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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口述

范执中:新“江抗”在战斗中成长

        1939年11月在江苏省江阴县西桥,陈毅(后左4)、乔信明(前左1)、何克希(前左2)、叶飞(前左3)、王必成(前左4)、刘培善(后左2)等合影
        今年11月6日是新“江抗”成立70周年。
        1939年9月下旬,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主力回师锡(无锡)澄(江阴)地区。10月8日,叶飞率“江抗”抵达武进县的西石桥。为执行新的任务,陈毅决定“江抗”进行整编。随即,“江抗”移驻扬中。
       “江抗”西撤之后,东路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伪除加强交通沿线的据点守备和严密封锁外,还频繁地对乡村进行“扫荡”。
       “江抗”西撤时留下的不能随军行动的几十个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由常熟县委把他们转移到阳澄湖畔的村庄里,在群众的掩护下进行流动治疗。当时形势险恶,伤病员只能隐蔽在阳澄湖一个港汊近旁的芦苇丛中,白天挖点芦苇根充饥,天黑后,当地群众冒险送来熟食。不久,秋雨连绵,湖水暴涨,淹没了这块小洲。他们手拉着手,不敢打盹,以防被湖水氽走。他们没有药物治疗,没有营养保障,身体虚弱极了。待湖水退走之后,他们清点人数,还是少了一个,是被湖水氽走了,让人痛心的是连名字都不知道。这引起重病留此的原老六团作战参谋、后任“江抗”第五路参谋长夏光的重视,他与顾山战斗负重伤的刘飞商量后,立即由他主持召开了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登记个人姓名,留下一份36人的花名册。
       蛰伏芦苇荡的伤病员在常熟县委的安排下,转移到张家浜。然而,缺医少药,酿成10个同志死于败血症,有一个同志因伤重而逝,留下的只有25人了。就是这些尚未康复的伤病员,给常熟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人们传说:“江抗”没有走,张家浜有个“江抗”留守处。伤病员来到夏光同志面前,争说自己已经康复,可以拿起枪来与日、伪、顽干了。其实,这也是夏光正在谋划的一件大事,兑现编造花名册时的承诺。
       已是“挺纵”副司令员的叶飞,于肩负“发展华中”重任的同时,一直想着要在东路“重建武装,坚持抗战”。经过深思熟虑,他把第二团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调出部队,要他从扬中返回常熟。临行前,叶飞对杨说:“坚持东路抗战,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有重要意义。苏、常、太地区基础好,留有伤病员和武器,重建武装是有条件的。”
杨浩庐到达阳澄湖,先后见到了刘飞、夏光。由夏光引领,杨浩庐与特委代理书记张英、特委委员兼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民抗”司令员任天石,还有东塘市办事处主任蔡悲鸿等开了几天会,传达了叶飞关于“重新组建部队,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司令员由夏光担任,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原老六团党总支书记黄烽(重病员)任政治部副主任。
       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市宣告成立。夏光首先把已经恢复健康的伤病员吴立夏、张世万、叶诚忠(均为闽东红军连、排长)等十余人,组成一个班,对外称特务排或特务连,吴立夏是班长又是连长,仅有一支驳壳枪,还是刘飞去上海治伤时留下的。
       在地方党组织的鼎力相助下,到1940年2月初,新“江抗”已发展成近百人的主力连。
       从1940年2月中旬到4月,新“江抗”在何克希、吴仲超、夏光指挥下,频频出击,转战沈浜、陆家桥、华村、阳沟楼等地,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伪,震慑了顽杂部队,新“江抗”声威大振,部队也由一个连发展到5个连。4月下旬,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达常熟董家浜。这是陈毅为发展江南抗战,经他多次建议,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于3月间决定,派谭震林到东路组织军政委员会,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
       4月25日,谭震林在徐市召开东路干部会议,成立以他为书记,何克希、吴仲超为委员的东路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简称不变),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副司令员,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并决定立即整编部队,大力发展武装,制定《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
从1939年11月6日,到1941年1月,新“江抗”在战斗中锤炼成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被誉为“党的模范游击兵团”。
       皖南事变后,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全军扩编为7个师、一个独立旅。整个苏南部队改编为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3月上旬,新“江抗”移至路西地区,改编为第六师的第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治委员温玉成。新“江抗”所属三个纵队依次编为五十三、五十二、五十四团。11月,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谭震林率师部和十八旅渡江进入苏中;第十六旅留于苏浙皖边,坚持抗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来源:《大江南北》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