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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口述

耿立华:做过地下党,做过日本劳工,此生不忘为国尽忠

      15岁成了地下党,潜伏在群众里

      我叫耿立华,今年已经 96 岁(虚岁)了。我 14 岁前在家种田,15岁学了一年木匠。那时候,我的父亲耿开始在家务农,大弟耿立富当民兵,二弟耿立武在家念书。家里有十八亩地,房子三间,依靠父亲和我弟弟耕种田地维持生活。

      1938 年 8 月,日本鬼子进攻苏北,把地方上大部分粮食都抢了,穷人家也没有吃的,当时地方上出现了土匪,抢吃抢穿,我在木匠家,被土匪控制了两个多月。11 月,新四军来到了苏北,土匪有的投了新四军,有的散伙了,我这才回到家里种田。17 岁时,我参加地方民兵,站岗放哨和盘查来往的路人,不站岗时就继续种田。

      日本鬼子刚到沭阳城时,沭阳的老百姓都开始跑反,许多都跑我们这边(从城里跑到乡下)了,此地都是外地人跑来的。我家属那时候 17岁,他父亲跟我父亲是把兄弟,小时候定的亲。鬼子进沭阳后,我的岳父想把她送来我家,但我家一开始不答应,觉得我年纪有些小了,后来又答应下来了。腊月二十六,我 15 岁,我们俩就结婚了。

      结婚那天上午,我抬着花轿把她抬了回来。当时此地还没有日本鬼子,她穿着凤冠霞帔来到我家,我们拜了天地,喝了交杯酒。一直到晚上,我掀开串着珠子的盖头才看到她的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话,我掰了一块“开口糕”(云片糕)给她吃,她才开口说话。那时候,我很小,感觉就跟看热闹似的,她喊我“小弟”,我喊她“大姐”,后来被我奶奶给骂了,说是乱了纲常。后来我俩再也没有喊过对方。在外面,如果她有事找我,就拽拽我的衣服,我有事喊她就拽拽她的衣服,然后到一旁小声说话。

      翻过年(过完年),正月十七,日本鬼子就进胡集了,到我们胡集的西北角安了据点。有一天,县大队从东边的张圩开了过来,游击队员在打听日伪军的情况,县长吕镇中来到我们老家门口跟我奶奶聊天说:“此地有我亲戚。”我奶奶就问:“你亲戚姓什么?”他回答:“姓耿!但是不知道在胡集哪里,我从小就听说的,但没人来过。”我奶奶就说:“你家姓什么叫什么呢?”他又回答:“我家姓吕,是吕官庄的。”我奶奶告诉他:“我们家就是你家的亲戚!”自此,我家多了一门亲戚,我悄悄地跟着吕县长闹革命了。

      1939 年 2 月,我在沭阳县胡集乡胡南村加入地方民兵,那年我 16 岁。当兵后,我没去上战场打仗,而是做了一名地下党。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泗阳县一个乡有个姓管的乡长介绍了我家属入党,做革命工作,后来她才知道我是地下党。除了她知道以外,我们全家都不知道。地下党工作其实就是潜伏在老百姓中,了解哪里有地方民情,还有各人的行动,看看有哪些人是倾向日本鬼子的。她有时候说回娘家其实就是去军分区了,或者是去边区搞宣传去了。我奶奶一开始不知道,常问我:“你媳妇呢?”我常常跟她打掩护,说她妈她爹生病什么的。

      因为工作危险,我们曾经约定只要我不死,她就不改嫁。她 19岁那年,我 17 岁。

      我们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直接跟上级领导联系,每个地下成员之间也都不认识,自己搞自己的工作。如果都认识,一旦有人落网,那么就会被人一锅端了。开会的时候,都是晚上开,一人蹲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开灯,不允许两人以上的人坐在一起,更不允许交头接耳。等散会的时候,你奔东,我往西,大家各自散开。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大区的领导,叫孙春任(音),是从南方调过来的外调干部。因为跟我母亲娘家一个姓,我就认他做了舅舅,他是哪里人,我倒是不知道。不过,我们关系特别好。因为我常去军分区走动,跟军分区六团的团长还有蔡政委也处得很好,蔡政委晚上都喊我到他那儿睡觉,其实睡觉的时候就是他教导我的时候:遇到事情应该怎么办?一定要沉着冷静!万一被抓住不能暴露实情,一律采取“我不晓得”的方式,不暴露的话还能救下许多人命,暴露的话除了自己死还要拖累许多人。我都暗暗地记下了他所说的。没想到的是,真有那么一天,我被鬼子抓住了!

      我遭人举报,被日本鬼子抓住下了大狱

      我 17 岁那年腊月的一天,发生了一件改变我命运的事情。那天天气挺好,我的一个亲戚来我家求我奶奶帮忙,原来她家亲戚被区大队抓住了,怀疑是亲日分子,要枪毙!就连区里领导的警卫员出面担保都没有保下来,这人的嫂子也就是我亲戚,就来求我了。我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奶奶说:“孩子,去找你舅舅说说情吧,我感觉他不是坏人,都是知根知底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听了我奶奶的话就去找我舅舅了,他问我能不能担保这个人没问题,如果要出问题就拿我是问!我说:“这人如果出问题拿我是问!”这才将这个人担保下来。后来,这个小大哥(小伙)就被我舅舅留在自己跟前了,听说后来还当了团长。

      本来我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这件事情后来被一个特务知道了。他就抓住这点不放,他认为:就连警卫员出面都没能做到的事情,我却做到了,我肯定跟区大队有不可告人的关系。这个特务害怕我会办他事(抓捕他),就想法子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日本鬼子。

      我记得那天,我从我救下的那个小大哥家出来,经过一个乱坑(乱葬岗),那是一条南北路,距离胡集还有里把路(一里左右的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头,我知道这个老头不是什么好人,我心想,不好,他是不是看见我从那个人家出来了。我当时就琢磨着,回家看看,能待就待,不能待着赶紧跑。

      一到家,我看见家属正在晒花生。我奶奶看见我回来就跟我说家里水缸里面水没有了,家属便给我两个木桶让我去挑一些回来。我一边应下,一边说:我去找扁担。一回头,日伪军就进了家门,我就被扑(被捕)人家手里了。家也被抄了,东西也被抢了,就连那几个同志留在我家里的枪也被搜走了。

      被刑讯逼供,我咬牙坚持没暴露消息

      我被日本鬼子带到了沭阳县城,一天三番五次地审我。我就咬死了说:“我还是个孩子,啥也不晓得。”可是那个揭发我的特务却盯住了我,认为我肯定有问题,对我说 :“人小鬼面大(人小鬼大),都能保住一条人命。”所以,鬼子拼命审我。

      虽然鬼子拼命拷打我,但我死咬着就是没说,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孩子,啥也不知道。后来,鬼子也发狠了,拿着刺刀放在我的脖底(脖子下面),顿时凉飕飕的感觉让我汗毛都站了起来,我当时心里只想着:海了(完了)!随后便晕过去了,直到第二天才醒过来。

      天亮之后,我发现自己在禁闭室。我心想,鬼子应该是消除对我的怀疑了,这条命保住了。等吃过早饭,3 个日本鬼子来到禁闭室,把我逮出来,这时我才发现我父亲也被逮来了,我知道他是受我牵连,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但他轻轻摇摇头,示意我不要哭。

      3个日本鬼子一个在前面,剩下的两个把我们爷俩夹在中间。我看着这个架势想着,完了!是要枪毙我和我父亲!后来,他们带着我们在沭阳大街转悠了一圈后,结果没枪毙我们,却把我们带到了县政府大牢里,给我们俩戴上了 9 斤重的大镣(镣铐),后来日本鬼子就没问我们爷俩。大概 3 个月以后,日本鬼子又来了,把我们的大镣用工具给錾开,开汽车堵在大牢的门口,把我们绑起来带到了汽车上,我心想:这次是真要带我们去枪毙了。

      我可能是命大,这一次我又没有被枪毙,汽车带着我们来到了连云港。到了连云港,我们又被关进了禁闭室,这个禁闭室是一个水牢,里面有尺把深的水,上面有一块板,人就蹲在那里。睡也不能睡,走也不能走,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放出来。我们在那边坐了 3 天牢,就被带出去洗澡换衣裳,然后就上了去日本的舰船,到了那才知道我们是来当劳工了。

      其间,我们部队知道我被抓的消息后,本来想花钱买通鬼子把我救出来,可是钱是使了很多,但他们就是不肯放过我。到最后,日本鬼子放出一句话:要回家就给枪毙了,不回家就去日本做劳工。后来我就去日本“劳改”了,我是和我父亲一起去的,临走的时候家里还有啥人,我们一概不晓得了。

      在日本做了 3 年劳工,当“奴隶”的滋味不好受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鬼子在苏北地区抓了有 700 多名劳工,先是把人押到了徐州,并把同一个地方的人全部打散,所以我到连云港的时候,一起来的就剩下 4 个人了。再后来被押送到了日本国北海道当劳工。

      我们在北海道做劳工,其实就是去挖矿的,挖水银。整天待在矿山上扒烂泥,然后放在水里淘,把水银淘出来,淘出来之后还不能放在地上,一旦碰到土地,这水银就不见了,要找纸,把水银放在纸上,接着烘干水汽,再倒进瓶子里。

      劳工里不但有中国人,还有美国人,只要在战场上被俘虏去的,都来做劳工。我们矿区叫本分(音)矿区,有几百人。每十几个劳工就有一个日本人看守,白天小鬼子看着开矿做工,到了晚上就给我们关在大院子里,外面还有鬼子巡查,成天(天天)挨饿,我们那批 180 多名劳工,病死了 21 个,残废了 9 个。生病的话就给点药吃,死了就烧了。平时我们吃不饱,没力气,干不来重活,就天天挨鬼子打。没有受过别的训练,只有干活。鬼子叫你说日语,不会说也是挨打。那时候才感受到,没有家,没有国,没有依靠,像个奴隶一样活着的感受。

      在北海道矿山里,我干了 3 年劳工,一直干到日本投降。一开始我们是不知道中国胜利的消息,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没有鬼子来看着我们干活了,我们也觉得奇怪,后来从一个女鬼子的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已经投降很多天了!

      整个矿山都沸腾了,我们劳工队自由了!没过几天,国民政府派遣的翻译官到了,他们帮助我们成立了纠察队维持治安,但他们却没有要接我们回去的意思。

      与此同时,美国大鼻子也来了,他们也成立了维持会,但他们的维持会经常会瞎胡来(胡作非为),老是打砸当地人。我们中国人还算是本分的,看见美国大鼻子欺负人,我们纠察队就会去维持秩序,两方就会发生矛盾。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到那里的饭店吃饭,日本人还是很客气的,但是对美国人一点也不客气,不想给他们吃饭。有一回,我在街上看见美国人开着汽车,看见年轻的姑娘抱起来丢到车里就跑,我们中国人看到后跟上就追。

      没想到的是,最后是美国人把我们送回国的。我还记得上舰船之前,美国第七舰队把我们召集起来,说要请我们看电影,结果上了北海道的渡船后,他们把我们送到了大阪,随后上了舰船便被送回了中国。

      后来,我们才发现舰船上还藏着百十来个日本女人。虽然联合国规定不允许带她们回中国,但那些女人自己藏在船里面,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后来,通过翻译官解释,我们才知道,她们也不愿意当亡国奴,这才来中国。

      不愿意当国民党,回共产党部队后才安心

      1945 年 12 月,我们在河北省天津塘沽登陆。我们本来还带着许多中国人的骨灰,后来因为没办法带走,都撒入了海里,他们也算回归故里了。同去的沭阳老乡也死了两三个,他们的骨灰也没有带回来安葬。

      在天津塘沽,国民党九十四军接管了我们,当时他们还对我们说好听话,“你们在此地都不要走动,我们会安排你们回家的,你们在日本都受苦了。”结果呢,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北洋大学给关了起来。

      第二天,我们聚集在院子里。他们喊到名字的可以出去,没喊到名字的不能动,结果我父亲被喊到了,他就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 35 岁往上的全部走了,35 岁以下的一个没给走,原本千把人一起回来,就剩下 100 多人没让走,其他都放走了。他们也没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虽然管饭,但是院外有人看管,不让我们走。他们说,我们需要再服役 3 年,很多人想回家,也有人逃跑,但是被逮到后轻则打一顿,重则枪毙。那时候,我才 22 岁,从日本回来时面黄肌瘦的,哪里有力气逃跑啊,之后就在国民党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师部三连二排五班当兵。

      国民党的班长看我心情不好,经常劝我出去走走,可我不想去,我不敢。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口号是“宁错杀一万,不放过一个”,我曾经是共产党的事情怕被他们知道,所以我一直不敢乱动,在那儿待了有三四个月。
有一天是星期天,班长硬是带着我出去了。这一出去,我就看见了和我一起在日本劳工队的工友,他是东北人,他当时就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他,但是我们不敢交谈。等又过了几天后,我主动跟班长说:“我想出去转转,洗洗澡。”班长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一出去立即就去找那个工友,我抱着他就哭,他比我大很多,也不觉得哭丢人。他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不想当国民党的兵。他就问我,想不想去东北?我立即回答想去。我们约好了等我下次去找他时,他们带我走。

      后来,我真的跟他们跑出来了,并且到了东北,但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接纳了我,我也帮他们做些生活琐事。

      后来,东北战争又打响了,热河支队到了我所在的那个村里。支队长是江西人,他和我住在一个炕上。得知我曾在日本做劳工,还从国民党部队逃跑后,就问我愿不愿意来支队?我立即答应了。到了支队后,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又回到了自己的组织。接着就是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我们也参与了进去。打仗的时候,我一封家书都没有寄过,部队里连个识字的人都没有,根本没办法写家书。家里人都认为我死了,我家属也改嫁了。

      退伍,我只想回家

      1948 年 11 月,我 25 岁,在北京再次入伍,成为四野四十八军一四四师四三二团二营六连的一名战士。1951 年,在四三二团二营六连,因军事训练中,勤学苦练、细心学习,经团政治部批准荣立二等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章、党纲,按时缴纳党费,服从党的一切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一切建设工作,精通自己的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任何环境下不屈不挠,不叛党、不投降敌人,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1953 年 6 月 27 日,在广东省湛江市新圩镇,我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由四三二团工兵连老党员史占玉、武振财两人介绍入党,支部书记是刘吉祥。

      预备期半年后,1953 年 12 月我转正了,在党内任小组长。当时,我在东北,天特别得冷,零下 30 多度,“不怕苦、不怕牺牲。”我用一个别针,把入党的小本子别在衣服内口袋里收藏。同一年,在四三二团,我用心钻研,勤奋苦练,团结互助,成绩显著,经团政治部批准荣立三等功一次。

      “上级组织审查意见:根据该同志入伍时间及表现,职务同意晋一级,由副班级晋升为正班级。”1954 年 2 月 20 日,我成为正班长。1954 年 8 月,在任战士 4 年又 7 个月,任班长 11 个月后,我担任了四三二团工兵连三排副排长。当时三连副排长尚哲生提拔为正排长,我因思想意识好,工作积极肯干,有管理教育能力,被提拔到三排三任排长。

      1955 年 2 月,我退伍了,终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宿迁回到了沭阳,回来之后才发现我家人以为我战死了,妻子也改嫁走了。后来,在我父母的主持下,我又娶了一个媳妇。脱下军装回家后,我依旧是个农民,能平平安安地做个农民,我很高兴。这 60 多年来,和家人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我有两儿两女,儿孙们也都孝顺,我很享受当下的幸福生活。

     (本篇稿件介绍的老兵耿立华,在身份上因当年是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只是被认定为复员军人,但他是目前宿迁唯一幸存的曾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且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他的故事是一段重要的史实,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因此选入本书稿。)

      采访地点:宿迁市沭阳县胡集镇胡南居委会陆庄组 384 号

      采访时间:2018 年 9 月 13 日

      采 访 人 :耿立华

      撰 稿 人:仲文路、史伟

      拍 摄 者:杨群     

     (时间;2020年1月2日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实录》,宿迁日报社 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