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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口述

艾 以:左翼的军旅作家吴强

        吴强同志1910年2月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1990年4月10日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0岁。今年是吴强同志诞辰100周年,又是他逝世20周年。20年前,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悬挂的横幅“吴强长逝,红日永存”这八个字,是对吴强同志一生最切实的肯定。
        吴强热爱文学。早在学徒期间,他就挤出睡眠时间阅读《水浒》、《石头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古典文学作品。在淮安中学,他更是沉醉于郭沫若、郁达夫、茅盾、蒋光慈等左翼名家的作品,对文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练习创作。
        1929年下半年,吴强与同学合作,办了一个油印刊物《狂风》,发表同学们和他自己的作品。
        1932年,吴强在上海参加了由我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正风中学“左联”小组组长。这期间,曾先后邀请左翼作家华蒂(叶以群)、何谷天(周文)等到正风中学作关于左翼文学运动的报告。从此,吴强踏上了文学之路,跨进了文学之门,开始了他日后漫长而辉煌的文学生涯。
        1935年5月,吴强以短篇小说《苦脸》获得了上海《大晚报》短篇小说征文奖;9月,又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电报杆》。此后,小说便成了他写作的主要文学形式。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吴强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同时拿起手中的笔,进行反映抗战生活的文学创作,先后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激流下》,散文《老黑马》、《夜行》、《夜宿二十里铺》等。这一年,他还和王阑西、姚雪垠一起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风雨周刊》,从而把自己的文学生活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伟大的抗日战争召唤吴强走出课堂,和一些爱国学生、热血青年,组织了一个话剧团,奔赴黄河以北的战场,为军队和人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他随剧团活动,于1938年7月到了日寇轮番轰炸、形势十分危急的武汉。
        1938年8月,他和王淑明一起,来到安徽南部,参加了由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
        正如江渭清同志为《吴强纪念文集》作序的标题《从戎不投笔》那样,吴强在身处游击战争和战斗频繁的环境中,创作的话剧就有独幕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以及由他执笔的集体创作的多幕剧《繁昌之战》、《丁赞亭》等,有力地推动了新四军的话剧创作。
        关于吴强同志在新四军从事创作和戏剧活动的一些往事,在新四军老同志撰写的有关回忆文章中多有所提及。
        林琳在《群星璀璨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一文中说:“吴强不是服务团员,却是服务团的忠实朋友。他是1938年夏天来到皖南军部的。吴强同志下笔很快,一些要突击完成的剧本,常由他执笔,像反映苏军出兵波兰的《激变》,以活捉日本俘虏兵香河正男为内容的《一条战线》,都是他在很短时间里写成的。”
        王于耕在《戏剧工作回忆三则》一文中,也多次提到吴强同志。1939年,18岁的王于耕便和吴强、李增援一起,创作大型话剧《繁昌之战》。她说:“李增援同志把最难写的第三幕拿了去。他说:‘你写吧!’并提出叫我写第一幕,吴蔷(吴强)写第二幕。吴蔷同志提出第一幕他思考过,由他写,叫我写第二幕。三人中我最年轻,写作经验比不上他们……初步定稿后,我请吴蔷、李增援两同志看,然后决定由吴蔷同志通稿。”吴强还为《繁昌之战》编写了歌词,由音乐家何士德谱曲。
        吴强不仅创作小说,编写剧本,也写歌词,而且还会导演。1939年7月7日抗战两周年时,由李一氓任社长的抗敌剧社组织演出夏衍的四幕话剧《一年间》,吴强出任导演,并且获得成功。
        林琳在回忆当年演出《阿Q正传》时说:“1938年10月,军部召开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演出了田汉编剧的《阿Q正传》中的第二、第四两幕。吴强演阿Q,张茜演吴妈。这是服务团第一次演大戏,曾轰动一时。阿Q、吴妈在军部几乎尽人皆知,吴强、张茜也因此而大为出名。”林琳说吴强“表演认真,一丝不苟。在排演《阿Q正传》时,每当阿Q双腿扑通一跪,口中念念有词向吴妈求爱时,一旁看戏的人都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吴强却不动声色,只是专心致志把戏演下去。他在多幕剧《魔窟》中,饰演伪教育局长吴从周,一副咬文嚼字的假道学样,一开口就一连串喷嚏,令人忍俊不禁,而他却毫不在意。他说得好:‘演戏就要进戏,才能真实。你演的是让人发笑的角色,别人笑,不说明你演得好吗?’”
        吴强每次参加演出,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难以表演和把握的反面人物。在有一出戏的表演中,沈西蒙还打了时任宣教部长的吴强一个嘴巴子。这一嘴巴子给文工团的同志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深感有这样一位深谙文艺的部长来领导,文工团的前途大有希望。
        当我们充分肯定了吴强在部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绩的同时,人们可以想象,他身处枪林弹雨和出生入死的战争环境,整整15年,特别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的战役,日日夜夜,随军行动,居无定所,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正常的文学创作生活。
        但有失必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吴强正是这样来理解的,他说:“在这15年的长时间里,我荒废、远离了文学创作生涯;可喜的是得到了巨大的宝贵的收获,那就是为今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素材;熟悉的人,在我心目中刻印着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正因为有了这些生活积累,拥有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才有可能从容不迫地写出他的《红日》、《堡垒》等著名的军事题材小说来。也正因为他拥有如此丰厚的生活积累,所以在他的晚年,感叹自己“还有不少好回忆的东西要写,只怕时间不够”。这是他于1989年12月20日从美国写给他夫人尹卜甄和儿子、儿媳的信中所说的。令人痛惜的是,距写这封信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他就与世长辞了。
        1989年12月吴强应邀到美国马里兰州。此时他已患糖尿病,但自信身体健康,能活到90岁。
        他这次去美国,是想在那里静下心来进行创作的。他到美国的第三天,在写给夫人和儿子、儿媳的信中说:“有几篇东西要在这里写出来,寄回去。《堡垒》下部也要完成。还有不少回忆好的东西要写……”但是,半个月后,他在给柯灵的信中则说:“天天纳闷,带来的写作计划也难以实现。关键在于整天昏昏沉沉……”其实,潜伏在他脑里的病魔已经发作。他创作心切,在握笔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完成了一篇回忆新四军生活的文章《他们并排坐着》,发表在1995年第1期《大江南北》杂志上,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
        由于病势来得迅猛,吴强被迫放弃五月份参加三女儿博士学位的授予仪式。这时,他语言表达已经困难,行动也不便了。
        1990年3月1日,吴强回到上海。次日去华东医院经检查,发现患脑瘤。这时,他虽神智清晰,但已不能说话,只能点头,摇头和流泪。病情急转直下,从美国回来住院仅40天,就逝世了。
        吴强是带着两大遗憾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其一,是他的《堡垒》下部未能完成,他一直想把它完成,他曾经向他的子女表示,他要用不同于传统的手法去完成,再次赢得读者;其二,1988年,趁参加《沂蒙革命军事题材电影回顾展》的机会,他有心把小说《红日》改编成10集电视连续剧,要求与原电影《红日》导演汤晓丹再度合作,他的想法得到同志们的赞成,并表示愿意尽力支持。但事与愿违,两年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吴强同志逝世后,他的家属遵其生前愿望,将骨灰安放在他曾下放劳动的五四农场境内的滨海公园内。墓碑上的吴强塑像,炯炯有神,墓型设计体现了张光年致吴强悼词的深意:“在烈火中成长,在红日下永生……”

       (来源:《大江南北》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