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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李应瞻:日寇屠杀新加坡华侨目击记

      日寇司令官山下奉文——这个被称为“马来亚之虎”的暴徒,在1941年2月占领新加坡以后,兽性大发,一夜之间,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当地大多数老百姓都还不知道,各族人民过往柔佛海峡,走到长堤两端的桥头堡时,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昭南岛”。
      长堤,这是柔佛州新山镇和新加坡的咽喉关卡,人们刚走到桥头岗哨,日寇就通过马来警察,用当地的语言,气势汹汹地喝问道:
      “汝!吗哪冒不基?!”(“你!要去哪里?!”)
      答:“不基新加坡。”(“要去新加坡。”)
      “窝浪支那,吗哪拉当?!”(“中国人!从哪里来?!”)
      答:“拉当新加坡。”(“新加坡来的。”)
      这样的回答并没有错,可是,一下又一下的籐鞭、木棍却雨点般落到过往的人民头上。直到旁边尝过这苦头的好心人,暗通了讯息,才恍然醒悟其中的“道理”。只好用手一招架,高喊一声:“昭南岛”!又慌忙弯腰90度,才能安然度过这要命的关卡。这是当年人民经过柔佛海峡的长堤时经历的一幕。
      日寇从柔佛海峡登上新加坡后,向市区横冲直撞,个个汗水淋漓,横眉怒目,杀气腾腾地逢人就抓。强令老百姓在各个十字路口和要冲街段,重要建筑物四周垒沙包、修工事、设路障。山下奉文勒令当地华侨必须限期交出500万元叻币,供“慰劳皇军”之用。然后,又宣布让“全体将士”“自由活动”三天,庆祝新加坡落入“大东亚共荣圈”和“昭南岛”的诞生。其实,是故意放任日寇对老百姓奸淫烧杀、胡作非为。那真是罪恶滔天的三天三夜,受躏辱、被残害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当年,我的家在一条叫金星路的小巷子里,门牌1号B,地处由“和丰椰油厂”往芳林巴刹、中峇鲁往“大世界游艺场”的十字路口。巷口对面是一排大仓库,巷里是亚答厝连成一片的贫民聚居区。我记得在那三天三夜的头一天,突然从巷口窜出了大约一个班的武装日寇,嘴里“马格也鲁!马格也鲁!”叫嚷着,驱赶居民去扫马路,垒沙包。并挨家挨户冲进屋里,伪装借火吸烟叫问着:“吗急士,阿鲁格?”(“火柴,有吗?”)贼头贼脑,眼睛东溜西转,随意翻箱倒柜,动手动脚。把一切能吃有用的东西劫掠清光,临走连鸡鸭一只也不留。搞得家家户户人心惶惶,哭哭啼啼。到了半夜,忽然四处狗吠声声,接着许多人家里发出了呼救的声音和妇女凄厉的惨叫。日寇白天侦察到哪家哪户有美貌、年轻的妇女,夜里就来一一抓走。邻居一位20岁的姑娘,就被抓去糟蹋了。她的老祖母也被当场吓死。三天以后,新加坡所有年轻妇女,几乎不约而同地女扮男装,把头发剪成男式短发。
      往芳林巴刹去的十字路口拐弯处,有一座“马打厝”(即警察署),已由日寇驻守。老百姓路经该署岗哨,男人须弯腰九十度敬礼,还得挨上一皮鞋,才放你过去。妇女走过,须在光天化日之下,脱下裤子,让日寇“过目”,才准放行。否则,拳脚交加,残酷殴打。有位中年华侨,骑着一辆陈旧自行车,从十字路经过。他可能有什么急事或一下忽略了,竟忘了停车向岗哨上的日寇敬礼,遂被追捕回来,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被捆绑在对面路旁的电线杆上“示众”。从早上到下午,酷热的太阳晒得他汗水直流,肉体和内心的痛苦,使他满面泪痕,更可恶的是,日寇当众在他身上撤尿,用火燃烧他的衣服,再举起椅子狠狠地敲打。使他头上、脸上血流如注,而椅子也打垮了。接着,再把他拖进警署走廊里,用修筑工事的沙包压身,日寇则轮流跳上沙袋践踩,把他折磨,摧残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这样还不罢休,次日终于被拉到通往“大世界游艺场”附近的桥旁枪杀了。而这些,仅仅是发生在新加坡的一个小小角落里的情况,也是我亲睹目见的。
      凄惨的三天三夜挨过以后,更大的灾难却又降临到新加坡人民的头上。这就是人人谈虎色变的新加坡日寇的“检证”事件。

      司令官山下奉文“慰劳”皇军之后,又颁布《告示》。由日寇四处张贴,要老百姓老老实实,循规蹈矩,当好“顺民”。规定凡13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必须携带5天的口粮,到所指定的地点集中,等候“检证”,不得违抗。不久,芽笼、惹兰勿刹、东陵、海山街、丹戎巴葛等几个被指定的地段和区域,一时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都挤满了男人和男孩。人们在骑楼下、马路上和空地里,见缝插针地铺满了草艹席,艹席上扔着随身带的衣服,毛毯和杂物;有的人连炉锅碗勺都带来了。大家既恐惧又焦急,个个满脸愁容。人们都被赶到这些地方,就像笼子里的鸡鸭、羊圈里的羊群,诚惶诚恐地听候着日本鬼子的宰割。大家都惦念家里的亲人,但被关进这些充满着恐怖的临时集中营,却准进不准出。外头圈着铁丝网和藜蒺路障,日寇四处巡逻,枪口上的刺刀寒刀逼人,堆积路中的沙包上架着整排的机枪,整个场面笼罩着紧张、恐怖的气氛。随着一声凄厉的哨音吹响,“检证”开始了。
      我和父亲当时被关在丹戎巴葛区,刚好是日寇水上宪兵队驻军大楼的后面。那里面临公路有块旷地,只见一排藜蒺路障把公路封锁了,出口处摆着双屜木桌一张,桌后站着一个日寇军官,白色臂章上印有红色的“宪兵”二字。他一手按住军刀,仁丹胡下门牙暴出,张开大口,唾沫横飞地叫嚷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新秩序”,就必须“检证”。他叽哩咕噜地指指划划,场地上蹲着的人们,只是通过他身边的翻译,才听懂了几句。紧接着要大家鼓掌,为“天皇陛下”“高呼”“万岁”。后来,就驱赶人们排好单行纵队,一个挨一个地向桌前走去。这时端坐在桌后的日寇,虎视耽耽地盯住过去的人,问他“什么的干活?”家住哪里?要他伸出手掌让他翻视。结果,那些身强力壮的、戴眼镜的或知识分子模样的人,都被勒令靠边站成一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丝丝街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启蒙小学”的校长,就是这样“失踪”的。家中的妻子和九个儿女,就在这次“检证”中,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这些“检证”中失踪了的人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马来亚和新加坡沦陷的三年八个月,人们一直在猜这个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劫后余生者,向当地报纸上作了血淋淋的控诉,才把那“谜底”揭穿。原来,那些不幸的人们,大多数被当作“抗日分子”嫌疑,被一一捆绑起来,一批批押上军用卡车,有的运往海边沙滩用机枪集体屠杀了;有的被运到郊区挖土坑后活埋了。还有一部分则被抓去充当“勤劳奉仕队”,替日寇修筑军事基地或秘密工程,为了保密的需要,工程竣工之后,也都惨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据战后人们的调查和初步统计,在当时只有100多万人口的新加坡,因“检证”而失踪的人数,竟多达15万人以上!人血呵,人血!其中绝大多数是我海外侨胞的鲜血!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新加坡人民欠下的一笔累累血债。
      那些经过所谓“检证”,而侥幸没有被扣留,总算存活下来的人们,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请看吧:日寇一手拿起一枚刻有“检证”二字的长方形图章,对准被释放的复检查的人的额头、脸庞或衣裳,啪的一声地猛盖下去。每个人“喔哟”一声惊叫,也就留下了耻辱的印记。再被狠狠推搡着走向了出口处,还得向岗哨上的日寇深深一鞠躬。人们回到家里,有的不敢洗脸擦身;有的忍痛把衣服开一了个小“天窗”,“剪下”检证的图印,用别针把它挂在胸前,成为人们的“通行证”和“护身符”。否则,遇到巡逻的日本宪兵,还可能再一次地抓走。他们以对付牲畜的法西斯手段,极大地侮辱了新加坡的人民!我想新加坡的人民是不会轻易忘却的。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