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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潘广庆:抗日战争的经历与对日寇侵华暴行的认知

        民初,南海西樵西城大岗坊有一个叫潘福贤堂的大家庭,家长介四,是美洲归国华侨,育有三子三女。香港、广州都有商务,在广州和家乡都建有房屋,在乡还有薄田数亩,过着安稳和平的生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家人被分隔各方:如我父母奔赴新加坡以后音信全无,父亲和一个妹妹在新加坡日占期间失踪;在香港的叔父、姑婆等也难以回家;在广州的老人、小孩回乡居住,避免灾难降临……我正值6岁童年,当然属留乡居住。家乡南海西城村,近三水白坭和今南海丹灶镇,也属沦陷区,但由于乡间幅员广阔,日军伪军都没能驻兵把守,也算得上是较为安定之乡村。

        乡间走难  林中躲避

        在1942年前,日伪军队也会进村,主要是过路,大家听到“日本鬼”要来,就得设法走避,我多随大人走去邻近的大仙岗村避难。“大仙岗”是道教先人葛洪炼丹的地方,故名,属丘陵密林之地。它是我二婆的娘家,所以去暂避几天,没事了就在入黑前回家。有一次日伪一队军队冲着村前而过。大家来不及走避,就关村闸、关家门,躲在楼阁上,从小窗窥看敌情。当看到日伪军的队伍远走以后,人们才敢开门出村,日常也不免要担惊受怕,只有没听到日本鬼子又要来的消息,才会稍为放心过日子。在抗战期间的动乱时代,农村缺乏水利,1942~1943年,南海西城、丹灶一带的农村受旱,导致稻田失收。随后洪水泛滥,基堤缺口,大水淹浸了不少农田和村庄。失收后农村缺粮,由城市走难回乡的家庭,不少人要以米粥或木薯粉充饥,天灾人祸,使广州、香港回乡避难的群众苦不堪言。

        零星战斗后,日军报复

        记得1941年,乡间的绿林与游击队在西樵民乐一带与日军发生战斗,打死了一些日军,同村一位族叔参加了战斗,还缴获日式步枪一枝。为此,引起了日军的疯狂报复,把我外婆家所在的大杏村包围。大杏村共有36姓,是一条大村,甘家有名叫“三珠”者是绿林知名汉子,甘三珠的名字路人皆知。日军认定大杏是小基地,于是沿着官山民乐至抱龙桥的水道追杀。在大杏村,日军把一些逃走不及的妇孺集中在祠堂内,然后放毒气。据逃来我家避难的亲戚口述,日本仔放毒气时,他们一无所知,感到呼吸不畅时,急忙间只得用衣布、手巾加入自身尿水掩鼻后外逃,其余走不及的人也不知其生死了。日军报复之二,是向村中的炮楼放燃烧弹燃烧,我家附近各村的炮楼无一幸免。并向被怀疑藏有村人的禾苗里放枪打炮。有一个迫击炮弹打中了我们村外的农田,铲起了两平方米左右的稻禾。村民事后围观,无不为之咋舌。

        抗战胜利后的广州

        1945年,日本投降,我随族叔从南海步行出广州,住在西关宝源路。街上不时看到远征归来的新一军官兵,在长堤孙逸仙医院看到新一军缅甸作战的图片展览。在宝源路看到逢源警察分局的一名警察监督着七八名日本降兵扫街,从事劳役。最为兴奋的是日本战犯田中久一在广州被执行枪决,事后西关、太平南路(现为人民南路)、将军西一带以至全市的照相馆都纷纷以其行刑的照片作窗橱内容公示,真是大快人心,全城共奋。1994年,在广州泰华楼(李文田在广州的探花第大屋也毁于抗日期间,泰华楼是战后仅存的书轩。)与主人李曲斋先生回忆此事时,余即席赋诗一首云:

        日寇侵华实惨然,穗城劫难忆当年;

        田中久一成降将,满路倭兵扫巷前。

        附记:“抗战八年广州受袭,灾情惨重,伤亡枕藉,距今已近60多年矣,思之足以发人深省,有感成句。以纪胜利来之不易。”

        日寇对广州的破坏与暴行

        我是从1945年以后在广州耳闻目睹,加之1950年以来我在广州从事房地产管理建设工作,从中逐步加深了解的。1956~1983年我在原中区和荔湾区防空指挥部的兼职科(人员掩蔽科)工作,期间曾开展调查,聆听了不少群众的控诉,现稍加整理。

        日本侵略者在广州犯下暴行罪恶滔天。1938年4月10日,日机轰炸广州西关、流花桥一带,毁房屋无数,设在黄沙的粤剧八和会馆、吉庆公所3000多平方米的房屋被炸毁,包括广州述善堂等大型建筑在内的整条梯云西路和相连的大片街区,在空袭中被炸为平地。广州市第一中学的课室,图书馆被炸,学校被迫停课。宝华路后街的大利车衣厂中弹后,死伤男女职工和群众400多人。荔湾涌口凌园基堤外建有一排水棚,在空袭时躲在水棚下避难的居民和水上人家40多人被低空飞机发现,日机随即投弹扫射而全部丧生。

        亲历广州空袭的见证者抗战时任广州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983年已92岁高龄的著名教育家胡根天先生回忆往事时,写下“日寇侵略中国留下无数暴行罪迹,中国人民应永远不能忘,目前日本仍有一小撮人企图再次把日本人引上军国主义老路,中国人要强烈反对”的警语,反映了老一代战争经历者的心声。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机械化部队3000余人侵占广州,统治长达七年,使广州城到处是残垣败瓦,边沿地区出现十室九空的现象,到处是贫民窑般荒凉。抗战期间,广州出现三大灾区,即黄沙灾区、西堤灾区、海珠广场(海珠桥南北两岸)灾区。1947年7月26日,国民政府的广州市地政局公告灾区土地重划计划。1947年12月22日,灾区公共工程营建委员会成立。1948年,西堤灾区划定计划重建12万平方米,其中宅地8.27万平方米;黄沙灾区总面积达85.5万平方米,其中宅地29.5万平方米等。据我所知,三大灾区并不包含相连附近以至全市范围因战争而造成的大小不一的灾场,破坏的总量和程度也无法统计,估计有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1950年4月1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灾区土地重划建设实施委员会。自此全市的房地产管理和建设部门全面进行建设和修复,至1965年全市因日本侵略造成的战争伤痕才基本消失,城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