主任,协助在广州的台胞返台。

        1945年8月日寇投降,钟浩东回台任基隆中学校长(兼中共基隆市委书记),1949年9月钟浩东被国民党逮捕,1950年10月14日钟浩东被枪决,遗体中藏有致其妻蒋蕴瑜的遗书。据难友回忆,钟浩东被通知提堂开庭时,沉静地与同房难友逐一握手,脚镣拖地响着,牢房里也响起难友们唱的《晃马车之歌》“……马车的声音,令人怀念,去年送走你的马车,竟是永别!”钟就义后,蒋蕴瑜即积极参与台湾左派的社会运动,成为著名活动家。

        肖道应则在台湾大学医学院任教,并组建医学院的地下党支部,被发现后离校,组建小型武装斗争组织。他曾与当局的缉捕人员武装对抗,但寡不敌众,终被缴械逮捕。

        肖被捕后,黄怡珍请当时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丘念台营救,后由丘担保释放。

        1946年我在台湾工作时,曾见到上述五位东区服务队前后期的战友。肖道应、蒋蕴瑜、李南峰、黄怡珍在20世纪80年代后他们曾两次来穗,主要由广东省台盟接待,我参加会见,见到不同时期的东区服务队战友倍感亲切。我们还向有关部门申报,为钟浩东取得了革命烈士的称号与待遇。

        在一次宴席当中,谈及蒋、黄两位女同志当年在怀孕期间每天的伙食仍是青菜饭,不得不在晚间点着火把照明,捉田间小蛙来补充营养一事,不胜唏嘘,然后付之一笑。

五、陈国章弃暗投明,壮烈牺牲

        陈国章是台湾高雄人,抗日战争期间受日军征用,担任情报工作。1943年秋,陈在广州奉命进入当时的军事前线指挥地惠阳。当地情报人员注意到这个有嫌疑的外来者,并查出是台湾人,但未逮捕他,而将此事告知在惠阳的东区服务队队长丘念台,要求他协助调查。丘念台乃派钟浩东、肖道应、李南峰三位台湾青年与陈交往混熟,得知陈来惠阳的使命——调查香港沦陷时撤退到惠州的英军服务团的情况。丘念台乃约见陈国章,向他讲述抗日战争形势、台湾前途、台湾人应有的立场等道理,陈受感动,表示愿为祖国效力。于是丘和有关领导联系,提供了一部分英军服务团情况的资料,让陈应付日军;陈则提供日军在广州的有关资料,并答应掩护东区服务队的人进入广州,策动在广州的台湾人举行抗日起义。陈回广州后,东区服务队曾经两次派人潜入广州,第一次派钟浩东、李南峰、徐森源、邓支龙等化装潜入广州,代表丘念台和在穗的三四十名台胞进行联系,并在太平南(今人民南)路一间日本人开的咖啡厅里开会,讨论秘密发展组织,当时广州有台胞2万余人,日军中台籍士兵2000余人,拟发动起义。

        过一段时间,东区服务队派人第二次进入广州与有关台胞联系时,好些台胞却不敢接待了,因他们的行动已被日军觉察,台胞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这一次不周密的起义便告夭折。

        陈国章后来调到香港工作,仍与丘念台有联系,当时丘已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委员,兼粤东工作团团长,推荐陈国章担任台湾省党部香港工作站主持人的职务。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国章因行踪被日军发现而惨遭杀害,尸浮香港海面。陈国章英年被害、实令人扼腕痛惜,但他为国捐躯,也是台民之荣耀。

        上述资料是我亲历或耳闻,也曾参考过曾弘慈先生怀念钟浩东烈士的文章。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