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新四军口述

舒铁民:为了掩护我们,王排长和3名战士牺牲了

      舒铁民,音乐家、作曲家。1943年于新四军5师从事文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任民乐队队长及指挥,于中国歌剧舞剧院离休。主要作品有歌剧《红云崖》《救救她》(合作)《贺龙之死》、舞剧《牡丹亭》(合作)、民族管弦乐曲《将军破阵乐》、艺术歌曲《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等。

      日寇入侵我的家乡湖北,使我先后从沙市小学和沔阳中学两度辍学。我随家人四处逃难,曾目睹日寇杀害我们的同胞。

      1937年,我20岁的大姐舒赛投笔从戎,参加李先念、陈少敏领导的新四军5师,在一次只身潜入敌区侦察时不幸被捕,狱中受尽酷刑,大姐坚贞不屈。在即将被杀害之前,大姐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在大姐的引导之下,我和父亲、二姐、三弟于1943年投身抗战。

      那年我14岁,因爱好文艺,当了文艺兵,先后在5师文工团、三军分区文工队和中原军区文工团工作。我记得进入文工团后唱的第一首歌是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那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这是首合唱歌曲,共4个声部,我因为没变声,唱的是女中音声部。

      1943年底,指导员梅伯坚突然找我,希望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那时太小,对党一无所知,他就仔细给我做了介绍,让我认真考虑。因为那时入党都是秘密进行的,我只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姐。大姐听了特别高兴,说:“组织上竟然主动让我这个弟弟入党,说明他不落后,表现还可以嘛!”就这样,在大姐的鼓励下,在指导员的介绍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记得入党仪式是在一个隐蔽的屋子里面举行的,由指导员带着我宣了誓。因为表现不错,我很快就转为正式党员。

      1945年,文工队随军分区领导机关活动在襄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里遍布河湖港汊,是“白鱼如切玉”的鱼米之乡。自从日寇入侵后,敌伪常来湖区“大扫荡”,所到之处,奸淫烧杀,寸草不留。群众的生活异常艰苦,靠打鱼捞虾、采莲挖藕度日。为关心群众、搞好军民关系,我们经常去湖区进行慰问演出。

      当年4月的一天,宣传科科长王匡派我们到白鹭湖湖区慰问渔民群众。全队不足30人,从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是一群活泼天真的“小鬼”。别看我们年纪小,大家准备的节目丰富多彩,有抗战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二月里来》《农救会歌》(5师歌曲)、舞蹈《海陆空军总动员》《红军舞》、花鼓戏新编《张先生讨学钱》、秧歌剧《牛永贵负伤》、京剧《空城计》《捉放曹》以及“因地制宜”的即兴节目。

      战争年代,演出装备十分简陋,服装、道具和乐器(除戏曲节目用的几件民族乐器外,只有两把口琴)各人自带,两盏汽灯是晚场演出的全部照明。如此轻便的演出队,一艘中型帆船就装载了。

      由于不久前曾有一支文工队在演出中遭遇日寇,全部被俘,军分区领导特别重视我们的安全,派出8名年轻的警卫战士,由排长率领,分乘两只轻便小船,负责全程的保卫。

      白鹭湖的中心汪洋一片,周围遍布芦苇荡,稀疏的村落点缀其中,大都四面环水,老百姓称之为“台子”,通常我们选择比较大的台子,搭台演出。附近台子上的渔民,带着全家老小,划着渔船前来看戏。有时,我们将戏台搭在湖边,外来的渔民坐在自家的船上就可以观看演出。每逢露天演出,头上繁星点点,湖面微风徐徐,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抗战、爱国的激情之中。演出后,渔民们送来新鲜的鱼虾和莲藕,为我们简单的伙食增添了几份美味佳肴,大家像过年一样高兴。

      一周后,任务结束,准备返回驻地。记得一大早我们就登船出发,一路上天气晴和、风平浪静,文工队的船上不时扬起欢声笑语。一周来,警卫班和我们已经熟悉,尤其是他们的王排长,年龄二十出头,沔阳人,眉目清秀的小伙子,唱得一口地道的沔阳花鼓戏,演出空闲时,我们还请他传授哩。当时,文工队向警卫班挑战唱歌喊道:“王排长,来一个!警卫班,来一个!”排长不示弱,起身站立在船头,打着拍子,指挥小船上的战士唱起了5师流行的队列歌曲《挺进进行曲》。歌声刚完,战士们也喊道:“文工队,来一个!”……就这样你来我往,歌声飘荡在白鹭湖上空,大家心情格外舒畅。

      我们的船队从一片芦苇荡中的河道穿出,即将进入湖区主航道。这时,在左前方辽阔的湖面上,出现一艘扬帆大商船,正对我们驶过来。排长令船夫放慢船速,又让两只警卫小船一前一后,护卫大船缓缓而行。显然,对方也注意到我们的船队,只见它偏离了航道,向距离我们约一里之遥的台子靠拢,一群便装人员匆忙离船上岸,隐藏了起来。排长发现对方形迹可疑,马上命令后面的警卫船掩护我们迅速退回芦苇荡中隐蔽。刚才还有说有笑的船上,顿时鸦雀无声。

      只见排长手提驳壳枪,带领他的小船和3名枪上膛的警卫战士,向左前方的台子划了过去。当接近台子时,排长不停地喊道:“你们是哪一部分?”没有回音,小船慢慢靠近。突然,台子上窜出一个便衣,手中亮出一面太阳旗,紧接着一排子弹射向小船。原来对方是假扮商船的日寇便衣侦察船。对敌情有所准备的排长和警卫战士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将小船划向与我们相背的主航道上去。与此同时,敌人也向我们开枪扫射,发射掷弹筒,大家下意识的匍匐在船舱内。4名警卫战士奋力还击,掩护我们沿着芦苇荡的河道后撤。

      为减小目标,两名船夫放下了船帆。船速太慢,领队命令所有男队员都拿起木板或道具,从两侧协助船工划船。我们顾不得头上“嗖,嗖”飞过的子弹,四周爆炸掀起的水柱,抱着“绝不当俘虏”的决心,拼命地划呀划,一个小队员不慎落入水中,大家将他救起来,继续向前划……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渐渐远去。多亏王排长吸引住敌人,并及时让我们退回芦苇荡中。这天然的屏障使鬼子不明虚实,不敢贸然追赶,手无寸铁的我们才化险为夷。文工队安全回到出发地,却迟迟不见王排长和3名警卫战士归来,他们生死未卜令我们寝食不安。

      第二天,噩耗传来:日寇见小船上只有4名武装人员,便派船两只,架上机枪追赶。因火力悬殊,小船上的船夫和两名战士牺牲在湖中,受伤的排长和另一名战士被捕上岸。由于他们宁死不屈,残暴的日寇当着全台渔民,用鱼叉将他们杀害了。

      这不幸的消息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谁都明白,他们的死,是为了我们活着。

      10天后,文工队再次回返,船上没有了欢笑,没有了歌声。当我们来到芦苇荡时,有人惊叫一声:“快来看,水上漂浮的是什么?”在河道两旁的芦苇丛边,有一些黄色漂浮物,那是已经被水泡得膀肿的鬼子尸体。原来,我们和敌船遭遇的几天后,日寇的船队进湖区来“扫荡”,行至此处遭到我军伏击,敌人仓皇弃尸而逃。大家不约而同地说:“为王排长报了仇!为警卫班战士报了仇!”

      遗憾的是,至今我也不知道王排长的真名。为了保护我们这群孩子,他和3名战士牺牲了,这是我在文工队经历的一件最难忘的事。

     (时间:2020年9月4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统筹:刘淼     参与采写:刘淼、于帆、程佳    实习记者:李荣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