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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口述

谭启龙: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一)

        编者按:浙东四明山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十九块根据地之一。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部署作出新的安排,指出:浙东方面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浙东四明山根据地,位于蒋介石故乡奉化溪口的家门口。蒋介石得知新四军挺进浙东,曾多次下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竭力加以“剿灭”,但均未得逞。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是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把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建立起来的,时任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的谭启龙在其回忆录中作了如实的记述,现将有关部分分期刊登,以飨读者。
                                                                                                                   

接受新任务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在上海接到华中局“接受新任务”的电报,立即去无锡找谭震林。
      接受什么任务呢?电报里没有写,江苏省委的同志也不知道。一纸电报在我手上却感到沉甸甸的份量,凭感觉我认为必有重大事情。那时谭震林正活动在我爱人严永洁的家乡无锡周围的澄(江阴)、锡(无锡)、虞 (常熟)地区。我与严永洁、涂峰三人先到严家,得知谭震林和江渭清他们的司令部就驻在离严家四里路的寨门,严永洁的叔祖父严慰仓老先生就住在寨门,他是当地的开明士绅,同谭震林有联系,我们通过他很快就见到了谭震林。谭震林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党内任江南区党委书记。1933年在中央苏区时我就知道谭震林同志,而且见过面,那时他在闽西苏区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任皖南特委书记,谭震林在皖南繁昌指挥抗击日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时我们一见面就感到十分亲切,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当时华中的斗争形势。他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还未过去,顽军还在苏南加紧部署;日伪军在苏南的“清乡”已经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六师的主力部队有离开苏南到苏北的可能。谭震林还分析了浙江方面的形势。他说,日军已经打通了杭州至宁波一线,杭甬路两侧成为沦陷区,我们已派了姜文光50多人的武装去进行侦察。据他们侦察的报告,浙东地区日军兵力比较空虚,国民党的部队群龙无首,没有统一的指挥,我们的武装人员进去后能站住脚。谭震林还告诉我,浦东敌人已开始全面“清乡”,我党在浦东有两支武装力量,一支叫“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连柏生领导,连是国民党的区长,现在是我们的党员,部队里面有几个人到我们这里来训练过,林有璋 (林达)、蔡群帆就是教导队出来派回去的,还有一个党员张席珍,是上海巡捕房的,也同这个部队有联系。第二支是我党派朱人俊在伪军十三师丁锡山部队的五十团掌握的一部分武装。谭震林介绍了这些情况后说,浦东有个工委,书记是金子明,属路南特委领导,特委书记是顾德欢(张瑞昌),姜杰、吕炳奎、金子明为委员。他说江南区党委决定将路南特委、浦东工委,包括伪十三师五十团里的党组织关系都交给我。任务有两个,一是以浦东为跳板,设法向南发展,在浙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二是当日伪军在浦东“清乡”时,部队可以向南转移,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保存力量。谭震林要我在这两支武装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他当时没有明确给我任何组织和名义,就是指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并把顾德欢在上海市区住家的地点和一些具体情况都告诉了我,叫我去与他接头。说完这些,谭震林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在这里不能久待了,今后你不要与我联系,可直接通过上海党组织与华中局和苏中粟裕同志联系。
      1941年7月,我从苏南回到上海后,先与顾德欢接上了关系。以后,我首先见到了连柏生,是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园附近,谈了十几分钟;第二个见到的是吕炳奎,他汇报了浦东工委在伪十三师工作的情况;第三个见到的是朱人俊,他汇报了部队到浙东三北庵东一带活动的情况;以后和姜杰也见了面。这样,我对浦东及我党在浦东的活动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浦东,位于黄浦江东的东南角,现划归上海市管辖,包括川沙、南汇、奉贤三县。它北临长江,西靠黄浦江,与上海市区隔江相望,东、南濒临东海。境内一片平原,河道纵横,水陆交通十分方便。上海沦陷不久,日军的铁蹄又踏上了这片土地。这时的浦东,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既有日军的烧杀抢掠,又有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骚扰,也有各种杂牌部队在趁火打劫。只有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高举抗日的旗帜,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浦东人民带来生存的希望。谭震林向我介绍过的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活动在这片土地上。“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系隶属于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为了继续贯彻“灰色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浦东工委通过统战关系,取得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连柏生任支队长,辖5个大队,支队和大队两级干部有的是由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派来的,有的曾到新四军六师参观学习过,是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部队初建于上海沦陷不久的1938年初,爱国流亡青年和失散的地下党员是这支部队的骨干。他们在浦东频频出击,多次袭击日伪军,严厉打击汉奸、卖国贼,搞得敌人不得安宁。谭震林同志对这支部队良好的素质、较强的战斗力、严格的群众纪律有着较高的评价。另一支是汪伪第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中由我党控制的一部分力量。 1940年起,浦东工委把伪军工作重点放在五十团,派进干部进行策反,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4个党支部,党员人数由13人发展到57人,很快控制了7个连的武装。这支部队在朱人俊、吴建功、方晓等同志领导下采取多种方式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成为浦东地区我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浦东工委还在这里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支部,积极地宣传我党抗日政策,发动群众。这就为我党南进浙东三北创造了条件。
                                                                                                                         

南渡三北
      三北,系指浙东的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的地区。它地处沪杭甬三角地带,钱塘江以南,杭甬铁路以北,东南与宁波接壤。扼杭州至宁波交通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靠近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加上地势平坦,水网成片,物产丰富,农业、工商业都比较发达。这一带外出上海、宁波经商的人很多。他们在外发财之后,为光宗耀祖,都要在自己家乡广置田产。所以,在三北地区,无论城镇和乡村,都可见到许多高层大房,店铺林立。这些房屋、店铺和土地大都由当地的雇工管理。大买办、大资本家虞洽卿就是代表人物。1941年5月,宁绍战役后,杭甬路沿线的大片土地沦陷,但此时敌伪的统治尚未建立,仅在主要城镇如周巷、观海卫、浒山、庵东等地设立据点;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力量也很弱,仅少数游杂部队在乡村活动。三北地区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为了执行党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浦东工委决定首先立足三北,然后以三北为跳板,向四明山、会稽山发展。
      从1941年5月开始,浦东工委陆续派部队南渡杭州湾,来到三北。5月,姜文光、朱人俊同志率领“淞沪五支队”一个侦察班和我党控制的伪五十团一个排共计50多人作为先遣队,到达三北。为了灰色隐蔽,取得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 (简称“宗德三大”)的番号。6月中旬,蔡群帆、林有璋同志率领“淞沪五支队”一部共130多人到达三北,沿用“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简称“五支四大”)番号。7月,朱人俊同志率领伪五十团一个排40多人到达三北,朱不久返回浦东。同月,姚镜人、陆阳同志率伪五十团守望队100多人,在姚北登陆,编入“宗德三大”。8月初,凌汉琪、王荣桂同志率“淞沪五支队”一部100多人南下浙东,编入“宗德三大”和“五支四大”。同月底,朱人俊、方晓率伪五十团一部300多人到达三北,取得“鲁苏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的番号。不久,潘林儒率领常备大队和特务区队100多人也来到浙东,被编入“五支四大”。浦东部队分7批,共800余人先后到达三北,这800多人的部队就成为我们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也是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的基础。
      由于在三北地区我党控制的武装增多,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这年10月,根据谭震林的指示精神,我与顾德欢等同志在上海研究决定成立浙东军分会,以吕炳奎同志为书记,王仲良、蔡群帆同志为委员,统一领导我党在三北地区的武装。此外,还在浙东军分会的领导下,设立了“五支四大”工作委员会,蔡群帆为书记;“暂三纵”工作委员会,王仲良为书记。分别负责两支部队的日常工 作。
      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到达三北后,与刘英为书记的中共浙江省委领导的绍(兴)属特派员杨思一同志和宁 (波)属特派员王文祥同志正式取得联系,并在当地党组织和武装的配合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6月中下旬,刚到浙东不久的“五支四大”在“宗德三大”的配合下,于慈溪相公殿两次伏击日军,打死打伤日寇16名,两战皆捷。接着我军各部转战三北各地,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又在长溪岭、施公山等战斗中连歼日寇。10月10日,三纵在登州街之西袭击了周巷出扰之日寇,激战一个多小时,迫使敌人逃回据点。 10月22日,“宗德三大”在横河与日寇血战了一个半小时,大队长姜文光和大队副姚镜人等29人光荣牺牲。 11月,我军在梅园丘与日寇遭遇,经激战后,敌逃回五夫据点,但我大队长陆阳等16人英勇牺牲。我军的英勇抗战,极大地鼓舞了浙东人民的抗日斗志,并初步在三北站住了脚跟。
      浦东武装之所以能很快在三北地区立足并顺利地开展武装斗争,是与浙江地方党的全力支持和密切合作分不开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宁绍地区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发展。1938年5月,建立了宁绍特委和各县委,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浙东抗日前哨绍兴、诸暨视察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浙东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到1939年底时,共有县委8个,党员达2000余人。个别地方还开展了武装斗争。宁绍战役后,浙东地下党组织纷纷拿起武器,组织武装,各种自卫队、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1939年6月,定海沦陷后,中共定海县工委负责人王起组织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吴榭乡自卫队,1940年初又建立东区警察队。1941年4月,镇海县工委的王博平、林勃在甬江以南组织了王贺乡夜巡队,提出“锄奸抗日,保卫家乡”的口号。在绍兴地区,1941年4月,建立了皋北自卫队,11月又建立了“浙东游击大队”,进行抗日宣传和抗日游击斗争。在鄞县,林一新等于1942年5月建立了我党领导的“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部警卫分队”。在余姚,1941年冬,由朱之光、赵继尧在姚北和南山一带建立了“独立大队”,1942年6月,参加南进支队,进军会稽山区。在诸暨,1942年6月,县特派员朱学勉派人协助泌湖乡乡长何文隆(共产党员),建立了泌湖乡抗日自卫队,后扩建为“四乡抗日自卫大队”。7月,金(华)属特派员陈雨笠和义乌特派员江征帆等同志领导的武装取得了“钱南军别动队第一支队第八大队”的番号。彭林同志在浙江保安五团内开展党的工作。陈流等同志在建德组织“建德部队”。这些武装都是以后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抗日活动为浦东武装在三北立足,进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未完待续

       (来源:《大江南北》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