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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口述

左 英:常忆皖南军民鱼水情

        1939年3月,作为上海地下党员和医务人员的我,因抗日战争需要赶赴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参军。经过数月政训后,分配到新四军军医处前方医院工作。军医处和医院设在靠近军部的南堡村,那时的小河口还没有后方医院。
        从1939年11月至12月底,日寇数千骑步兵,分五次袭击泾县以北的繁昌城。我们三支队指战员,在谭震林司令员的指挥下,英勇奋战,在广大人民的协助下,粉碎了日寇的五次“扫荡”,保卫了繁昌。战后,伤员较多,因此,我们前方医院就移驻肖家村,搭建了竹棚病室扩大收容。军医处和前方医院领导以及部分医护人员,借住在肖永年前辈家堂屋和前后厢房内,手术室和药房就设在谢金红、谢志英前辈的堂屋和庭院内。1940年4月始,日寇又多次向三里店一带“扫荡”,随即就发生了有名的叶挺军长亲自督战指挥的父子岭战斗、何家湾战斗。  
        伤员直接送下来,经处理后,轻伤、四肢伤等伤员只能散居在各家各户;头部,胸、腹部重伤者收入竹棚病室。肖村的群众,都让出了自己最好的住房,堂屋、厢房甚至刚结婚的新房。床铺全是用木板架设的,没有一张地铺。每天的清洁卫生,都是房东打扫。开饭时,各家房东帮助我们将饭、菜、汤分送到每个伤员床边,对上肢不能活动的伤员,则一口一口给他们喂饭喂汤,帮助洗晒衣被、敷料等,甚至还要帮伤员解决大小便时的困难。他们把我们和伤病员视同家人,情真意切。
        我管重病区,又兼管手术室,每次看到老乡颈上垂着甲状腺瘤(皖南水中缺碘引起的地方病)气喘吁吁抬着伤员来到面前,数九寒天,衣服盖在伤员身上,可他们自己还大汗淋漓的形象时,心中的感激之情难以自制,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解救人民于深重的灾难之中。
        1940年10月,上万日寇即将直逼云岭“扫荡”。入夏,上级指令我们迁驻王庄,医院设在一个大祠堂内。这次也是叶军长亲自指挥,历时七天的泾县保卫战,消灭敌人三千余人,粉碎了日寇“扫荡”。王庄的祠堂极大,手术室和病房全在祠堂内,我们医护人员散居民家,我借住在一个二进的深宅大院内单间厢房,房内有雕花大床。房东是一对六十开外的老夫妻。有一夜我感冒发高烧,迷迷糊糊把蚊香挂在帐钩上,天明发现床棚的一角被烧焦了,我赶快出钱找人修补,再三向二老赔礼道歉;二老一句责备话也没有,反而安慰我,真使我无地自容,十分惭愧。二老虽然早已作古,但二老的友情却使我终身难忘。以后,我怕引起火灾,干脆迁睡在手术床上。 
        1940年底,蒋介石妄图消灭新四军,下令北撤。我们是后勤非战斗部门,12月20日我随军需处军法大队和戴济民所长带的医务所同志北撤时,几百人的队伍齐唱“别了,三年的皖南,目标扬之江头……”时,无一不显露了对泾县父老乡亲的眷恋、感激之情。
        我们北撤不久,1941年1月4日,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有许多战友在此次事变中牺牲。皖南的青山绿水,安慰着他们的军魂。也有不少战友,得到了乡亲们的帮助突围而出,至今尚健在,乡亲们此情此意如何报答?
        1971年我从外地调回上海工作,多次去过绩溪、泾县等地。眼见了泾县今非昔比的巨大变化。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制订了科学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大提高,真是欣慰至极。
        转眼间,我由当时年轻的小医生,已变成九十岁的老人,无力参与建设,只能在有生之年积极参与王直同志牵头举办的新四军助学基金会,建校、济困、助学,培养下一代,以报答老区乡亲们的深情厚意。

        (来源:《大江南北》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