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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邱明耀: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在抗战期间及解放前的音乐活动

       东北“九一八”及上海“一二八”的日本侵华事件发生之后,全国人民都非常激愤,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坚持不抵抗政策,还对一切抗日宣传活动采取压制的措施。在日本侵略的火焰四处漫延时,广州则连抗战的歌声也难听到。当时有一个经常参加青年会活动的中山大学学生林维雄,于1935年在地下党的鼓舞下,介绍吴凤珠及钟锦娴(中共地下党员)到青年会会见美藉干事骆爱华,建议青年会成立一个民众抗战歌咏团。通过音乐鼓舞人民斗志宣传抗日。这一建议立刻得到青年会的赞同与支持并提供一切方便。于是在中国抗日青年同盟(党的外围组织)的合作下,成立了广州市第一个民众歌咏团。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及群众。以爱国救亡歌声唤起群众,团结群众。当时参加人员十分踊跃,队伍也十分壮大。还邀请了音乐家陈洪(现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何芷、何安东(广东音协副主席),陈世鸿、俞安斌等人负责指导。入夜,长堤青年会灯火辉煌,《全国总动员》(荷子词)、《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保卫中华》的雄壮歌声响彻云霄。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千座位的青年会礼堂常座为之满。群众情绪极为高涨。民众教育家吴涵真(同盟会领导人之一,革命家黄兴女婿)对此歌咏运动更热心支持,曾捐款印刷了《叱咤风云》歌集以供歌咏团之用。

      为了进一步发展抗战歌咏运动,青年会又配合该团组织了许多大、中、小学的音乐教师及热心歌咏运动的各界人士,成立了歌咏训练班。学习唱歌及指挥的基本技术,然后回校或原单位开展“大家唱”活动。这样,很快就把救亡歌咏运动扩展到各学校、机关、厂矿之中去。一时间广州市的救亡歌声四起。各校的歌咏团组织更是风起云湧,极一时之盛。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突袭华南,并在淡水登陆,莫希德师不战而溃。日军直扑广州,如入无人之境,羊城旋即沦陷。青年会于沦陷前夕迁往香港设临时办事处,直到1939年6月1日才应李汉魂省主席的邀请迁到韶关。成立了广州青年会曲江办事处,并恢复正常的活动。当时韶关已成为广东省战时省会,也是全省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军事中心,人口剧增。对青年会发展德、智、体、群四育工作甚为有利。在曲江基督教循道会的大力支持下,借用该会在风度中路的旧址开展工作,而较早展开的就是音乐工作。当时青年会又邀请了音乐家黄友棣、陈世鸿、曾广科、苏自权及陈惠怡等协助恢复了抗战歌咏班、音乐知识讲座等音乐活动。参加群众甚为踊跃,特别是广东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师黄友棣先生所主持的音乐讲座。他对音乐教育很有研究,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又善奏小提琴并熟谙指挥。他常常边讲边示范,引人入胜。陈世鸿以善于爱尔兰唱法而著称;曾广科善奏手风琴;苏自权擅长指挥及演奏钢琴;陈惠怡则以女高音著称。讲课之余,他们还常常联合举行音乐会。循道会礼拜堂有座位四百余,颇适合音乐会之用。后来青年会又从湖南一外籍教师处购得新钢琴一架。更促进了音乐活动的发展。使青年会成为当时韶关市音乐活动的中心。1940年4月间,广东省艺术馆成立,黄友棣任音乐系主任时,他除了常在青年会举行专题的音乐讲座之外,还不时率领学生前来参加或协助青年会其他音乐活动。他曾在会指挥及演过出荷子(地下党员现在省委宣传部工作)作词、他谱曲的《良口烽烟曲》及《粤北大捷》大合唱与《月光曲》等抗战歌曲。对激发群众抗战热情起过一定的作用。后来由地下党领导的剧宣七队及战区政治大队相继来韶关。他们都曾参加过我们的音乐活动。剧宣七队曾在会上演唱过《民族至上》及《黄河大合唱》部分歌曲,很受欢迎。特别是七队的林韶、胡振表、徐冼尘、金辛才、施明新、庞娥等同志,及“政大”的谭新风同志,对我们的音乐活动都是很支持的。在这段时间,我们又曾组织过一个大众唱形式的民众歌咏队。留日音乐家梅耐寒,青年音乐工作者翟元,曾先后在班内教唱《空军之歌》(孟德尔仲曲、梅耐寒配词)及黄自先生所作的几首著名抗战歌曲。参加者多是各界青年人。

      青年会又曾与广东艺专、省立女师,一些中学及一些音乐团体合作,举行过一个以演唱抗战歌曲为主的千人大合唱。地点在韶关中山公园内,并由省银行,七战区长官部及保安司令部的三个军乐队约120人参加伴奏及合奏。参加指导排练及指挥的有曾广科、陈世鸿、黄友棣及谭林等几位。这次演出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市民围观者极众,情况非常热烈。

      战时省会韶关在文化生活上是相当贫乏的。而人们对音乐的兴趣却越来越高涨。青年会为了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千方百计买到一部手提式的留声机,并从桂林、衡阳、郴州等地的外侨处借来或收购到一批唱片。试行举办唱片音乐欣赏会。介绍世界著名的乐曲、演奏家、作曲家及指挥家等。没想到试办之后,大受欢迎。每次举行都是座为之满。有些音乐爱好者及大学生甚至远道从砰石坐火车到韶关来听。后来为了满足许多学校学生的要求,曾派人带着唱机到砰石学生服务处,坪石中大各学院、培联中学、乐昌中山医学院和曲江的一些中学举行不定期的唱片欣赏会。以后青年会又设法购得一台大型带音柜的留声机,定期每周举行唱片欣赏会。为了增加听众的兴趣,还在节目之间插入特邀的音乐家表演节目。有时并邀请音乐家主持讲解。先后有黄友棣、陈世鸿、谭新风、曾广科、林声翕、杨桦等多位。

      1942~1943年间韶关比较安定,一些腐朽的流行音乐曾乘虚而入。《何日君再来》、《特别快车》、《毛毛雨》等黄色歌曲有露头之势。有一次我应邀参加过一个高级官员主办的晚会,竞有人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任意改编成爵士音乐给参会的人跳交谊舞。令人不胜愤慨。当时唱片欣赏会虽然播唱的都是古典的和优美的西洋音乐,但对提高人们的音乐欣赏能力,丰富文化生活及抵制黄色音乐的泛滥等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

      1941年香港沦陷后,许多侨胞(当时港澳人民都被称为侨胞)纷纷逃脱日军魔掌,长途跋涉来到韶关。其中不乏爱好音乐或有所专长的。青年会归侨服务委员会安顿了他们之后,又为他们组织了一个归侨合唱团。由李守正先生训练及指挥。曾举行过一次归侨音乐会,演出很成功。以后他们也经常参加青年会的各种音乐会及活动。

      解放前,在韶关及广州两地青年会,都曾邀请过国内外许多音乐家来会举行音乐会或参加表演节目。例如小提琴家马思聪、黄飞立、黄友棣、何安东、温占美、邹廷恒、黄丽文、李若梦,钢琴家李国桢、李素心、王国栋(ProfKing港大教授,英国人)、容神父(father Jansonn奥地利人)、黄慕理、黄若瑂、穆泽绿(日本人),声乐家伍伯就、黄源尹、喻宜荪(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何露珍、伍恩亚、冯显聪、周保灵、宋维兰(又名黑石,美国人)、陈玄、蔡曲旦、赵方幸、谭新风、陈世鸿、黄飞然、余维信夫人(英国人)及余维信牧师(长笛),曾广科(手风琴),苏自权(钢琴)等多人。

      抗战胜利后,青年会又曾组织了一个青年会合唱团。由进步音乐家黄飞立(现中央音乐院指挥系教授)、赵方幸(现中央音乐院副教授)、杨桦(现珠影乐团指挥)、李超然(市歌作曲家)、黎民(已故,曾任广东曲艺团团长,地下党员)、邹廷恒(现湖北艺术学院小提琴系主任,地下党员)等同志领导。曾演出在当时颇有现实意义的《长恨歌》清唱剧(黄自作曲,韦瀚章词),及为国民党所禁唱的《祖国大合唱》及《春天大合唱》(均为马思聪作品)。演出后曾受到国民党的严厉批评,但对青年会这一国际性团体亦无可奈何。这个合唱团是广州市较高水平的合唱团之一,训练严格而正规。曾为音乐界培养出不少人才,如李瑞星(上海音乐院钢琴系讲师,曾参加国际比赛获奖)、赖广益(上海音乐院毕业,现任珠影乐团指挥)、范永生(中央乐团合唱团声部长,曾多次出国演唱)、陈淑媛(中央电台合唱团独唱演员,上海音乐院声乐系毕业)、叶素梅(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团员)、黄齐瑜(广州海关乐队指挥)等多人。还有不少现已成为一些音乐团体的业务骨干。

      南京解放后,当时的中华交响乐团被疏散到广州。团员不愿逃往台湾,居住广州时经费无着,生活艰难,指挥林声翕亦无法解决。后来青年会建议与该团合作,每周举行星期交响音乐会。门票收入除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交由该团维持生活。每次音乐会,都由林指挥,并对演奏曲目加以讲解,故深受听众欢迎。对提高听众欣赏水平,普及音乐都有一定作用。该团团员生活亦勉强得以维持。解放后该团被接收,多数人参加了中央乐团,部分参加了各地的乐队。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