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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李吉明:我12岁入党当班长

      李吉明,1933年出生于河北安国。1944年参加地下工作。1945年夏入党,同年进入冀中军区火线剧社。1946年进入冀中七分区文工队。1947年参加唐河阻击战和保北战役。1950年合编到华北军区文工团,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1960年转业到中央音乐学院任系秘书。1962年进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直至离休。

      我从小生长在药都——河北安国。早年间,安国是我国北方最大的药材交流中心和药材集散地,来来往往的中药客商络绎不绝。客商运输药材的交通工具基本都是马车,我家开着一个“大车店”,也就是存车处,能放下四五辆车,为药材商贩提供停车的场地。1937年,生活被彻底改变,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进攻中原地带,我5岁那年的事情恍惚还在眼前……

      我们一群小孩正像平日里一样玩耍,就听着“轰隆隆”的声音由远及近压过来,然后就是接连不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烟火纷飞。我们被吓得四散乱跑,我刚跑到一个墙边,就被炸塌的墙体埋了起来,父老乡亲把我从土里扒出来,这才捡了一条命!

      连日的轰炸和战乱让人们流离失所,大家纷纷逃难到乡下。小孩子们又有了新鲜游戏,我们用胶泥做手枪、手榴弹,大家模拟战争,玩着抗战反击的游戏。

      8岁时,日本侵略者开始祸害乡下,经常“扫荡”,老百姓不得安宁,我又随父母返城。当时安国已经被占领,日本人控制了学校,我们被迫学日语,学校每天升日本国旗。被敌人安插在学校的校长动不动就骂人,师生们的举动时刻都被监控着,学校的气氛很压抑。

      给我们上课的还有日本军队的人,他们穿戴整齐、身跨洋刀,一脸书生气,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据说都是日本的大学生,是日本军方为了侵略扩张,在自己国家抓兵抓来的。再后来还有穿着小布褂子、像初中生一样的小兵。日本侵略者从二战之初的兵强马壮、一路猖狂,到后期江河日下,从种种迹象都可以看出其由强到弱的态势变化。

      1943年,我家来了一个长工叫李小水,晚上我和他住在牲口棚里。起初他给我哼唱一些革命歌曲,我跟着学,慢慢地又开始给我讲敌后根据地的事儿,讲那边的生活情况、讲儿童团抗日的事迹。我感觉儿童团的小朋友们都特威风,听得又兴奋、又羡慕。其实,李小水同志就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后来还带着《冀中导报》让我念给他听,我在读报的过程中也了解了很多抗战信息,对革命事业有了新的认识和向往。李小水同志就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是我的革命启蒙导师。

      我11岁那年的夏天,李小水收到通知,要去村外和同志接头。李小水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地下工作者邸新奎同志,一起背着筐子出了南门,佯装到庄稼地砍草,我负责掩护和砍草,他们俩去5里地以外的地点接头。等他们回来,我已经打好了3筐草,李小水同志笑着对我说:“你的任务来了。”

      我们回家后,他郑重地给我布置了第一次任务——写3个标语“拥护中国共产党”“欢迎八路军进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还特意交代我说:“你个子小,不要贴,不然贴完了来不及跑,容易被抓住。写完了都给我!”我就去杂货店买来彩纸,等到夜里在炕头上把纸按3寸宽的样子一条条裁好,平铺到炕上准备写时,突然听到屋外有动静,我连忙去遮盖,惊慌之下把墨汁全打翻了,染了一床单的墨汁,那种紧张的心情可想而知。

      第二天中午放学,远远就看到墙上我写的宣传标语,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喜悦和骄傲,但在言语和表情上又不能显露分毫。从张贴的痕迹不难看出,那标语是提前抹好浆糊,用十分麻利的手法直接拍到墙上的。革命同志们经常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行动,时刻面临危险,在不断和敌人斗争的日子里,练就了各种技巧来应对复杂严峻的环境。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也日益长大、成熟起来。

      敌人残忍无道,到处迫害我们中国人,他们在街上随意抓人,殴打民众。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城门洞上一直悬挂着中国人的人头,那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每天在那些人头下面经过,亲眼目睹日本人如何残害中国人,又伤心又愤恨,多么想自己快点长大,做更多的事情。一段时间里,我的父亲被征用到日本军营里做炊事员。父亲回家和我们讲,日本人经常把中国人绑在木头桩子上,当活靶子练习刺刀。我们心里都恨透了这些侵略者,他们凶残的做法更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信念,我要踏着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同志的道路继续前行。

      后来我知道,我的父亲同样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他直接和敌工部联系,每日汇报日本兵营的人员情况。因为炊事员身份,他对每天人员的增减情况了如指掌,为我党掌握城内的驻兵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情报线索。日本投降后,父亲非常支持我参军,还送了我一块手帕,上面题写着鼓励我坚持革命事业的诗词,我始终铭记于心。

      1945年初夏,阳光明媚,对12岁的我而言,是个难忘的日子。那天我穿着一件蓝色布衫,去找邸新奎同志,他塞给我一张油印纸条,上面是入党宣誓词。我用手绢轻轻包好,回家后立即用坚定明了的八个字“坚决拥护 坚决照办”表明态度,并交给了邸新奎同志。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从此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入党后,我被委任为党小组组长,负责宣传工作。

      不久,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来安国招新兵,我被顺利录取。我们这个班当时招了60多个人,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8岁,12岁的我成了班长,这个班被老同志亲切地称为“小鬼班”。我们当时住在一个老乡的院子里,大家年龄小,很多人生活不习惯,有好几个人尿床,被子就搭在土坯垛上晒。老同志们早已见怪不怪,看到被子就起哄喊道:“小鬼班又画地图喽!

      我们集中到任丘进行学习培训,郭钧、陈立忠、王滔等多位老师给我们上课,教我们理论知识、排演节目,还做帐篷舞台,他们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如《大清河》等。

      当时的生活很艰苦,但始终是苦中有乐。我们被派到不同的地方去宣讲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为老乡和战士唱革命歌曲。那段特殊的时光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战友、乡亲们的故事和革命音乐的旋律时常浮现于我的脑海。

     (时间:2020年9月4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统筹:刘淼     参与采写:刘淼、于帆、程佳    实习记者:李荣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