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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口述

戚 原:原来他是刘长胜

        1942年10月的一天,钱伯荪要我护送一位负责人到根据地去,学委的大顾与小顾两位女同志也随行。约定当天下午,在先施公司商场与那位同志见面。我在先施商场踯躅等候,老钱陪同一位壮实、胖胖的中年人来到了,称这位是“老刘”,名“刘浩然”。
        钱伯荪介绍后便离开了。我与“老刘”步出商场,在人行道上逛南京路。我悄声告诉他这次要走的路线,是由淮南路东交通站安排的,地下交通员舒忻已从根据地出来领我们去。上海——浦口——来安县张家渡,这是一条新辟的交通线。据说,这条线路安全、快捷,途中少有日伪军警,张家渡渡口也没设哨卡。浦口离张家渡仅25华里,在张家渡摆渡,对岸便是新四军的部队驻地。
        我又谈了设想:为了应付敌人,我们同行的五人组合成一个“家庭”,浩然同志年长,称为“舅父”,余下四人组成两对假夫妻,如遇上日伪军盘问,就说:“是到来安县雷官集找詹八太爷的。”又向“老刘”介绍詹某是当地大地主,有名士绅。刘浩然点头,连声说:“好,好。”
        我嘱咐他要带好良民证,只能带些随身行李和少量香烟,贵重物品一律不要带。他以商量的口吻问:“我有支派克金笔,写顺手了,可以随身带去吗?”我沉思一下点了点头,他高兴地微笑起来。
对于被护送的同志,在临行之前,我们都要进行气节教育。虽说他们是有多年斗争经验的同志,但我要对神圣的工作负责,再老的共产党员,不也该警钟长鸣吗?漫步在南京路上,引发起对“五卅”反帝斗争的追思,我便涌泉般地向“老刘”说开了: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在“五卅”斗争中,为我们的工人、学生的鲜血所染红。我从当年的反帝斗争谈起,直谈到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光明在望,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必胜,共产主义必胜。”这便是我的结论。话锋一转,我又提到抗战已进入艰苦的持久阶段,特别在上海,日本人占领了租界后,有斗争,就有牺牲,因而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当国民党审问方志敏,软硬兼施地诱降时,方志敏大义凛然地回答:“我今年三十六岁,已作准备,只活三十六岁。”我赞颂英烈时,自身也受到感染,迸发出一股自我牺牲的激情,便慷慨陈词:我们去根据地的途中,要经历风险,一定要沉着;遇有情况,要灵活应对;万一被捕,要有共产党人的气节,宁死不屈。
        “老刘”仿佛也动了情,神情严肃,认真地说:“我们应该向先烈学习。”
        中秋前夕,我们一行五人上路了。
        火车晚上十时半开出,旅客七时半进候车室。伪警虎视眈眈,在入口处逐个查验旅客的良民证,翻箱倒笼地检查行李,吆喝着,咆哮着,恣意用鞭子抽打着无辜的旅客。两个钟头过去,熬尽磨难,方到检票处。
        检完票,我与同行的小舒忻撒腿就奔上车占座位,好在我俩年富力强,总算使大家入座。火车启动,车厢内逐渐安静下来,旅客渐入梦乡。浩然及大、小顾也已闭目养神。我的思想上那根弦绷得更紧了,双眼环顾四周,关注着同志们的安全。
        车抵南京从浦口摆渡,一路绿灯,顺利通过了盘查。
        在浦口镇,有黄包车可乘。按原定计划,我们分两批去。舒忻陪同刘浩然,小顾先行,我和大顾随后。不料舒忻与黄包车夫讨价还价,一时围住不少车夫,高声叫嚷:“你们到哪儿去?”耽误了时间;我与大顾没有同黄包车夫还价,坐车就走,反而跑到舒忻前面去了。
        改变了既定计划,我心里老觉不踏实。迟迟不见“老刘”他们的黄包车,深怕引起敌人注意。我竖起耳朵听,直到后面车子赶上,方安下心来。
        途中情况发生变化,路上险象环生。每隔几里路就有日伪岗哨,每一岗哨,有盘有查,既看良民证,又查行装。每到一岗哨,我先给伪军递几包香烟,算作买路钱,使尽全身解数,周旋应付。但令人焦急的是,迟迟不见后面的车和人。
        车到张家渡,我不由一怔:原先说渡口没设岗哨,可在堤岸上,已见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伪军官,带领十几个伪军正在巡逻。渡口,已卷起险恶的波涛。虽说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可我应该首先考虑到政治交通的责任:定要对“老刘”他们负责到底!
        形势逼到这一步,别无选择,我只能沉住气,硬着头皮挽着“妻子”款款向渡口走去。
        “你们要到哪里去?”伪军官上前阻拦,厉声喝问。
        “我们从上海来,到雷官集镇找詹八太爷去。”
        “你们找他干什么?”伪军官咄咄逼人。
        “詹八太爷与我家是世交,这次奉父命,与内人从上海来,想托八爷谋个差事做做。”
        “难道你们不知道,河对岸就有新四军,很危险!”
         是进,是退?是却步不前,还是迎着敌人进击?一个灵感的闪光在我脑中展现:闯过河去,迎着敌人进击。我主意已定,回头找大顾商议,和她咕噜几句后,不慌不忙地对伪军官说:“我内人说,要是那边危险,干脆回家好了。但又想到,既然来一趟不容易,好在过河就到詹八太爷家了。他家大业大,问题不会太大,我们还是想去碰碰运气。”我一口气说出,毫不卡壳。我又主动将事先准备好的日伪机关人员的名片递了上去,显示自己并非等闲之辈,是个兜得转的人物。伪军官接过名片,仔细看了一遍,似乎解除了对我俩的怀疑和戒备,看看我们的服饰,人样,摆摆手放行了。
河面狭窄,我与大顾上了渡船,没几分钟,就到达彼岸。刚踏上岸,我对大顾耳语:“快!找新四军去,解决险情要紧。”说完,我们甩开大步,如飞似地奔跑起来。
        路口,一名雄赳赳的新四军战士边拦阻,边严肃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跑得这么急?要干什么?”我们见了他如见亲人,喜出望外地说:“请带我们见首长,有急事相求。”那位战士看看我们的打扮,保持着高度警惕,将我们送到新四军某连连部。出来接待的是该连的指导员。他听完我们的汇报和请部队支援的要求后,当机立断,下令队伍准备出发。他有把握地说:“没问题,假使他们胆敢扣人,部队将采取措施,命令他们放人。”
        队伍出发了。蓦然,我们眼睛一亮,刘浩然、小顾、舒忻三人迎面走来了,几乎与我们撞个满怀。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我们又会合了。
        原来是刘浩然的大将风范、胆识机智和丰富经验,才化险为夷的。
        当天,他们还未到渡口,就遇到刚回大队部的一伙伪军,没盘问几句,就将他们带进伪军大队部,危险至极!
        刘浩然不亢不卑,柔中带刚,当听到对方是山东口音,便说:“咱们是同乡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今天,他乡遇乡亲,交个朋友算不得晚吧!来日方长,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将统战工作做到汪精卫的脚下了。
        他将一条羊毛毯及香烟分送给伪军官及其下属。这一切,伪军官们一一笑纳,便对来客礼送出境。
        也许,这个伪军官人性尚未灭绝,还能听得进劝说;也可能对来者身份将信将疑,又震慑于新四军的军威;或者,想为自身留条后路吧,就睁眼闭眼地把客人放行了。
        当天傍晚,我们抵达雷集镇交通站。刘浩然主持开了个检讨会。他对交通工作上的问题,如缺乏警惕性,遇到敌情变化仓促应付,没能灵活运用策略等作了严肃的批评,使我深受教育,心悦诚服。
        翌日,我们到达淮南路东六合县境竹镇集交通站。姚溱、陈先、俞敦华、赵卓热情迎接了我们,他们祝贺我们脱险归来。交通站负责人姚溱悄声问我:“你知道‘刘浩然’是谁吗?”我答:“大概是一个负责的领导吧!”姚溱笑着说:“他是一位20年代在苏联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现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的刘长胜同志。”
        “他就是刘长胜!”我不觉欢呼起来。我为与他风雨同舟一趟而感到幸福,也为我曾在南京路上班门弄斧,向省委领导进行气节教育而脸红。
         我找到了老刘,他听完我笨拙地诉说自己的无知与幼稚,并向他表示道歉后,他哈哈大笑起来,爽朗地说:“同志,你做得很对,讲得很好,我都被你说得感动了,就是长了一些。”
         这天晚上,正是中秋之夜,我与长胜同志同睡在草铺上,望着窗外明洁的月光,沐浴在幸福的回忆里。我们倾心地交谈着,彼此忆过去,讲现在,也谈明天与事业。同志心,手足情,使人仿佛有着一种血缘亲情;我们谈生活,也谈做人,谈得海阔天空,又那么投机。这夜,我那颗鲜活激越的心,仿佛插上了翅膀,飞翔起来了。我高兴得真想翻上几个筋斗,两眼望着圆圆的月儿,想着淮南的山山水水,慢慢地进入了美妙的梦乡。

         (来源:《大江南北》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