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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韩健:记禺南丹山黎钊四兄弟——在解放前的敌后斗争活动

         离县城市桥北部两公里的丹山村,生长在贫农家庭的黎基、黎钊、黎彬、黎棉四兄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时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是广游二支队队员,解放战争期间,他们是禺南武工队、番禺独立团成员。在敌伪顽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他们一直坚持敌后斗争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加广游二支队。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为珠江三角洲敌后发展抗日武装打好基础,首先派刘向东同志到番禺市山峡瓦窑与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队司令吴勤(非党同志)会晤后,有步骤地对广游二支队直属队在石涌涌边村进行整编和训练,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开展群众工作。同年,东南特委、中区特委先后派多批党员干部严尚民、黄柳言、张日清、黄友涯等来到禺南加强敌后抗日工作,建立游击据点,打击敌伪顽。1940年2月,成立中共番禺工作委员会(7月划归中心县委领导),书记严尚民,组织委员黄柳言,宣传委员黄友涯。中共番禺工委派黄柳言、张日清到丹山村任小学教师,以教学为基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晚上组织村中青年学习,讲革命道理,宣传二支队“抗战、团结、爱民”三大主张,常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深入群众。黎家四兄弟黎基、黎钊、黎彬、黎棉在党的培养教育帮助下,于1941年9月参加了广游二支队,编入何达生的小队。并以黎家作为丹山的联络站。其后,郑少康、卫国尧、林锵云、严尚民、谢立全、冯扬武、何达生等多次在黎家秘密开会,研究对敌斗争决策。布置黎钊在村中开一间杂货店,黎棉在市桥桥东路(今中医院斜对面)开一间“义合”犁耙木农具店,作为插在敌人心脏的联络点。黎基、黎彬以农民身份四处活动搜集情报。郑少康同志调到番禺后,多次到丹山黎家立足,指示工作,并歇宿其间。有时到市桥“义合”找黎棉联系,布置工作。小队长何达生,通信联络员黎波,小鬼队培仔、祥仔等经常到“义合”接头,秘密联络各线游击队员,搜集敌情,对敌伪顽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游击战斗生活中锻炼。1941年12月,二支队派黄柳言、冯扬武、叶国华等同志协同孔海容、孔大道率队回诜敦村镇压以孔宗英为首的顽恶势力“十五友”团伙,黎彬兄弟参加战斗。由于“十五友”勾结李塱鸡敌伪势力,联合反扑,敌众我寡,黄柳言同志在战斗中不幸牺牲。黄柳言(原名莫逢湾)东莞县人,家有双目失明的年迈母亲和母亲的寡嫂,而他是个独生子,离乡别井闹革命,抗日救国,为人民利益而牺牲。对黎家兄弟感动极深。

        黎家兄弟在游击队战斗生活中受到锻炼。游击队经常在丹山、植地庄、大江南一带活动,白天帮助农民干活,晚上放哨守夜。经常吃粥和番薯、野菜充饥。队员生病,缺医少药,生活十分艰苦。在对敌斗争中,有时一夜要转移几处地方,月黑风高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翻越山岗,只拣小路走。一些新战士不识路,就编成几个人一组,用绳子互相串着,由老战士带领着新战士一个串一个跟着走,暴风雨来袭,也一样前进。平时住在祠堂里,冬天地上只铺禾秆,用禾秆取暖,这叫“金针蒸鲩鱼”。由于地方潮湿,不少战士生虱子,染上皮肤病。在严寒日子里,好些战士还穿着破旧薯莨衫。郑少康同志也只穿上两件薄单衣。有一次,郑挽着一个破藤箧,同战士们一起到植地庄去。路上一些战士却议论开了,以为他的藤箧里定装着羊毛衫或金山毡。还说,“首长就是首长嘛”。老郑猜中战士心事,到达植地庄后,走进一间牛棚,风趣地对战士说,“让大家来看看我这个藤箧里的秘密吧。”一打开,原来是一叠文件和几件满是补丁的背心、衣裤。黎家兄弟和战士们都感动得含着泪水说,首长跟我们同甘共苦,打仗他在前头,吃饭他在后头,叫我们怎能不跟他死心一条去打日本鬼子呢。队伍扩大了,给养有困难,除吃番薯、野菜、稀粥外,三个月不知肉味,二、三月雨季,到涌里打鱼,碰到“食神”,好尝尝腥味。难得有一餐猪红食时,战士欢天喜地说,今餐吃“大红宝石”呢。生活虽艰苦,但充满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

        为营救被捕游击队员出力。1943年8月,班长蔡钊变节,被汉奸李塱鸡收买利用,供出二支队在丹山的一些活动情况。在17日凌晨2时,带伪军400多人围村,蔡钊闯进黎家,对黎母说:“二伯,是我地自己人,唔使慌。”企图窥探屋内动静。幸好郑少康同志刚离开到里仁洞去。有些重要文件早已藏好在园里黄皮树下了。蔡钊一无所获,即灰溜溜跑走。此次由于他“做鬼”,捉去二支队员黎彬等13人、农民40多人,因病跑不动的14岁小鬼队员李培被伪军惨杀。在蔡边村活动的干部冯扬武也被俘去了。未几,市桥海面出现一具腐臭发胀的浮尸,这就是败类蔡钊的可耻下场。

        被捉去的农民多已放回,二支队员黎彬等被押到佛山敌营囚禁。在狱中备受各种严刑毒打,穿竹签、压大石……黎彬在狱48天,被打得死去活来,坚强不屈,始终没有供出任何情况。当时狱中伙食由二支队统战朋友梁大顺(九乡联防主任)协助筹措,伙食款项由黎钊兄弟送去佛山。通过送钱财、礼物,几经周折,才放了五六个人。余下七八个队员则被转解市桥李塱鸡的伪军驻地(海傍西路后街黎家祠)中队部关押。被押队员多是石涌人。黎棉获悉情况,即主动设法营救,自筹伪币储备券50多万元,给狱中队员作使用。并疏通伪军,以“义合”犁耙店图章担保,在押队员获得释放。黎棉这一行动,引起李塱鸡的伪四十旅司令部少校参议兼军需处长李泰的注意,曾乘马亲到桥东路“义合”门前来往查探。黎棉警觉,离市桥半月后始行返店。

         参与锄奸杀敌。1944年5月,禺南大队(后改称广游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大队长卫国尧、政委郑少康领二支队夜袭新造,活捉伪区长冼尧甫。8月夜袭市桥,沉重打击汉奸李塱鸡。黎钊兄弟接受任务,分头做好前哨及后勤工作。1944年农历八月廿四日伪军又包围丹山,九乡联防主任梁大顺抗击牺牲后,该村梁坤武投靠李塱鸡当了护沙队第五中队长。副队长杜伯良,带伪军50多人,进驻丹山梁地炮楼,把村中祖偿谷数万斤侵占为己有。并张贴告示,要五乡(沙头,揽山,丹山,大、小罗塘)农民交护割费每亩谷4公斤。以此敲诈勒索农民。二支队决心为民除害。何达生派熟悉地形的黎彬带10多名队员摸营,当场用快制驳壳把杜伯良击毙,梁坤武被手榴弹炸伤并中枪,第二天在市桥方便医院也一命呜呼了。伪军站不住脚便跑光了。五乡人民皆拍手称快。

         黎家兄弟搜集敌情,传递信息,一次黎彬送信往沥滘米机给卫国尧,遇日军搜查,机智脱险,完成任务。黎棉参加反“拍围”斗争,二支队干部郑惠光和黎等三人以快制驳壳等长短枪打退李塱鸡伪军数十人,使其不敢入村进驻。他还参与捉“收买佬”(汉奸暗探)等锄奸杀敌一系列斗争活动,十分活跃。

         做何端的统战工作。当时郑少康同志每次到丹山,多在黎家食宿,对黎钊等亲如兄弟。为解决部队给养上困难,由郑嘱咐黎钊带二支队介绍信到沙湾联系何端(先生端)筹粮。黎通过赤岗村何端夫人戴谏开在石楼的胞弟戴克农的关系,直接与何端取得联系(在前由谢文与何联系,谢炸弹失事牺牲后,失去联络),何端是沙湾乡民众抗战大队长,倾向抗日,有爱国思想。黎钊和他接触后,他看到二支队信函,深明大义。自此,每次黎钊来访,都乐意在经济上支持解决二支队某些困难。后来二支队一个班挂他的自卫队名义,并由何提供给养,掩护开展斗争。

        黎家兄弟也主动想方设法解决战士给养,不时把自种的番薯、芋头、花生等作物作为战士粮食补充。黎母李好,人称她老人家二伯,勤劳勇敢,身体健硕,在家经常给二支队战士烧水煮饭,煲茶煎药,缝洗衣服,不遗余力。战士都说二伯比亲娘还亲呢。很多群众对二支队都有深厚感情,也常常拿出仅有的一些番薯、萝卜、柴草等支持二支队。

        坚持斗争活动,接应解放番禺。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抢夺胜利果实,发动内战。珠纵第二支队主力部队奉命北上,番禺仍留下一些党员同志和游击队,包括黎钊等四兄弟。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耕田做工,分散活动,坚持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的地下斗争。1946年1月,游击队员刘潮变节,投入国民党公安局,带一个姓陈的说是二支队同志来到黎家。当时只有黎彬一人在家,刘叫他招呼食宿,黎信以为真。翌日即有军警来丹山找陈,目的是捉黎家兄弟。幸黎彬发觉尚早,从屋顶走脱。家中粮食、衣物、种子等悉被洗劫一空。事后二支队同志黎波、梁锦示意黎家兄弟离开丹山。黎基在本村继续隐蔽做地下工作外,黎彬转往广州一德路糖面行做工人作掩蔽,黎棉仍留在市桥“义合”犁耙店保持地下联络点,蔡钊则转到市桥及中山石岐与冯扬武之兄经商。黎钊后在番禺中南通讯分社当总务(该社董事长何表正,即何端;社长戴澧),借作掩护,与该社采访主任戴宽甫(进步教师,后为中共党员),介绍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团员如梁汉夫、梁志然、陈始辉、梁森、梁鸿、戴学增、廖哲文、彭文、黄启泰、黎锦等为该社记者,以记者身份掩护开展地下斗争活动。1949年,解放前夕,广州《大光报》在各地新闻栏刊出“番禺中南通讯社,有八字脚混入”,企图扑灭中共地下党。

        1948年夏秋间,黎钊又打入番禺县自卫总队当总务(自卫总队长何表正),与何端接触更多了,有利于搜集情报。

        1949年9月,粤赣湘边纵队番禺独立团成立,黎钊兄弟是独立团成员。10月,解放市桥时,郑少康同志到“义合”和黎棉见面,交亲笔信由黎钊到沙湾晤何端为解放军筹军粮。何端支援军粮2.5万公斤(不足之数以港币补够)。自抗日以来,何端一直都是党的统战朋友,每次筹粮都得到他的支持。何端对革命事业是出过力的。

        黎家兄弟在解放战争时期,既是禺南武工队,又是独立团成员,他们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发展情报网,搜集敌情,进行统战工作,为独立团筹粮等各项地下斗争活动,一直坚持到番禺解放。解放后几天,郑少康、曾劲夫到中南通讯分社与黎钊会晤。

       (本文由黎棉同志提供资料)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