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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钟克夫:中国新闻学院派驻粤北战地记者组

        抗战初期由进步的新闻记者组成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主办过一所中国新闻学院,这是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培养新型记者的专业新闻学校。

        一九三九年五月,学院在香港坚道中华中学内创办,以当时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以下简称“青记”)领导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为骨干领导,并推举新闻界老前辈郭步陶为院长,金仲华任副院长。由当时从沪、粤、桂来港的进步新闻记者如刘思慕、恽逸群、乔冠华、郑森禹、邵宗汉、梁若尘、谭思文、王纪元、梁式文、楼适夷、许君远、吴景菘等任讲师。为了适应战地实际需要,学员们除了一边学习新闻理论、业务并分别在《星岛日报》、《大公报》等实习之外,每个学习小组还规定每周编印一两期以新四军的《拂晓报》为蓝本的油印报。

        1939年十一月,第一届学员毕业后,为了更好开展抗战宣传,由金仲华等领导,在香港开办“中新”通讯社,梁若尘任社长、叶广良(黄良)任编辑,还派出一个粤北战地记者组(当时在香港则称之为中新战地服务团),前往翁源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从事战地新闻采访活动。战地记者组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战区、实地采访,宣传抗战救亡主张,并给香港中新社供稿。

        中国新闻学院同“青记”香港分会一样,是由进步力量领导的统战组织;虽然国民党的驻港要员许世英是学院校董之一,但学院跟国民党军政机关没有直接联系。要派一个到粤北去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组,首先要获得国民党驻军的同意才行。当时,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香港设立一个不公开的派驻机构,叫做“和记”;由该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黄范一负责。中国新闻学院通过讲师梁若尘与黄范一的联系,并取得十二集团军总令司部的同意,在第一届毕业生中挑选八人:廖涤生(一原)、张宽兴(问真)、钟克夫(华)、颜志仁(幽)、杨曼(女,已故)、杨蔚秋(已故)、吴颖瑞、余子庄(一九四○年秋离开韶关,在转赴新四军途中被捕牺牲)成立粤北战地记者组,钟克夫任组长。出发前,新闻学院还与十二集团总司令驻港机构商定,记者组随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进行采访活动;生活供给由总部负责。

        之后,梁若尘交来用“和记”名义写的一封私函,收信人是该机构通用的代号(名字早已忘却)。在交来这封私函时,还一并交代说明:到惠州找到军运站,凭这封信便可附搭所有军运的车船去翁源。到达翁源后,须将信交给政治特派员李煦寰。出发前一天,“青记”香港分会和中国新闻学院举行了欢送会,“青记”香港分会主编的《星岛日报》附刊《青年记者》周刊还为此出版一期专辑。

        1939年十一月上旬,战地记者组一行八人,由香港过九龙乘火车到大埔,转搭轮船到达鲨鱼涌,步行至淡水。由于日军的空袭,从鲨鱼涌至翁源三华,无论步行、乘船或坐车,都是日宿夜行,先后经惠州、河源、老隆、忠信等地中转,旅途共花了二十多天时间,十二月初才到达翁源三华三合渡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几天后,李煦寰从外地回来接见了记者组,同时指定该室主任秘书郭翘然、宣传科长许美勋等负责安排工作。跟着,每人还领到军服和胸章,规定每人每月支取生活费三十元,是以总司令部“附员”名义领取的。

        当时粤北的形势是:全国各地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因而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已波及到广东。国民党蒋介石为了要控制余汉谋,监视在第十二集团军内的进步力量的活动,派了王俊当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俊于1937年到第四路军任参谋长,1938年冬广州沦陷,四路军改为第十二集团军、王俊改任付总司令。来自香港、澳门、南洋的抗日救亡青年受到秘密监视;政工总队(林楚君任大队长)的活动也受到限制。但是,当时在十二集团军内的进步青年,并没有放弃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斗争。他们由广东抗日青年先锋队秘密领导(当时“抗先”已被禁止活动,但在十二集团军内,“抗先”队员不少、他们就以政工队员公开身份活动),联合从香港和澳门以及南洋回国的各界青年服务团,开展反对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斗争。合法的阵地是政工总队:他们到连队演出抗战救亡的戏剧,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抗战宣传。军事方面,盘踞广州一带的日军,步步向北推进,粤北重镇韶关和翁源,都在日军空袭圈内。余汉谋为了保存实力,也着手经营龙南、南雄等后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地记者组一开始就遭遇到很不容易开展工作的困难:十二集团军对来自香港的抗日青年,不仅不信任,而且疑惧重重。另外,日军迫近,战火快要蔓延到十二集团军的心脏地带,他们在考虑如何撤退,故此对记者组的工作,自然不那么积极安排了。记者组为了争取工作,便主动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将八人分成四个小组,到前线采访;另一个留在政治特派员室,一面采访报道,一面办一份适应战地士兵需要的油印报。这两个方案都被拖延搁置。最后,李煦寰见八个人闲得发慌,才勉强同意将记者组编为新闻班,负责出壁报和编印出版不定期的八开四版油印《捷报》(大约出了四五期)。

        前面已经讲到,战地记者组原来的主要任务是对海外加强抗战宣传,给香港中新社发稿。然而,到达翁源后,既不能到前线去采访,而十二集团军对向香港发稿的要求,更不表态允肯。如果不是记者组的积极争取,连壁报和油印报也办不成。那时同住在一座大草棚房的政工总队,除了举办小型的歌咏、演剧等活动外,大部分人都集中在三合渡吃闲饭。为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在“抗先”骨干秘密领导下,政工总队便举行时事座谈、文艺研究和组织读书小组等活动。针对这种情况,记者组不得不采取更为灵活的活动方式——这就是从编印《捷报》搜集到的材料,通过与政工总队的接触,开始对香港发稿。但是,作为政治特派员室的“新闻班”,除了办油印报外,是不允许向外发稿的。记者组便利用当时寄往香港的邮件检查不太严密这一有利情况,采用秘密投邮的方式,稿件也不送审,作为普通信函把稿件源源寄出;中新社发稿时只用“粤北专讯”,不署作者姓名,更没有用过粤北战地记者组的名义,故此政治特派员室始终未察觉到记者组在发稿。

        1939年底,日军从广州向粤北推进。在日军前锋到达三华的前一天,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遭到空袭,总部和政治特派员室立即组织撤退。记者组也分成两个小组随军后撤:钟克夫、廖涤生、颜志仁、杨蔚秋等四人随政治特派员室徒步经坝仔、从南撤至龙南;另一小组张宽兴、余子庄、杨曼、吴颖瑞等四人随总司令部撤退至南雄。撤向龙南的部分,除政治特派员室所属机关、部队以外,还有一些地方机关和群众。白天日机空袭,只能夜行军。一共走了十七天,才到达江西省龙南县城。当时已是隆冬时节,撤退时都不能多带衣物,兵士和老百姓,冻死者时有所闻。记得在撤至广东和江西交界的一个小村时,那晚记者小组露宿在屋檐下,翌晨起来,身边雪霜竟厚达四、五厘米。

        1940年一月下旬,入侵粤北日军退走。记者组两个小组又先后折回翁源三华附近一个村子里,因为三华总部原址和三合渡政治特派员室原址全部毁于战火,只能在附近村子盖搭临时棚屋居住。这次撤退,不但锻炼每个成员,而且在宣传报道上也有较大的收获。记者组在这次战役撤退中,对于日军进攻的情况,以及战区农村面貌等方面,都作了连续的新闻报道,直接给香港中新社供稿。由钟克夫写的通讯《粤北大捷》发表在桂林《救亡日报》上。张宽兴、廖涤生、杨蔚秋等还写了不少新诗和文艺作品,寄香港报刊发表。

        战地记者组回到翁源后,除了用《捷报》名义编写壁报外,还参加战区账济灾民的活动。这期间所发的消息集中报道日军暴行和战区群众生活的苦况,目的是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和坚持抗战。

        1940年二月,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已由南雄迁至韶关附近的大塘,政治特派员室由翁源迁至韶关。战地记者组也跟随到达了韶关。到达韶关后,记者组的处境比前更加恶劣:《捷报》被迫停刊,政治特派员室再不给记者组供给战讯;把记者组当成是编外人员。不让做半点儿事情,即使是这样,记者组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而是继续秘密给香港中新社供稿;只是新闻来源,不能不借助于韶关的当地报纸。以后,政治特派员室更进一步从编制上取销了新闻班,把八个人分拨在政治特派员室的几个科内,使战地记者组无法集体研究和集体活动。后来曾企图将记者组隶属于第七战区政治部而未果。

        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破坏团结抗战、制造反共磨擦的消息,纷纷传到韶关。政工总队内的澳门青年回国服务团负责人廖锦涛被杀的传闻也听到了。当时政工总队已调离韶关、记者组更不可能与他们取得联系,只能孤军作战了。经过对时局的分析,记者组认为已经没有可能去战地采访;估计秘密对香港发稿也会受到限制。分拨到各科,是一个政治恶浪的信号。于是大家暗中相约:能够离开的可借机离开,不能离开的暂时留下,依靠进步力量,再作打算。廖涤生、杨蔚秋先后去了香港,接着钟克夫去新会,以后杨曼去湖南。到第七战区成立时,张宽兴、余子庄、颜志仁、吴颖瑞曾一度由政治部钟敬文领导,恢复出版了几期铅印的《捷报》,大概在1940年六、七月间又告停刊。《捷报》停刊后,张宽兴离开韶关去香港,颜志仁留韶关,后来参加了税务训练班,从此改了行。余子庄去翁源香泉水参加政工总队的集训。吴颖瑞在政治部当中尉科员一段时间后,先去福建,以后转赴新四军,途中被捕,不久壮烈牺牲(但详情至今未悉)。至1940年秋,粤北战地记者组的活动才告结束。余子壮从香泉水训练完毕后,调到一五八师四七三团当政工队员,还能坚持新闻报道,给《建国日报》等写寄通讯;以后转至东莞石龙敌后,一个人坚持出油印《抗战消息》。廖涤生到香港参加范长江、恽逸群主办的国新社,张宽兴在金仲华任总编辑的《星岛日报》当记者。钟克夫返新会后,中共新会江南区工委安排他主编一份由党领导的、以统战面目出现的《新会战报》。

        由中国新闻学院组织的粤北战地记者组,虽然活动时间短暂,深受制肘,无法实现深入前线的愿望,但仍能利用一切机会,主动依靠进步力量,写寄各种战讯,报道战区群众生活,鼓吹团结抗战。所有这些,经由香港中新社编发给香港以及南洋一带的报刊,有利于抗战的宣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经过“青记”和中国新闻学院的教育培养,“中新”毕业同学都是热心救亡、倾向进步,以革命的新闻学观点武装自己的(当然,也有少数是坚持反动立场的)。而粤北战地记者组的成员,有的当时是共产党员,有的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放弃港澳较好较舒适的生活,自愿到战火纷飞的粤北去。由香港出发到翁源,旅费也是自己掏出来的。寄发了大量新闻、通讯,从来没有领取过分文稿费。1939年十二月,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有一次全体官兵集会,举行集体参加国民党的入党仪式。会上宣布:凡愿意加入国民党的可举手宣誓,以后发给党证。当时记者组八个人坐在一起,暗中紧急商议,一致决定不举手,以示抵制,结果没有一个人参加国民党。记者组在粤北的活动,当时在香港是受到新闻界的重视的。1940年四月八日,《星岛日报》对记者组的活动情况,作了如下的介绍:

        “他们八个工作同志在粤北翁源办油印报、壁报。粤北大战时,他们帮助军队宣传,随军出发前线;为了行军的方便,他们将棉被及一切行李都烧掉。翁源克复后,随着军队回到翁源,至今还在那里播种文化种子。”

        (一九八○年九月追记于广州)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