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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冯国樑:难忘的抗战八年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60年前的8月15日,当时我在连县(现改为连州市)。晚饭后,听到全城鞭炮声,出门一看,见到报贩高喊:“《大光报》号外,(《大光报》是当年连县的一份报纸,每天出早、午刊),《大光报》号外,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呀!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呀!”人们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无不欢欣鼓舞,个个争相购买报纸,燃放鞭炮。

        当年我仅15岁,我的童年是在抗战八年的苦难中度过的。我目睹日军对顺德和曲江的轰炸,以及对沦陷区人民的蹂躏、欺压,使沦陷区百业萧条,物价飞涨,盗贼四起,民不聊生,卖儿卖女,饿死街头比比皆是。我也遭到家破人亡,逃难到内地,仅十多岁便靠做小贩为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怎能不高兴呢!

        广州疏散与敌机轰炸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向华进攻,广州全城进入紧张状态。当时我正读小学,市政当局动员市民疏散,学校也停学。同年10月,除了父亲一人留在广州继续工作、以挣取工资维持生活外,我们全家都疏散回顺德大良居住。在我们回到大良不久的一个晚上,空袭警报刚拉响,就听到敌机在上空盘旋和投弹的轰炸声。翌日,才知道敌机轰炸顺德沙头糖厂。这是日军对华南地区最早的一次轰炸。紧接着不久,敌机便对广州狂轰滥炸。当时留在广州的亲友回乡讲述,那时敌机一日对广州轰炸数次,有时刚解除警报片刻,又拉响第二次空袭警报。很多房子被炸毁,不少人被炸死、炸伤。抗战胜利后我返回广州,仍看见当年被日军轰炸的痕迹。今海珠广场和一德东路原谊园一带,当年日军为了炸五仙门发电厂和海珠桥投下了不少炸弹。五仙门发电厂和海珠桥虽投弹未中,但附近的民房已被炸毁变成灾区,有些居民搭起了破烂的木屋栖身。广州解放后才建成海珠广场和谊园。位于长堤大马路和沿江路之中的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原“虎标永安堂”)西侧的商铺、民房也被炸为平地。20世纪60年代初期才建成二轻产品展销部。西堤二马路现在的广州文化公园,当时也被炸成了一片废墟。50年代初建成岭南文物宫,后改为广州文化公园。其他被炸毁的地方也不少。

        日军三陷大良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不久,顺德县城大良也相继沦陷,当时全城一片恐慌。日军到处把青壮年拉去做苦役,还对青年妇女强奸、侮辱。商店不敢开门营业,居民也关门闭户,不敢外出。偶尔要到亲友家打听消息,也是匆匆而去,匆匆而返,进门时还要看清楚附近没有日军才敢敲门。这一次日军在大良约驻了两个月便撤出。可是1939年春节后不久,又再次进驻大良,直到同年11月左右才撤出。但1940年春节后又第三次进驻大良,而且再没有撤出。日军每进驻一次大良,都对居民疯狂地迫害,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狠。

        1939年,日军第二次进入大良不久的一天晚上,三名日军冲进我家,逼着父亲和姨丈要银钞和“花姑娘”,父亲说没有“花姑娘”也没有银钞给他们,日军便凶狠地大巴掌向父亲和姨丈打过来。临走时,还声言第二天再来。那天晚上全家人也睡不着。因我家住在南门,距离县政府和日军驻地较近,父亲和姨丈等商量要到别处躲避。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全家人带了几件衣服,便到东门外近郊父亲的伯父家暂住。经过这一吓,加上父亲没有工作,忧心全家六口人的生活,抑郁生病不治,在该年农历四月去世了。

        随着沦陷时间的伸延,商人总得开门做生意谋生(日军也通过汉奸强迫商人开门营业)。但很多商店仅开一半门,以便发现骚乱,容易把门关闭。工人、手工业者、小贩也为了养家糊口而出来工作。居民也得出门买米、买菜。人们出门尽量绕路,以避过日军的岗哨。因凡经过日军岗哨时,都要向日军行鞠躬礼。我的舅父一次经过日军岗哨时,行的鞠躬礼不够深,便被另一个伪军喝令站住,把他的头按低到90度。沦陷区的人民简直成了日军的奴隶,随时都可以遭到日军的打杀。日军为了加强对沦陷区的统治,还对成年人发“良民证”,规定随身携带,以备检查。对没有带“良民证”的人,便捕回去拷打审问。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还扶植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还在原中华民国国旗上端加上一条黄色布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汪精卫伪政府还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一种“储备券”,强迫市民流通使用。

        沦陷区在日寇的统治下,百业萧条,物价飞涨,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不少人饿死在街头。当时,大良镇很多商店和居民都被抢劫。有些商店和居民住宅被抢劫后,在门口贴上“本店(户)昨夜被抢劫一空”的字条,以示盗贼不要再来“光顾”,但这幅“字符”也不灵。有些店户一连遭劫数次,导致人心惶惶。由于米价昂贵,觅食困难,很多人失业挨饿,靠食杂粮野菜充饥,人人面黄肌瘦,有些人患上水肿,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更谈不上医治,这些人员只有等待着死亡。有些人饥病交迫将要死亡时,便走到大良镇阜南路原肉菜市场(因沦陷后有日军在附近驻守,小贩都不敢去摆卖)躺着,就在市场死去。当时我在阜南路原宝林寺附近摆卖香烟,每天都见掩埋队用草席把饿死在街头的尸体卷着抬去埋葬。有些人挨不了饥饿,便出街抢食。我曾见到一些小食摊档,刚拿包点摆在门口卖,便被饥饿者抢了放进嘴里,有些顾客买了包点,只咬了一口,也被抢去。致使小食店不敢把包点摆在门口卖,顾客买了包点也不敢在路上吃。有些人为了不致全家饿死,便卖儿卖女。年幼的婴儿没人买,便抛弃在街头。我的两个妹妹也是这时送给人的(其中一个妹妹是被一名汪伪军说要带去罗定给哥哥做童养媳,至今下落不明)。我的亲叔父在妻子和女儿患霍乱病死亡后,也把两个儿子送给人家,以后我们也不知其去向。有一些丧心病狂的人竟把一些弃婴捡回来当(广州方言,意宰)了煮熟作食品出卖。我一次来“善堂”领赈粥时,曾见过几个背着箩筐的人被拉到“善堂”去,听说这些人是人吃的,我走近一看,他们的竹箩筐里还有几只婴儿的手掌,确实恐慌。回家后,我告知母亲,才知道这天我的舅母也把一个最幼小(约一周岁)的女儿丢弃在街上。这一天我的心情很久不能平静,整晚也睡不好。

        沦陷区由于日军的血腥统治,谋生困难,一些不愿做顺民的人,或有亲友在内地的都设法逃到内地去。1942年10月,得到内地亲戚的资助,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三人也离开大良逃难到内地。当时既没有火车,也没有了汽车,只有乘一段木船,步行一段路,经过20多天的艰难跋涉才到达连县县城。到连县后姐姐在亲戚的饮食店做工,我和母亲靠做小贩为生,才免于饿死。

        日军滥炸曲江和曲江疏散

        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迁到曲江(现韶关市),把曲江作临时省会。日军屡次向曲江进犯,当形势紧急时,省政府又迁到连县,局势稍缓和一些则迁回曲江。1943年春,我们母子三人也到了曲江,在曲江桥东南面的浈江河畔的茅屋居住。母亲和姐姐做手工业维持生活,让我再上学校读书。但仅读了一年,1944年夏,日军又加紧进犯曲江,经常派飞机轰炸。每当听到空袭紧急警报播出“敌机×架,马坝北飞”时,敌机已到头顶上。当时曲江市区的居民白天都向黄田坝、东河坝或五里亭等郊外疏散,下午5时后才返回市区,商店白天关门,晚上才开铺营业。我家距离曲江火车站较近,一次空袭警报拉响后,我与几个表弟妹疏散到附近山的防空洞躲避,谁知走到半路,敌机已到头顶,只有在田基的土坡处蹲下躲避。当时我亲眼看见几架敌机向火车站方向俯冲下去,还看到敌机扫射机关枪时的阵阵火光和敌机投弹后所升起的黑烟。听到机枪声、炸弹声,几个年幼的表弟妹惊作一团。回家后才知道不仅火车站被炸,连我家门口也投下一枚炸弹,幸亏炸弹投在岸边滑下河,才不致茅屋倒塌,但岸边已被炸了一个大口。学校在未到暑假便停课了,于是我又一次失学。形势越来越危急,曲江又要疏散。人们相争逃离曲江,车船都紧张。我们母子三人,几经周折才能乘上曲江至坪石列车的货卡。到达坪石后,再没法购到由坪石去连县的汽车票,只好翻山越岭步行了三天,经过湖南宜章转回星子再到连县县城。1944年底,曲江沦陷不久,日军又进犯连县,一度到达东陂,接近县城。幸亏1945年春节前,粤北降了一场大雪,日军才没有进入县城。在日军接近县城时,很多商店已关门停业,我打工的小食店也歇业了,于是我又失业回家。以后我靠卖报纸为生。再后来又在小食店做童工维持生计。

        总之,在抗战八年家仇国耻中所过着的苦难生活,说也说不完,所以当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又怎能不高兴呢!虽然已相隔60年,但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