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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口述

施光华:年青的劲旅 ——纪念“江抗”东路成立70周年

         1939年11月6日,老“江抗”留下的伤病员和地方武装相结合,在常熟东塘市成立“江抗”东路部队。新“江抗”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后整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新“江抗”、十八旅和我党领导的老大哥部队一样,富有青春的活力。同时,它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沪宁沿线东段,大上海的外围,这些地方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年轻的工人、学生、店员和识一些字的青年农民参军的比较多,可以说是一支有文化的工农队伍。部队和根据地发展迅猛,干部队伍年轻化程度比较明显。各个时期师旅领导根据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善于掌握发展建设部队的条件。部队从苏南东路转战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后,在苏中区党委和一师统一领导、指挥之下,不仅源源不断地从江高宝兴(兴化)等地区动员民兵和农村积极分子参军,而且在上海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下,仍不间断地从城市工人、学生、店员中输入新的力量。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被日军占领,又有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学生青年来参军。
        1940年春,我在十八旅的前身——江抗东路政治部任青年干事,一度到太仓做开辟新区工作,不久又回东路和六师教导队学习、工作。
        一次战斗
        我任青年干事时,根据领导的指示和分工,经常到连队帮助了解战士的思想和组建“青年队”。东路初期只有三个主力连,编为一个支队(后来称二支队),支队长是陈挺同志。“青年队”类似现在的共青团,队员经过个别谈话、审查、发展。三个连开始各发展了10多个队员,组织生活沿用半公开方式,队长从党员或即将入党的战士中挑选,由领导指定。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在连里同一位刚被任命的青年队长谈过心,中午突然发现日伪军向我们驻地北港庙一带奔袭。我部能参战的人员全都投入战斗。战斗持续了五六个小时,指战员作战英勇机智,毙伤敌30多人。我方也有8人牺牲,其中半数是青年队员和刚入党的战士。临黄昏,敌人被迫撤退,我在连里参加打扫战场,发现那位青年队长躺在麦田旁血泊中,已停止了呼吸。我们匆匆地掩埋了烈士的遗体,跟随部队转移宿营地。当时一起参加战斗的,我记得还有一位麦汝璧同志,性格热情豪爽。在北港庙战斗之前,一次行军刚到达宿营地,大家一起聊天,他曾说:“日本膏药旗可恨,国民党帽徽可恶,我最喜欢红五角星,像《西行漫记》里的毛泽东和小红军那样,可是现在又不能戴。如果我牺牲了,希望在坟头上能刻个红五角星。”后来他在当连队政治指导员时也在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牺牲时战友们只能匆匆地掩埋他的遗体,也没有条件按他的遗愿去做。麦汝璧同志那时20来岁,那位青年队长只有十八九岁。像这样一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同志,他们是自觉自愿地赴汤蹈火,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
        一次电影晚会
        1940年秋冬,部队在江阴、无锡一带活动。澄锡虞地区顽伪势力受到我们沉重的打击后,情况相当缓和。谭震林司令常派人去上海,通过上海党组织的帮助,进行扩军、采购军需物资和文化用品。去上海的同志曾设法租到了一部苏联有声电影《农夫曲》,在指挥部驻地江阴小庄圩、蒲墅里、张缪舍向军民放映。当时能看有声的电影,不要说农村群众感到异常新奇振奋,就是从上海等城市来的同志也觉十分难得。我们教导大队紧靠指挥部,得以优先观赏。记得《农夫曲》的主题歌是《火犁进行曲》,歌词里有:“哦火犁,你是钢铁的战马,火犁,你是我亲爱的战友……”电影和歌声扣动了人们的心弦。“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农庄青年男女劳动欢乐的情景,使我们十分向往羡慕。我在教导一队任政治指导员,陶剑华同志任文化教员。陶剑华身材魁梧,唱歌声音宏亮,是个“洋嗓子”,指挥唱歌节奏准确有力,人们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牛”。他年龄比我们大好几岁,但是性格仍像一个老小孩,部队和驻地群众都喜欢和他接近。他教我们大唱特唱《火犁进行曲》,前前后后还教过《反扫荡》、《军民合作》、《伏尔加船夫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和《新四军军歌》等。
        一次报告会
        谭震林同志经常向我们作形势任务报告,大家都很喜欢听。他不用讲稿,我们在小笔记本上记下来,回头再看记录稿,很有条理,很受启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报告着重谈学习问题,他说;“今天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今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要靠我们善于学习。我们不仅要埋头工作、英勇作战,而且要随时随地利用战斗间隙,多学一点军政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战胜敌人。”
        我们当时处在战斗行动频繁的环境,很少提到和听到“学习”这个词。尽管也经常上军事政治文化课,尤其是教导队,本身的任务就是组织学习、培训干部,但是像谭师长这样一次专论学习、强调加强学习,却觉得很新鲜。毛主席关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大竞赛”和“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等论述,也是在谭师长这次报告里第一回听到的。从此以后,我们经常要检查自己是否坚持“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也反复要求学员回部队后自觉去做。后来我被调到五十四团三营工作,有一天团长吴咏湘同志和我闲谈,他也谈到自己的学习精神和态度是深受谭师长的影响而养成的。他说,谭师长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抓紧点滴时间学习,而且十分重视组织干部学习,重视培养扩大干部队伍。他还举了谭师长怎样请别人帮助学文化、怎样想方设法找到敌伪报纸进行阅读,辩识情况的事例。我当时深受启发。干部队伍年轻,军政工作活跃,是我们部队的特点。师旅首长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引导干部和战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利用战争间隙坚持认真学习时事、政治、文化,是广大干部和战士迅速成长的重要经验。
        一次军民联欢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苏中一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教导队也于该年冬扩建为大队,李超同志和我分任大队长、教导员。学员对象不仅有主力连的战斗骨干,而且还选调来大批民兵骨干,培训后分配到各营团工作。教导大队一面进行教学,一面派干部帮助组织当地民兵。每到一处驻地,不是住一二宿就开拔,而是住十天半月才转移。我们和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时老驻地的房东还带着小孩,挎着自种的茨菇和自家打来的野鸭,像走亲戚一样,跑了10多里路来看望我们。1944年春节,我们在宝应郑家渡,军民齐动手,结合积肥大搞卫生,清理扩充了活动场地,开了个军民联欢大会。学员中的外地人、本地人和村里的积极分子大显身手,荡湖船、踩高跷、打莲湘、说快板,节目丰富多彩。“春天到了万物都发青哪,来了新四军,爱我们老百姓,老百姓、新四军本是一家人,老百姓、新四军本是一家人……”这种鱼不离水、水乳交融的情景和歌声,几十年来常在我脑际萦回。
        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和参谋长夏光同志等已经调走,刘先胜旅长、韦一平政委和刘飞副司令等到边缘地区检查工作和指挥作战时,路过我们驻地,常来了解情况,指导我们工作。我们教学工作和物质生活上有了困难,领导上总是及时关心帮助,设法解决。我们一批批年轻的战士、工作骨干,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培育下不断成长起来的。
        前几年,无锡张泾桥已建立新四军六师纪念馆;今年,常熟徐市镇也正在积极筹建新江抗北港庙战斗纪念馆。乡镇建立革命纪念馆,无锡、常熟也属首创。我们祝愿各地基层红色资源的开发不断有新进展。

        (来源:《大江南北》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