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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口述

陆绪熙:抗战时华侨回国观光团在深圳的遭遇

      1937年夏,有一批旅檀香山的华侨组织旅行团回祖国观光,他们的行程是先经日本的横滨、东京、神户、长崎等处,然后到祖国的北京再沿津浦路南下,游览南京、上海、杭州、再从海道赴香港来广州或回乡探亲,最后经菲律宾返夏威夷。
        团员中有数人是笔者的戚友,抵上海时“七·七”事变爆发,他们在沪、杭游览数天则继续乘轮南下,不久在“八·一三”上海也率起抗日战争。笔者于8月18日携眷赴港,在告罗士打饭店,又与观光团的戚友相遇,其中有不懂中国话的土生女华侨青年三人,受朋友的委托,带有一些礼物和款项送交住在离深圳不远的乡间亲属。她们向香港某金山庄请派工友一人带路。笔者认为她们言语不通,不甚妥当,乃自愿陪同她们前往。
      1937年8月5日清晨,由告罗士打饭店预备好旅行午餐5份,约在上午8时由尖沙咀乘特快列车出发,抵深圳后即入华界。雇得轿子5乘,她们沿途用英语说话,谈笑风生,约一小时抵达目的地。又由于引路者是本地人,所以不难按址找到朋友的亲属。把带来的东西交妥,立即乘原轿返深圳车站,已近下午一时,火车快要开回尖沙咀。各人感觉肚子有些饥饿。正在开始受用带来的旅行午餐时,有便衣侦探同携带枪的路警数人登车,传她们到华界的深圳驻军对话,但因火车就快开行,又不知因何传询,故请他们有话在车上讲,他们令路警强逼离车同去。抵华界后,她们三人都受到详细的检查,即被扣押。
      笔者恐双方言语不通,发生误会,向驻军的副连长询问被扣的理由,据称:“当她们抵车站时,已被认为是可疑分子,乃派便衣跟踪监视,发现她们在乘轿往返乡间途中,她们三人都用日语谈话,令检查她们的提包及衣袋都莫名一钱,何以出外旅行时,一元钱也不携带?此可疑者一也,又在其中一人的手袋里查获一纸写有日本著名的间谍名字。她们路经日本而来,沿途刺探消息发出情报,与日寇特务有联系,该著名间谍现在香港告罗士打饭店居住,而她们也同住在这家饭店,这就证明她们三人都是特务分子无疑。”
      笔者认为这些控告都是毫无根据的,首先她们三人中,没有一人能通日语,她们所说的全是英语,便衣侦探既不懂日语,也不懂英语,就不应硬说别人所说的是日语。况且笔者在途中所听得的只是一些有关风景的谈话,并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其次,她们袋里都莫名一钱,这是笔者所出的主意,劝她们这次下乡不宜带钱,以防在车站上遇着扒手或在乡间的偏僻路上遇抢匪劫掠致受损失,只由笔者本人携带一点交通费和茶水费而已。至于检查出写有日本人名字的纸条,原是一张发票,当持有人路过东京时,曾在一家百货商店购买东西。她保留这张发票作为将来记帐用,她从东京到神户途中,在火车上与一能说英语的日籍乘客攀谈,在互通姓名时,该日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由于大家都没有纸,所以写在这张发票的背面。如果是做特务工作,当然不会有这样疏忽,也不可能连著名间谍的姓名也不认识要记在纸条上。她们都携有护照和正式文件等,足以证明她们的身份,因此请求释放。
      该副连长说他只有逮捕权而没有释放权,他是奉广州市卫戍司令部的命令行事的。这数名被捕的华侨当时愤怒异常,对副连长说:“我们虽生长国外,但时常怀念着祖国和家乡,每闻国内有水旱天灾,莫不慷慨捐献,今回祖国观光,则被诬为奸细,被扣押起来,岂不令人丧气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见从车站上又押解青年男女数人来连部,原来又是该观光团的团员。他们也是同一天由九龙乘车往华界探亲,回时车抵深圳,停站数分钟,他们从车上看见附近有一间大建筑物(是陈济棠时期所建的大赌馆),于是下车在站前摄影遂被逮捕,诬是汉奸,同是与日本特务有联系。他们有口难言,百辞莫辩。被捕者中有一青年从乡间邀请母亲来港欢聚数天,其母在车上见儿子被逮捕,要下车救护,而车已开行,不禁放声大哭,抵港时立即报告观光团的领队请求救援。

      同时笔者继续向副连长交涉,要求准许发电报去广州请保释也不答应。但笔者不因此而罢手,乃拟一电稿是发交驻两广外交特派员刁作谦,请他向广州卫戍司令保释,再三交涉,才得将电报发出。同时侦缉队又派来数人。在被捕的女观光团员中有一人曾于数日前赴广州探亲,认识一个表戚,原来这个表戚就是侦缉队中之一人,他明知被捕者都不是汉奸,所以不为难他们,不把被捕者拘禁在连部,而派军警四名押运到深圳墟的旅馆过夜。那时大家都腹内饥鸣,由后期被捕者出资作东道主请全体大吃一顿,连同监视他们的四个军警也邀来作座上客。
      次日早晨,在第一趟火车尚未由尖沙咀开到时,该观光团的领队偕同香港某金山庄的经理等已乘小汽车赶到深圳,商请深训四家最大商店联保,立即释放,开港币一百元给该连队作为酬劳。但当时驻军有意向华侨敲诈的诡计已被戳穿,所以坚辞不敢接受。这一场“莫须有”的讼案遂由此而结束。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