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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口述

海 笑:追忆老领导夏征农同志

        夏征农同志2008年10月4日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十分悲痛。他是我在1944年进苏中公学第一期学习时的领导人。那时,苏中公学是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党所直接领导的唯一一所最高的干部学校,校长由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同志兼任,副校长由苏中区行署主任管文蔚同志兼任,教育长便是夏征农同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苏中公学的三位领导已相继去世,我一次次地悲痛,总是难忘这些老领导。
        1944年春,我从苏中军区四分区通、如、海、启反“清乡”斗争一线,突破层层封锁线历尽艰辛到达苏北宝应金吾庄苏中公学学习。开学典礼上,我们6个连队600多名学员看到了心仪已久的校长粟裕、副校长管文蔚,听了校长粟裕将军的讲话。主持开学典礼的是教育长夏征农。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庄严盛大的典礼,深切地感受到首长、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希望,内心十分激动。在两年多的反“清乡”斗争中,我天天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能有这次集中学习的机会,我自然倍加珍惜。
        入学后,我被编入第五队。我们的课程很少,但每一门课程都切合实用。军事训练中,在队长汪建英、指导员陈玉治的指挥教育下,同学们都学得很好,我还被选做了班长。可不久就传来了延安抗大整风所谓的“抢救失足者”的“经验”。其要点是要大胆怀疑一切,防止日伪间谍和国民党的特务钻进我们的队伍,长期潜伏、伺机破坏。苏中公学的6个连队在当时一股“左”的倾向影响下,都各自行动起来,大胆怀疑,穷追猛打。首遭清算斗争的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茹志鹃同志三兄妹。后来又揪斗到我,说我是国民党官员亲属派来的特务,最后还对我发出了警告说,不坦白交待,就别想走出校门,声称要一直批斗下去。我是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参加新四军来打日本鬼子的,而今却落入如此境遇,以至要老死在苏中公学,怎不令人伤心!在车轮大战的“逼供信”中,我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是“三青团员”,因被诬指为委派我打入革命队伍的亲属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后方,我坚不承认自己是他们派来的特务,这才允许毕业离校。由此,作出的结论是我以后不能再拿枪持笔,分派我去兴化县沙沟市工商局做点收税的工作。
        约摸一年后,即1945年7月底8月初,已由苏中公学教育长改任校长的夏征农同志赶来沙沟市,召开了一个只邀苏中公学同学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夏征农校长为我、为茹志鹃同志三兄妹以及其他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受冤屈的同志平反冤案。我至今依然记得当时他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在那股“左”风卷来的时候,没能坚持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愧对我们。为此,他诚恳地向曾经受过委屈的同志道歉……此情此景,怎不让我深为感动?我眼泪汪汪地听着他的话,内心波涛翻腾自不必言。自从平反以后,我才得以拿起武器,参加了苏中军区最后的一场最激烈的攻克兴化城之战。战后我便参加了共产党。
        自“平反”以后,我一直挺胸大胆为党工作,工作有些成绩后,我便会想起夏征农同志,是他为我公正平反,我才能放手工作啊!
        解放以后,夏征农同志出任山东省委书记,以后又奉调到上海任华东局宣传部长。我与他远隔百里千里,虽心仪已久,却一直无缘再见老首长一面。我始终将老领导深深地记在心中,想念着他,关注着他,只要他写的文章,我便会抓紧看。他在2002年为《管文蔚传》一书写序。我便马上读完,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在序中的一段真言:“管文蔚同志更值得珍贵之处是:他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风雨和坎坷,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可是他处顺境而不骄矜,处逆境而不消沉,处困境而思奋进。”比照我自己,可谓教育至深!
        1980年初出版的《辞海》,经过夏征农同志任主编后再次修订于1999年再版,我便立即去新华书店购买,把上、中、下三大本《辞海》抱回家,向它求问,向它学习,增加了我的许多知识,解开了我许多疑难。我觉得夏征农同志似乎一直在我的身旁,随时随地仍在教育着我。
        现在,夏老走完八十余年的革命历程,可是他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一直是一个“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人,他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校长和老师。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思想、他的作风、他的人格、他的知识,这才是真正的纪念他、不忘他啊!

       (来源:《大江南北》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