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其他口述

缪 峰:植地庄战斗亲历记

        1944年7月26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队(即珠江纵队的前身)新编第二大队,在番禺南部地区的植地庄,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就是抗战时期珠江三角洲敌后有名的“植地庄血战”。

        光阴荏苒,转瞬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战争的硝烟虽然早已熄灭,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却令我终生难忘。每一念及,那鲜红的血、震耳的枪声和烈士们的音容,仍历历如在眼前。

        当年,我还是一个18岁的姑娘,在中山县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接受了卫生员学习班的训练后,被调到新编第二大队当卫生员。1944年春夏间,新编第二大队连续出击,先后取得了生擒广州市郊“八老虎”、剪灭大山“五豺狼”、攻打新造俘伪区长以下150余人、出击市桥俘伪军百余人和消灭大龙圩伪联防中队等一连串的胜利,打开了禺南地区抗战的新局面,军民情绪十分高涨。为了进一步拓展胜利局面,我部队经过周密侦察,决定再次出击市桥。7月24日晚,部队从植地庄出发,并向市桥进行接敌运动。但是,由于连日暴雨,市桥周围被洪水淹没,到处是白茫茫一片,部队无法前进。在此情况下,部队领导临时决定改变计划,中止行动,把队伍拉回植地庄宿营掩蔽待机。

        植地庄是禺南地区西部丘陵地带一座群山环抱的贫穷小村庄,只有40多户100余人居住。部队拉回植地庄后,我被安排和梁绮卿、黄纪合两位做地方群众工作的女同志一起住在老乡家中。她俩都是“三八式”的党员,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们为“大姐”。

        是时,有一个诨名叫“大客女”的汉奸是日军密侦组组长,他的老婆何志英正住在植地庄为人“陪月”(即服侍产妇),因而侦知了我部队的行踪和情况,便连夜冒雨报告日军的特务机关。于是,驻在广州市郊石榴岗的日军连夜出动500余人远道奔袭植地庄,妄图一举将我主力包围歼灭。

        7月26日凌晨,天还未亮,村里有个老农要赶到外地请人帮助夏收,半路上发现了日本鬼子,急忙往回跑,报告了我村外哨兵,哨兵当即鸣枪报警。这时,日军已开始登占村后高地,并逐步逼近村庄,情况十分紧急。部队闻警后,立即作了紧急的战斗部署……

        睡梦中的我被枪声惊醒,急忙翻身下床,挎起救伤药箱,匆匆与梁、黄两位大姐分手,向部队营区跑去。这时外面已是枪声大作。我冲出门不远,就听见大队的政训室主任李海同志大声喊:“阿缪快来,这里有伤员!”我急忙迎上去,把伤员扶到一家人家的门旁,替他止血包扎,然后搀扶着他一路走,设法跟上部队。天亮了,村里村外的炮声、枪声响成一片,烟尘滚滚。这时,李海同志正在村内各处收容跟不上大部队的战士和工作人员,集合起来组织突围。我于是加入了由他指挥的临时组合的突围队伍。这支队伍一共有20多人,其中有干部、战士、通讯员、司务长、炊事员,有几位是女同志,只有几枝步枪和几枝短枪,有些人没有武器。这时我才知道,大部队已冲出去了,我们也必须冲出去!但是枪声越来越紧,敌人以火力封锁了所有出村的大路口,我们只好在村背的围墙下搭成“人梯”翻墙而出。围墙外是一片狭小的竹林和荒地,紧接着两座山,一左一右。翻墙时,先把背包从墙头扔下,然后再往下跳落到背包上。我跟随着大家从战友的肩上爬上墙,然后纵身跳到墙外。翻墙后,指挥员决定登右边那座山,命令手枪队长吕珠和几个战士持枪先行搜索。他们走了没有多远,山上突然掷下一个爆炸物,“轰然”一声巨响,黄烟弥漫。搜索的人连忙翻滚下来,幸而没人伤亡。很显然,敌人已占了这座山的制高点,我们是上不去的了,于是又决定登左边那座山。正在准备行动,突然又听到这山上日本鬼子“叽叽呱呱”的呼叫声——原来这座山也被日军占领了。很明白,我们是被包围了,而且是敌人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处境十分危险。在这危急的关头,大家镇定团结,听从指挥,紧挨着山脚,利用竹林的遮蔽,肃静地向左边运动,走到村子的另一边上。那里有一株大木棉树,还有一间矮小的类似土地庙的小屋。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有一条种满荔枝树的田基通向对面的小山包,田基下是一片浅水烂泥田。经过观察,对面的小山包上未发现敌踪,指挥员遂决定从这里突围,叫大家准备好,以最快速度通过开阔地,再翻越对面的小山包向北突围。我跟着大家迅速向前冲。但田基上的荔枝树枝丫横生;而且目标暴露,敌人从左侧方不时向我们射击,有些战友被迫跳下烂泥田,利用田基掩护前进,我也急得跳了下去,不料烂泥深达膝盖,很难走动,于是又爬上田基往前走。敌人的枪弹不时在我的耳边呼啸而过,那沾满了烂泥的裤子好像一双无形的手抱住了我的双腿。我想把它脱掉,但来不及了,只有拼命往前冲。当我爬上小山包时,村背两座高山上的敌人即集中火力向我们射击,我们赶快卧倒,一阵急骤如雨的子弹把周围的泥沙都掀了起来,溅洒在我的脸上、身上。待敌人的枪声稍歇,我们又跃身而起,飞快地闯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冲出了包围圈。突围时,有些同志牺牲了,有些负了伤,黎干之政训员就是这时牺牲的。一位走在我前面的同志臂部负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但他并未发觉,别人也不敢告诉他。等到了安全地带,我才叫他来包扎。这时,他才感到伤口疼痛。

        我们冲出包围圈后,时已过午,仍听到植地庄那边激烈的枪声。中队长何达生(即冯光)等“八勇士”正在村里民兵配合下,利用村中小巷曲折纵横,闸门多又有枪眼的有利条件,英勇顽强,灵活作战。从早至晚敌人发动了8次冲锋均被击退,始终无法占领这个小小的村庄。最后敌人只好抬着70多具死尸和伤兵,在落日的残照中退回广州,而“八勇士”却无一伤亡。

        入夜后,突围部队重回植地庄与“八勇士”会合。这时,我发现身边少了许多熟悉的身影:大队长卫国尧同志光荣为国捐躯,昨晚还和我住在一起的梁绮卿、黄纪合两位大姐也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我再也听不到她们亲切的声音了。40多位烈士为神圣的祖国贡献了最后一滴血!夜深了,部队怀着悲壮的心情,迈开沉重的步伐,在黑沉沉的夜色中前进,一步步去迎接黎明!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