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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张文辉:14岁那年,我追着八路走了

      /老兵档案/

      张文辉,94岁,生于山西长治,现居四川成都,原四川省军区自贡军分区司令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八路军129师战士、排长、连长、队长、副大队长、科长、副团长等职务,参加过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晚年著有《生命里的歌》系列回忆录。

      雨水夹杂寒意,燥热一季的成都入了秋。

      94岁张文辉还是同往常一样,蹬着小三轮转悠着回家。待车停稳,便一脚迈进书房,坐在电脑前。厨房里保姆哒哒切菜,他的键盘沙沙响起,一个个汉字敲成句子,把回忆写成一篇篇文章。

      那些回忆被他唤作《生命里的歌》,花了十多年时间,已成四本,都与他的75年中国共产党党龄有关。一路从抗战、解放中走来,参加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战役,一生与祖国四座大山相连——恶战太行山、激战大别山、奋战二郎山、苦战大巴山,金戈铁马,所经所历,一篇文章道不清,一沓书也讲不明。

      14岁那年,我追着八路走了

      “老家在山西长治县中山头村。”在四川生活半辈子,张文辉习惯并喜欢这里的生活和人情,春秋短,夏冬长,爱吃麻辣。

      他记得,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日军一路侵略至他的家乡,百姓身处水深火热。14岁那年,一小支穿灰布军装、戴八角帽的八路军来了村里。与日军不同,没惊扰村民,他们呼吁抗战,在墙上写东西。

      有胆大识字的村民念出墙上的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华北共存亡”……有人吃惊、担心,也有支持。虽是少年,但张文辉热血沸腾,主动帮他们提刷标语的石灰桶,从村东头走到西头。一路上,听着宣传,似懂非懂。但从后来的经历看,那一次宣传,如一颗种子扎进土壤。

      “我想当兵,家人不同意。”队伍离开后,张文辉急了,“万一鬼子来会被杀,不如跟着八路打鬼子。”就这样,他和三个青年,瞒着家人朝八路军走的方向追去。

      “神炮手”介绍我入了党

      1937年12月,日军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打通津浦线,连接南北战场,决定从南北两端夹击徐州。1938年,中国第五战区集中兵力,在台儿庄一带击溃日军,取得正面战场首次重大胜利。

      除正面战场外,在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分批东渡黄河奔赴山西前线。之后,创建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和晋西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坚守华北战场。

      “我们没追上队伍。”张文辉等人参加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后被特派员王培仁(解放后曾任天津市人大主任)介绍到民族革命中学,几个月后分至129师。这支部队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左权、陈赓等。

      1941年,张文辉作为工兵,跟部队来到黄崖洞,参与建造工事,并亲历黄崖洞保卫战。1943年3月,对其家庭情况等考察后,在“神炮手”、迫击炮专家、炮兵高级指挥员赵章成的介绍下,张文辉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抗战至解放 走过“四座大山”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这首由冼星海作曲的抗日歌曲,张文辉从抗战一直唱到了今天。抗战时期,太行山是华北战场的一处“脊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立足点。作为战士和幸存者,他目睹1941—1942年间,日军在这里犯下的罪行,“‘三光政策’加上天灾,人要想活下来,真的太难。”

      除了太行山外,还去过大别山、二郎山、大巴山。在他75年的党龄里,一路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见证新中国成立,支援三线建设等,从一名战士成长为八路军129师排长、连长、副团长等,参加过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头部、肩膀都曾负伤。战功卓越,一生峥嵘。

      进入八路军129师前,张文辉的抗战生涯就已开始。

      1939年夏天,山西青年抗日决死三纵队民运工作团整编成立,成员大多是青年小伙,张文辉便是其中最小的一个。他们既得躲避围剿,还要想办法打游击。这样的组织,在当地有不少,包括八路军小分队在内,常在夜间突袭日伪军据点,在山西大地燃起星星之火。

      之后,他进入八路军129师,目睹日军拿活人当枪靶等残忍行为。最终,这帮热血青年的怒火,成了持续不断的游击报复。

      1939年底,张文辉进入抗大总校学习,校址在山西武乡蟠龙镇。他回忆,当时在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罗瑞卿为副校长。但要在当时艰苦环境下,在日伪军扫荡下办学,实属不易。

      抗大学习的生活很艰苦。张文辉记得,有时还在学习,就听到日机盘旋声,步枪、机枪、迫击炮的声响。鬼子来了就打,打不赢就走,鬼子走了再学。行军时,3人一组称为“走谈会”,推磨时又叫“磨谈会”,抓紧时间学习爆破等工兵技术,属于特种专业。

      当时的敌后抗战,物资条件匮乏,困难时吃不上米面,几个月都吃高粱、黑豆,干粮是糠窝窝的炒面。这些粗粮,还得靠武装掩护,去四五十公里外的游击区冒险背回来。他说,有段时间,鞋袜供应都成问题,干部们号召大家学习打草鞋,或者赤脚走路,这门手艺张文辉至今都没忘。

      在抗战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百团大战爆发。

      1940年8月20日,晋察冀军区、第129师、第123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以破袭正太路为重点的战役,3天时间参战部队达105个团,前后历时5个多月。

      当时,还在抗大学习的张文辉,也奉命参加了百团大战,他所在部队负责在阻击日军的关家垴战斗中,掩护当地群众进行转移。

      张文辉说,后来,日军为封锁山西敌后根据地,制造过“无人区”,每隔几里便在交通要道上修建一处碉堡,再用铁丝网封锁路口。

      最让八路军战士、当地村民愤怒的是,日军会站在碉堡内,看到有过路或赶牲口的村民,就把人当靶子来练枪,一枪一个,“老百姓又怕又恨,根本不敢靠近这一片。”

      为了拔掉这处碉堡,张文辉受命和队友带上炸药等装备,偷偷潜伏到碉堡外,再慢慢摸到碉堡下方。每次说到这儿,他都十分激动,“我们埋了很多炸药,把碉堡和里面的鬼子一起炸上了天。”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兵工部奉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之命,将设在山西省榆社县韩庄村的总部修械所转移至太行山脉北端,山西黎城县北境、晋冀两省接壤的黄崖洞。后扩建成当时华北敌后八路军最大兵工厂,武器弹药年产量可装备16个团,被朱德赞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张文辉没想到,两年后,这处绝密兵工厂会被日伪军发现。他与昔日的抗大战友奉命赶来,修建工事,并参与作战。在1941年11月,黄崖洞保卫战打响了。

      日军出动5000多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南到北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左权指挥下,利用易守难攻地形,与日军激战数日,打了一场成功的阵地防御战。战斗结束,共歼敌一千余人,保卫了黄崖洞兵工厂,赢得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果。

      “我是工兵,主要来负责修建工事。”张文辉说,此战之后,为防止日军再进犯,他们修筑了更为坚固防御工事,使黄崖洞兵工厂周围形成严密防御体系。

      他回忆,左权副总参谋长曾带着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走两天,“他一边走路一边观察画图,一边踩点一边给我们讲修筑防御工事的方法。”

      两天下来,在左权带领下,张文辉等人已经掌握日军可能进犯的主要地段,并开始紧锣密鼓地防御工事、掩体修筑……他记得,由于施工紧张,有时候战士们错过了吃饭,左权便写个便条给他们,“让我们去朱德的警卫团吃。记得有一回,我们两个班的人,竟吃了人家半个连的饭!”

      他所在的工兵队伍,经过三个月努力,为黄崖洞筑起两道坚固防御工事。这段时间的接触,左权对张文辉的影响巨大,“虽然修工事的日子很艰苦,但他对我们的关心永远难忘。”他说。

      时至今日,94岁的张文辉还时常想起这位首长。在他印象里,左权为人非常随和、爱兵。有一次,张文辉在工地上和稀泥浆,左权笑着问他,“你今年多大?是哪里的人?”因为紧张,张文辉回答得吞吞吐吐,左权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同志啊,别紧张,胆子要大些,才能多杀几个敌人!”

      让张文辉遗憾的是,在黄崖洞工事完成后几个月,噩耗传来了。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在指挥部队战斗、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路上,壮烈牺牲,年仅37岁。

      “我一辈子都深深尊敬,怀念这位关心小战士的首长。”张文辉说。

      从昔日的友好交往,到充斥战争与矛盾,再到握手言和,日本与中国走了很久、很长。

      秦汉时期,中日开始交往,日渐密切。但在十四至十六世纪,日本海盗开始侵扰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再到近代列强侵华,日本参与其中,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抬头,侵略战争持续。

      14年抗战,无数的人和事在鲜血与号角中相互交叉。张文辉,就是抗战的亲身经历者。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日军一路侵略至山西,百姓身处水深火热。在张文辉14岁那年,一小支穿灰布军装、戴八角帽的八路军来了村里,小小年纪的他不顾爷爷的劝阻,毅然离家。先在抗大学习,又在太行山一带与日军作战,最终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在太行三分区特务连任排长。

      1942年4月16日上午,张文辉的队伍接到任务:配合友军部队,在武乡县一公路上设伏日军一个中队。

      “我们工兵的本事在这里用上了。”张文辉说,在必经路段布下地雷阵,待敌人深入,前面的一辆汽车最先被炸翻,后面鬼子打算下车抵抗,但踩中了地雷,“我们立马围歼敌人,击毙100多名日军,俘虏6人。”他说,那是一场难得且成功的伏击战,因此印象极深。

      1945年9月,还没庆祝完日军投降,张文辉所在部队便开赴河北邢台。

      邢台,位于太行山东侧,是冀南的军事重镇,也是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

      “当时的装备很差,老战士穿旧军装,新战士只有便衣,还有的人穿着从鬼子身上缴获的衣服,还有人连枪都没有。”张文辉回忆,邢台城墙高三丈余,还有护城河,这样的装备怎么打得下?他们选择先将伪军围困城内,最后用炸药进行强攻。

      “我们几个工兵人员在查看完四周后,决定用近千公斤的炸药,将城门炸开一个缺口。”张文辉说,同年9月22日中午,在步兵火力掩护下,爆破组人员直奔城门。在炸毁城门后,部队冲入城内迅速结束战斗。

      最终邢台成功解放,而这也是河北省第一座获得解放的城市。“遗憾的是,爆破组班长魏仁安引爆后未能撤离下来,当场牺牲了。”张文辉叹了口气,班长最终没能亲眼见证伪军的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所有人都欢呼了。”当时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终于把侵华日军打投降了。有个日本朋友,也告别了抗战生涯,回了国。”

      说到这位日本朋友,“他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吉田太郎。”张文辉说,八路军痛恨的是侵华日军和军国主义思想,但在对待被俘的日本兵时,也会优待并尝试感化,“吉田就是其中之一,甚至还和我们一起参加抗战立功。”

      “1938年,我从团政治处接到任务,照顾一名受伤的日本兵,每天要陪着去团卫生队换药。”张文辉说,他就是年仅25岁的吉田太郎。后来,治好伤后,这个日本兵的思想发生变化,吉田发现和很多被被征兵打仗的日本青年一样,被灌输的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思想都是错的。醒悟过来后,他加入到抗大学习,并投身到抗日队伍中,曾立功揪出日军特务,劝降日军等,直到战争结束才回国。

      “这段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其实更多人是希望和平的。”张文辉说,战事紧张,他没能去送别这位朋友,“虽然再没见过他,但这个名字一直记在心里。”

      军营数十载,战功卓著。但在张文辉家中,最显眼的不是勋章,而是挂于墙上的一张张黑白照片。照片中女子身穿军装,名叫王林,陪伴他从抗战、解放,一路走到白头,是共患难的战友,亦是相濡以沫的妻子。

      1942年,太行山一带,除了遭遇日军侵袭外,天灾不断,不少百姓流离失所,年仅10多岁的王林就在其中。由于遭遇灾难,王林的父亲和妹妹相继身亡,她只能逃命到在太行山附近,所幸遇到了打游击的八路军队伍保住了性命。也是在这里,有了张文辉和王林的第一次见面。

      1944年,王林在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一大队三中队任班长,通过别人的介绍,张文辉与王林相知相爱,不久便向部队打了报告,在抗日战火中结为夫妻。

      “此后,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别山艰苦生活,也一起迎来抗战胜利。”张文辉微微一笑,颔首回忆,“生活虽不简单,但两个人在一起总是开心的。”

      只可惜,这样的生活在解放战争时按下了暂停键。“由于需要投身解放战争,我们只能各自分开。”1946年,张文辉把一张结婚照送给了亲密的战友、同是山西老乡的王玉坤,却不想王玉坤在次年的山东金乡鱼台战役中不幸牺牲。

      打扫战场的战友,在王玉坤身上发现了这张照片,误以为是张文辉牺牲,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他远方的妻子。“她就一直哭,家人也以为我牺牲了。”张文辉说,直到一封家信传到连队,“询问张文辉在何时何地牺牲的?遗体是否找到?后来知道我还活着,他们才安心。”

      尽管在战场中侥幸存活,但张文辉的身上还是布满了战争的痕迹。张文辉回忆,其中最重的一次,还是在剿灭土匪时造成的。

      1945年11月,河北峭河,有一帮盘踞在此的土匪、特务,长期侵扰百姓。为了拔除这根钉子,他所在的工兵连配合五十四团对敌人据点进攻。“在爆破碉堡时,一个手榴弹落在我的侧面,炸开。”他说,一个战友当场牺牲,而他则负重伤倒地,被人救下,并送到武安县城医院医治,头部、背部至今都能见到昔日的累累伤痕。

      “战争年代,让她担心了不少。”回忆往事,张文辉总觉得亏欠妻子很多,“她在1954年退役,一直照顾家庭。后来,又入党重新开始工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很少。”他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人都退了下来,才有更多相伴时间。

      后来,张文辉带着妻子去过很多地方,拍下不少合影,然后装订成册、成框,细心收藏。生活就这么过着,直到死神轻轻敲门。

      2015年9月1日下午6点10分,王林在成都军区总医院病逝,享年86岁。为了纪念妻子,张文辉将过往数十年的照片,挂在了书房和屋中,并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她,评价妻子“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好党员。”

      “虽然她走了,但只要想到她,我就会去书房看看那些照片,找找我们一起的痕迹。”张文辉说,这样的习惯就像每天出门散步般稀松平常,“我们这代人,不懂什么浪漫。都只有一个心愿,看到国家富强,希望儿女成才。”

      (时间:2018年10月1~4日    来源: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作者:杨力、韩雨霁、刘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