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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口述

冯云:我亲历过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是新四军皖南部队里一个26岁的新四军女战士。现在,当我以皖南事变亲历者的名义,再来回忆并口述我亲历过的皖南事变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有幸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百岁离休老干部了。

      1915年,我出生在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从小到上海随父就读,在上海长大成人。193911月初,我离沪赴皖,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我是云岭新四军军部三支队五团民运小组的新四军女战士;在皖南事变过程中,我是新四军皖南部队第三纵队的新四军女战士。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14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15,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四十师”为理由,出动国民党军7个师约8万人的兵力,突然对新四军进行包围和袭击。激战七天七夜,新四军终因兵力薄弱、弹尽粮绝而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军长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然而,114,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全军约9000人,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失散,大部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我作为一名新四军的女战士,当时牢记的是:我们新四军皖南部队全数北移,为的是顾全大局,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进军敌后抗日。就在新四军转移前夕,在新四军驻地周围的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到处造谣,说新四军此行是开到东北去,甚至说是到苏联去的,以动摇皖南新四军官兵的军心。对此,我们新四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后来我才知道,皖南事变就是蒋介石蓄意消灭新四军军部所一手制造的血腥惨案,蒋的“限期北撤”仅仅只是个借口,“坚决消灭新四军”才是他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奉命将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以《临别之言》、《告皖南同胞书》告别皖南

      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军部曾在云岭吴氏大宗祠内举行告别皖南民众大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发表“告皖南同胞书”的演讲,其情景热烈而悲壮。在194114,新四军离开皖南驻地的那一天,新四军军部主办的《抗敌报》,出版了“告别号”,在“告别号”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社论《临别之言》,还发表了由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领导同志联袂      署名的《告皖南同胞书》,与三年的皖南告别。

      这是两个关于新四军、关于皖南事变的历史性文献,说出了当时我们这些新四军战士心中最想说出的话语。一直到今天,脑海里总会回响起那些熟稔的文字——“在这团结抗战新的一年开端之际,我们不能不向三年来同患难共生死的皖南同胞辞别远行……三年间由于皖南同胞的坚持抗战热烈拥护并支持我们,也由于全军将士的英勇奋斗,艰苦作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毫不愧疚的说,我们完成了上级所给予我们的作战任务。我们以我们的血肉,保卫了苏皖每一寸国土,保卫了广大人民的自由……使京沪线扬子江边,不时招展我们的国旗。使全世界人士,清楚的看到敌我区域中,中国军队与中国人民为光复祖国的尺地寸土而顽强并胜利地斗争着的事实……我们自问可以无愧于世,无愧于人,我们尽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军队应尽的责任。”

      “但是,今天不能不离开这个坚持三年血战的熟悉的战场,不能不同围绕在我们周围亲爱忠诚的皖南父老兄弟姐妹们,暂时分别,走上敌后进军的征途。”“为什么?因为我们之离开皖南是为顾全大局,珍重这个缔造非易的统一团结的抗战局面,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我们不能不重复地向我们三年来同患难同生死的皖南同胞再次郑重宣誓:我们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在如何困难、如何危险的时候,我们决不放弃团结全国抗战党派、军队和同胞以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政策。我们誓为驱除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到底!”—— 《临别之言》

       “三年中,我军打了二千二百多次胜仗,歼灭了二万余敌人,俘虏敌伪三千多人……纵横在江淮河汉广袤之地,东起申江、西迄武汉,北沿徐海,南及吴越,不断收复失地,拯救了广大被敌人蹂躏的同胞。这些虽不敢自言有功,亦可告无罪。死怨之来则全已时,三年来杀戮踵至,祸害濒临,远有平江惨案,竹沟围袭,黄梅血洗,近来又有苏南惨案,皖东环攻,苏北逼剿。新四军人员遭受不测者数千,共产党员之被杀戮者数百!其采用方法,或用大军屠杀徒手人员,或生擒剥皮活埋处死,或断肢斩足凌迟以绝,或暗使敌伪向我夹攻……我军所祈求者是团结,是抗战,所戒惧的是分裂,是投降。所以不惜以极度的忍让委曲求全,来痛负这些创伤。” ——《告皖南同胞书》

      以《临别之言》、《告皖南同胞书》告别皖南云岭,以《挺进报》告别号再见父老乡亲,无论是当年身为新四军的一员的我,还是今天追忆皖南事变的百岁老人,只要一想起我亲历过的皖南事变,我就会首先想起《临别之言》、《告皖南同胞书》以及《挺进报》告别号,就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就会霎时进入那激情燃烧的戎装岁月……

高唱着《别了,皖南》军歌踏上征程

      遵照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尽快北移的命令,我们新四军皖南部队6个团9000余人编为三个纵队,高唱着《别了,皖南》的原创军歌,告别云岭,告别皖南,踏上征程。194114开始转移,转移的路线最后选定的,是根据19401228召开的新四军军务会议上决定的“南下路线”方案,即从新四军驻地云岭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东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我清楚地记得,在此之前,这首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作词、新四军作曲家任光谱曲的《别了,皖南》的军歌,就已经在我们新四军战士中间广为传唱,成为此次皖南新四军战略大转移的序曲。《别了,皖南》的歌词如下:“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到达目标!”铿锵有韵,军味浓郁,鼓舞士气,气壮山河。

      关于这首军歌的创作情况是这样的:1940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即将离开驻守三年的皖南泾县云岭,北上到江北敌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有一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给作曲家任光送来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歌词《别了,三年的皖南》,请任光谱曲。袁国平对任光说:“新四军是1938年成立的,在皖南已整整三年了,同志们对皖南都很有感情,新四军即将北渡长江,得给同志们打打气,以振作精神,到江北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听了这番话,任光很受感动,接过歌词便全力投入创作。任光的妻子徐韧也在一旁出了不少的主意。一天上午,叶挺军长路过任光住地,听到任光一边哼唱一边修改,也提了一些意见。3天后,军歌《别了,皖南》终于完成并被传唱。

      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对这首军歌留下这么深的印象,主要原因是,它充分表达出了我们江南新四军将士当时那种对皖南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它不啻就是我们的青春之歌。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别了,皖南》,是我们最喜爱、最敬仰的新四军作曲家任光的人生绝唱,是他留给皖南、留给新四军乃至于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首歌曲,因为当年的14,新四军9000人马唱着《别了,皖南》告别云岭时,作曲家任光、徐韧夫妇也随军部直属队踏上撤出云岭的征途。6日,部队行进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伏击。13日,任光和军部直属队的许多非战斗人员,退到一个叫石井坑的小山村,被国民党军发现,敌人居高临下疯狂地向人群射击,任光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关于军歌《别了,皖南》,还有一件轶事值得记叙: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任光的妻子徐韧,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难友,和我们一块,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女生队里。才智兼备的徐韧与残暴的敌人斗智斗勇,她甚至利用敌人组织集会之机,登台清唱了两首歌,直到女囚们鼓掌击拍喜气洋洋,宪兵才惊觉上当,原来徐韧竟是用英文唱的《新四军军歌》和《别了,皖南》。

我被编在第三纵队冒雨出发

       我是193911月初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的,那年我刚满24岁。原先,我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在获悉妹妹冯玲在云岭新四军军部被敌机轰炸而光荣牺牲的噩耗之后,我便征得党小组长李淑英的同意而毅然离沪赴皖从军,为妹妹报仇,为抗日献身。

      到达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军组织部部长李子芳亲自接见了我这位“抗日烈士冯玲的亲姐姐”的新战士,并使我以百倍的热情,立即投身到紧张而又繁忙的新四军军部服务团的学习、训练中去。很快,我就被提前分配到三支队政治部搞民运工作。我们三支队的司令员是张云逸(兼),副司令员是谭震林。

      虽然我们分散到乡村去组织农抗会、妇抗会和青抗会,但是更多的还是与地方乡绅和广大民众打交道,但我们时刻牢记自己的新四军身份,积极工作,并定期回团部汇报、请示。2个月后,我们6个女同志(顾励、许可、赵亚、焦恭贞、沈锐和我)组成五团的一个民运小组,进驻繁昌县八渡河五团团部附近开展民运工作,沈锐是我们的组长。我们五团的团长是徐金树,政委是林开凤。在皖南事变之前,我一直都在新四军三支队五团的民运小组里从事着民运工作。

      按照云岭新四军军部大转移北上抗日的部署,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是可以优先分批转移、渡江北上的。而且根据叶挺、袁国平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协商结果,新四军的3000多名非战斗人员,已经从1940年的11月开始,沿着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先期分批北撤,并且全部到达了江北根据地。

      但是,由于一向好强的我们民运小组的组长沈锐,坚持“要走就堂堂正正的走,而不要悄悄的走”,使得我们错失了机会,只得随同我们五团一起被编在第三纵队(我们第三纵队的司令员是张正坤,政委是胡荣),于13日傍晚从繁昌冒雨出发,随着大部队转移北撤。我们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由我们五团所在的三支队和军特务团合编组成,约2000多人。我们五团跟随军部前进,为全军的后卫部队,任务是保卫军部,由叶挺直接指挥。

      这山间泥泞小路上的“一夜最少要走20里山路”的夜行军,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自小在上海都市中长大,来新四军又只有一年多时间,加之背包和米袋被雨水淋湿,显得更加沉重,因此好几次滑下田埂掉到水沟里去,战友们把我拉上道路继续行军,湿透了的衣裤被风一吹寒冷透骨。

跟随部队在丕岭上突围行军

      16,我军行至丕岭地区时,突遭国民党顽固派7个师8万兵力包围袭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当时所在的第三纵队五团,16上午7时许,在丕岭遭到国名党四十师一二0团搜索部队的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自此打响了第一枪;丕岭战斗,也便成为了皖南事变中的第一战。

      这丕岭是皖南泾县茂林镇与榔桥镇交界的一座上七下八里的大山,既是打响皖南事变第一枪的地方,又是皖南事变的激战地。四面群山环绕,其中以丕岭为主峰,海拔908。丕岭多悬崖峭壁,怪石嶙峋,地势十分险要,山间有一条狭窄的小道盘旋而上,是茂林古时通往旌德的必经之路。古道边,一条山涧顺山而上,清澈见底。从坑口村到丕岭到廊桥镇,爬山要爬8个小时。

      丕岭战斗中,我新四军部队兵分两路向丕岭进攻:一路从正面沿着上山小路迅速猛冲,另一路则从侧面绕到敌人阵地背面,形成前后夹攻之态势。只经过20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就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向着百户坑方向狼狈逃窜,丕岭阵地完全被我新四军占领。丕岭之战,共击溃敌人一个连,迁灭了其中的一个排,缴获了三挺轻机枪。

      霎时,前方不断有伤病员被抬下来,我们这些搞民运工作的女同志就忙起来了。我们得以最快的速度去动员当地的老百姓,用门板做成简易担架去抢运伤员,还得配合卫生员的包扎救护工作。尤其困难的,是安置重伤员就地隐蔽养伤的工作,我们是以极大的爱心、强忍着泪水在努力地做着。有一个重伤员哭着对我说:“同志,你们要走了,就不带我们一起走”?说得我眼泪夺眶而出,但我很快就镇定下来,帮他擦去泪水,更耐心地劝慰他以大局为重,听从命令安心养伤,要相信我们还会回来的。

分散突围误入敌阵

      112夜间,我跟随部队在位于茂林东南方的丕岭一带突围行军。我们五团与军部、教导总队等一块共计400多兵力,从石井坑东南,翻越石山最高峰——火云尖,突围到大康王村(大坑王)的西坑,遭到国民党一〇八师的堵击,多次冲杀,终因兵力悬殊,未能突出重围。此时,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叶挺军长即于当晚在大园村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命令部队以石井坑为中心,分头撤退,分散突围”的决定。

      因为我们是在激战七天七夜之后的夜间突围行军,体力消耗非常大,好多人都出现了严重的体力不支。再加之连日战事频繁,人已疲惫不堪,虽然四周枪声不断,我们仍困倦得常常在行走中不时睡着。有个叫周韶华的女战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弹牺牲的。走着走着,天就快亮了,我发现只有我和顾励、许可三个女战士在一块,四周再也找不到其他人。

113拂晓时分,饥渴困顿,促使我们三个女战士穿破荆棘去寻找水源。当我们终于在山腰间找到水沟、喝着冷水的时候,只听到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人在向我们招呼:“快下来吧,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是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听得喜出望外,以为我们的部队已到山下了,便一路跌跌撞撞冲下山去。

      不料这是敌一〇八师驻地,我们被引到村中的一座房子里后,就被安置在火堆旁坐下烤衣服,这时才发现我新四军军部敌工部的林植夫部长已经坐在那儿了。当他认出我们后,只是无奈地推推眼镜架,痛苦地说:“同志们,你们要记住,我们从此失去自由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林植夫部长是12日夜间行军时与叶挺军长失散之后,遇到余立金主任率领的教导队,并于13日被推为谈判代表,随同一〇八师派来的那个排长一道走出山口去谈判,结果是一到一〇八师师部即被扣住,关押到这儿来了。

      我们这才为自己的受骗下山而痛悔不已。正是从“分散突围,误入敌阵”的那一刻起,我和我的新四军女兵战友们一块,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的红色女囚生活,这一天是1941113的凌晨。

从“定潭集中营”到“上饶集中营”

      我们是1941113的凌晨在素称“友军”的敌一〇八师手里被俘的,两天后,我们被押解到徽州歙县的“定潭集中营”关押。到这里我才知道,皖南事变中我军的损失太惨重了,几乎是全军覆没:除了2000余人分散突围、包括叶挺军长在内的少数新四军被俘、失散外,大部壮烈牺牲。

      随后,我们又从安徽的“定潭集中营”经浙江被转移到江西的上饶八都,最后于19413月底才抵达周田村的“上饶集中营”。我们女生队30人,都是分别在新四军的司令部、政治部、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印刷厂等单位,担任政治、文化教员和机要、民运等工作的女战士,她们是:杨瑞莲(杨瑞年)、徐明(瞿淑)、吕明(李捷)、徐韧(徐瑞芳)、凌鸿(胡珍水)、黄兰(汪乞求)、陈月霞(戴庆哲)、周琳(施奇)、汪洋(朱平)、石岩(毛维青)、李锦(李瑞芝)、纪佩陵(纪白薇)、张溪(张惠敏)、李玉梅(古峰)、王素贞(?)、徐东梅(施桢)、刘秀贞(吴济英)、李丽芬(程敦彦)、林村(顾连英)、蒋彩云(洪映霞)、李品仙(刘平咸)、沈巧(沈锐)、李琳(李洪)、钟时(钟秀珠)、陈云(许可)、王轩(?)、金钤(蔡德惠)、顾新(冯云)、李德(郭立言)等30人(括号内为真名),被编在军官大队五中队三分队(女生分队),监禁地点在下周田村。就在这集中营关押的特殊环境里,我们女生队的新四军女战士,在已经悄悄成立的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面对敌人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措施,轮番对我们进行身体和心灵上的残酷折磨,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抗争。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58291010,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在1010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东南分团才宣布无条件解散,我们这些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了四年多的新四军将士们,才逃脱了牢笼、获得了自由,开始了北上寻找组织和工作的艰难旅程。

      云岭军部的青春之歌可以作证,皖南事变的丕岭硝烟可以作证,“上饶集中营”的阴森牢底可以作证,今日云岭的战地黄花可以作证,证明:我们,不愧为“铁的新四军”!

      (时间:2019年2月14日   冯云 口述 江志伟 整理 江志伟 汪苹采访    责任编校:刘以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