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八路军口述

贾若瑜:琐忆朱总司令二三事

        朱德同志和杨闇公、刘伯承在我的家乡四川领导过泸顺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当地是有影响的,我在童年时代就从中共赤合特支的领导人那里听到过这次起义,也因此知道了朱德的大名。没想到,多年以后,自己有幸与他直接接触,聆听他的教导。

请朱总司令当篮球队队长
        1936年夏,红二、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的甘孜会师。我当时在红六军团司令部任参谋。一天,军团参谋长谭家述对我说:“今天,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来我们单位会见营以上干部,你参加并负责会场的警戒,只准我军团营以上干部进会场(当时红二军团尚未到达甘孜),其他部队人员不准入场。”我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就认真地执行警戒任务,并聆听了朱总司令和刘参谋长的讲话。他们在讲话中一致强调加强红军的团结、完成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的重要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
        1937年初,红军大学改称抗日军政大学(实为红大第二期),校址由陕北保安迁到延安,我任抗大第七队队长兼军事教员。当时由于抗大教员不足,中央领导就常根据自己的擅长和抗大教学的要求到抗大授课。朱德同志给抗大学员讲过“党的建设”、“红军建设”等。由于这是第一次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办学,尽管条件艰苦,没有大图书馆、演习场,连容纳三五百人的大课堂也没有,但仍比红军时期的条件好多了。我们除了紧张的学习外,还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各学员队和校直属三大部都组织了篮球队或排球队。
        朱德同志除到校讲课外,也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经常参加住在延安城内的抗大篮球队的活动。在抗大,从国统区来的学员中有不少人篮球打得很不错,红军干部中也有喜欢篮球的。于是,他们商议自发成立校篮球队,带头开展体育运动,活跃学校气氛,并通过进行比赛,联络感情,交流经验,促进友谊。大家经反复研究,决定邀请朱德同志担任篮球队队长(后为名誉队长),以便更好地开展篮球运动。商议好之后,球队派代表向朱德同志汇报组织校篮球队的设想,并推举他为队长。朱德同志说:“篮球是军队中比较容易普及的一种体育运动,应该组织推广,我支持抗大建立一支校队。另外,我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但我不担任队长。”经再三请求,朱德同志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了。就这样,“朱德篮球队”诞生了。朱德同志为篮球队的建设花费了很多精力,想了很多办法,如从西安购置篮球、运动服和球鞋,协调将原延安师范学校的操场改建为篮球场等。他还向队员讲遵守体育道德重要性,强调篮球队要讲纪律,等等。那时朱德同志已40岁出头了,是延安红军将领中年龄最大的之一。由于他是红军总司令,年纪偏大,因此每当他上球场,队员们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难得和朱德同志打球,紧张的是怕不慎把他撞伤。这样,在和朱德同志打球时,只要球在朱德同志的手里,其他队员就不上前抢夺,当他带球进攻投篮时,队员往往会主动避让。朱德同志发现了这种情况后,严肃而慈祥地对队员说:“我们红军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大家都是同志。在球场上大家都是队员,身份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再说,打篮球是要比输赢,打出水平,打出风格,更重要的是锻炼身体、锻炼意志。所以,我们打球必须遵守球场规则,当仁不让。”此后,朱德同志完全以普通队员的身份出现在球场上,有时有人抢球撞到他时,他总说“不要紧,不要紧”,而当他碰撞别人时则说“对不起,对不起,撞疼了吗?”他严于律己,礼貌待人,深得队员们的爱戴。在“朱德篮球队”的影响下,球类运动蓬勃开展起来,给延安紧张的工作学习生活增添了乐趣。

向朱总司令讨教“游击战术”
        1937年,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朱德同志任八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同志率部开赴山西抗日战场,与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一起进行抗日救国战争。根据洛川会议精神,我军在华北战场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且实行发动群众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八路军进入抗日战场后不断取得胜利。如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取得胜利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二○师取得雁门关战斗的胜利,一二九师袭击阳明堡敌人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以及神头岭、响堂铺等伏击战的胜利,接二连三的胜利大大振奋了人心,鼓舞了斗志。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依靠群众,动员并武装人民群众,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谱写了我军民抗日的新篇章。
        1938年冬,由于抗日形势蓬勃发展,爱国青年学生涌向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增多,中央军委决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大分校,以便通过分流就地就近吸收青年学生,避免青年学生去延安时遭国民党军的拦截,这样还能及时吸取抗日前线作战的经验,把理论与实践更有效地结合起来,学以致用,故而成立了抗大第一分校和第二分校。
        1939年初,抗大第一分校由抗大庆阳分校、洛川分校、抗大第一、四大队和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等组成,有3000余学员,编成7个学员营,迁到晋东南长治地区之屯留、潞城一带的古县、冈上等村。那里距离八路军总部约20来华里,便于我们有事向总部首长请示。当时我们和八路军总部的作战科长罗舜初、训练科长李寿轩等都很熟悉,如有事要找总部首长,我们就请他们帮助联系。他们也很热心,使我们能及时得到总部首长的指导和关照。我们分校由初到该地区的7个学员营,后编成3个支队(团)。第一、二支队各辖3个普通科学员营,每营有4个至5个学员队。第三支队辖3个营,其中,第七营为特科营,有炮兵、工兵、防化兵和机关枪队;第八营为教员训练队、区队长训练队、两个女生队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卫立煌部的干部轮训队(主要学习抗日游击战);第九营是两个铁路工人队和两三个普通学员队。开始,第三支队由校长何长工兼任支队长,周纯全副校长和我担任第八营游击战课的教员。起初,我任抗大第一分校军事总教兼校刊编辑主任。刚开学不久,我就被八路军总部派往浮山为山西决死队干部讲授抗日游击战术,不过时间不长就返校了。
        1939年4月,我被任命为抗大第一分校第三支队支队长兼国民党第一战区干部游击战训练班的教员。由于国民党军队派正规军按正规战战术打游击,在优势装备的日本侵略军面前常受挫折,而八路军的游击战则屡屡得手,于是卫立煌主动找八路军总部商议,说他们准备派人员到这里学习抗日游击战术。八路军总部首长同意了,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们抗大第一分校,而分校领导又把培训任务交给我们第三支队。
        八路军这时所实施的抗日游击战大大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为了讲好这门课,校首长何长工、周纯全要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总部请教朱德同志,因为朱德同志曾经讲过抗日游击战术。到八路军总部找到朱老总,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过去我们对游击战的解说是:游击战是区别于正规战的一种不正规的作战形式。当前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对游击战都有新说法。如一二九师说,“游,就是走;击,就是打。游而不击就是逃跑主义,击而硬碰就是拼命主义,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游要击才是正确的”。一一五师提出,游击战法是“哪里好打,打哪里;哪里好走,走哪里。怎样好打,怎样打;怎样好走,怎样走”。这些提法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但当前怎样把游击战讲好,我们没有把握,学校想请您为我校干部、学员讲一次抗日游击战术课。朱德同志听后说:“关于抗日游击战,我曾经口头讲述过,陆定一部长作了记录,你去找陆定一同志好了。我现在很忙,很难抽出时间。”事后我就去找陆定一部长,遗憾的是他下部队调研去了,没能见着。那时大家都非常忙碌,朱德同志作为八路军总指挥就更忙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找他。
        为了讲好游击战术这门课,我到一二九师向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讨教,让他们介绍开展抗日游击战的经验,又到三八六旅陈赓旅长处了解八路军在山西战场游击战的经验等。我把讨教来的经验,进行综合研究分析,找出规律,上升到理性认识。另外,我还通过与从第一战区来校学习的学员座谈,了解他们打游击的情况。
        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必须办好游击战术短训班,尽力搜集有关材料,讲课时尽量做到有的放矢,使学员有收获,以此表明我们的合作诚意。我曾对友军学员说,八路军进行的抗日游击战是与正规战相对而言的一种非正规的作战方式,是弱小国家、民族和人民对付强大侵略者以求生存和发展壮大的一种消耗战的作战方法,具有高度的主动性、灵活性、流动性和
进攻性特点。它的主要作战形式是:对运动之敌进行伏击,对驻止之敌进行袭击,对敌方的重要建筑物,如道路、通信、桥梁等进行破坏等。游击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才能向运动战发展。游击战不是孤立的,必须向正规战发展,才能歼灭敌人,转换战局,达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作战目的。
        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总部的信任,我接受任务后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认真而努力地完成该短训班的课程,讲课效果很好。学员回部队后向卫立煌汇报了学习情况,并在实战中取得成功。为此,卫立煌致电朱德同志表示感谢。
        一天,朱老总到抗大第一分校,在接见全体教职员工的大会上,他突然问何长工校长:“卫立煌给我电报说:抗大有位教员讲游击战,讲得很好,学员称他‘游击大王’,他是谁呀?”何长工校长指着台上就座的我说:“就是贾若瑜。”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朱老总边点头边用手示意我坐下。从此,我的“游击大王”的称号就传开了。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明白,这一课之所以能讲好,主要归功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和部队的战争实践。
        1939年夏末秋初,日寇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抗大第一分校从上党平原迁到太行山区的平顺、凌川地区,随后又迁往山东,此后我们就很难见到朱德同志了。

朱总司令当主考官
        1952年,我到北京汇报山东设防情况(我时任山东军区参谋长),彭德怀同志突然问我:“你行李带来没有?”我诧异地回话:“我住在北京饭店带什么行李呀!”彭总说:“你调到军委作战部工作。”我说:“我没思想准备。”彭总说:“这要什么准备,给你一周时间,回去把工作作个交代就来上班。”我调到作战部工作后,与朱德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不过由于大家都很忙,没有闲聊的机会。
        1954年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第一期学员毕业,军委组织了考试委员会,朱德同志任考委会主席,萧克、陈士榘、谭家述和我被任命为主考。这段时间,我们在朱德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遇到问题就直接向他汇报请示。朱德同志还让南京军事学院选派陪考、监考各4人配合我们工作。
        当时,南京军事学院的考试制度很严格,基本系的学员只有通过国家考试委员会考试,才能领到毕业证书。
        其间,我负责的考场发生一件事。有位师长学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的,作战非常勇敢,身上留了不少伤。由于他英勇善战,从一名战士逐步晋升为师长。新中国成立后,组织根据形势的发展,把他送到军事学院学习,提高军事理论水平,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深知组织对自己的关爱和培养。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没有上过学,是个文盲,后来在部队里认识了一些字,看文件、报纸还可以。入学后,他学习很努力、刻苦,理解能力较强,只是文化水平太低,文字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很差。而考试时要按教材的内容和教员授课的条条框框进行表达,这对他来说着实困难。这是当时工农干部存在的普遍现象。我根据考前摸底时所了解的情况,感到这位师长要通过国家考试很难,很为他担心。
        考试开始,学员都是单独入场,抽签自报试题编号,给20分钟时间准备。考试时,主考、陪考、监考(有人把它叫做“三堂会审”)同时翻开试题原案听考生答题。轮到那位师长时,他回答的内容基本正确,只是阐述时出现了有的原则次序颠倒、条理不顺的情况。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我给了3分(当时是5分制),这是及格分,而陪考、监考各给2分加,三个数平均起来仍不够及格分数。怎么处理这个考分问题,我有些作难。我们就去找朱德同志,如实反映情况,请考委会主席定裁。朱德同志认真听了我们的陈述,在了解分歧点之后,沉思片刻后说道:“可以及格。”当时,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很紧张,要求很严格,刘伯承院长严于治学是有名的。这次朱德同志给了及格分并非降低要求,而是从该学员的实际和答题的整体情况出发,认为该学员理解了试题的内容,原则上作了正确的答复,只是力不从心,出现条理交错或倒置,这是文化水平低造成的。军事理论在于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因此可以给他及格分。朱老总的拍板不仅解决了主考人员的争议,更重要的是对下工夫学习的工农干部的肯定和鼓励。

为军事博物馆捐献文物
        195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军委组织正师以上干部在三座门礼堂召开“反教条主义”的会议。当时我已借调到军事科学院参加筹建工作,任战史部书记、副部长,也去参加了会议。大会由毛泽东主持,林彪在会上发言。会议原本是批判“教条主义”,林彪却把矛头突然指向坐在主席台上的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与会的同志都十分惊讶,我也感到很奇怪,不知怎么回事。可是朱德同志耐心倾听,不动声色。他那种遇事冷静、沉稳的秉性着实让人敬佩,大将风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久,党中央、中央军委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批准筹建十大建筑,军事博物馆是其中之一。我奉命参加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建馆,历史文物是物质基础,为此,我们就在全军、全国征集与军队有关的历史文物。我们首先从党中央、国务院、军委和各总部、军兵种开始。我们登门找朱德同志。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说:“你们提出来,只要我这里有的,你们就拿去。”朱老总诚挚亲切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从他那里取了20件文物,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获得的一枚金质奖章,还有刻着“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的三号驳壳枪等。他除了捐献文物外,还亲自到军博审查布展的情况。当他看红四方面军展板时,赞同我们陈列的内容,并再一次强调团结问题。他要求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说加强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是我军强大的力量。
        军事博物馆建馆后各大军区送来许多花木,昆明军区送了几百盆名贵的木本花,这些南方生长的花,在北方不提供合适的生存条件是很难成活的。当时我们没有地方放,就在警卫师院内搭了个大棚,暂时安放这些堆积如山的花。可是一过冬,这些名贵的花木就被冻死了。此后,我们就向总政要了莲花池一块地盖了花房,解决军博绿化和大厅馆所需花卉的问题。军博有了花房后,朱德同志就把他养的几百盆名贵兰花送给了军博。此后,朱德同志几乎每隔一两周就带着秘书潘开文同志(红军干部)到军博花房观赏兰花。他还亲自教花房职工栽培兰草,传授管理的方法。朱老总每当去军博,潘开文就给我打电话,接电话后我会赶到莲花池花房陪朱老总参观。
        起初,花房连休息的地方也没有,朱德同志并不在意,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朱老总这么大年纪了,到花房没有歇脚的地方,怎么说得过去呢?由于他来的次数多了,我们研究决定盖个草亭子,既可挡挡日晒,也可坐下休息。我和朱老总曾在这个草亭子中留影,遗憾的是这张珍贵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去向,草亭子也在批判声中消失了。这些名贵兰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批判浪涛声而消失,真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是我与朱德同志在花房接触过程所留下的记忆是深刻而难忘的,他那么厚道、慈祥、可亲,是我们永远敬爱和学习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是髦耋之年的朱德同志也未能逃脱受迫害的命运。那时,我们命运相同,自然无法相见。
        1976年夏,我已到军政大学工作,当我正率军事系学员在张家口方向作业时,突然传来朱德同志逝世的噩耗,不胜悲痛,往事不断涌上心头,含泪写下《悼朱德元帅》五律诗一首:

边城闻噩耗 华夏尽含悲
风寒天柱折 云冷劲松摧
儒将来蜀水 奇谋定风雷
挥师九州定 举帜万姓归
德义千秋颂 丰功百代碑
严词斥秦桧 笑语赞岳飞
毕世开伟业 三军凛余威
一朝古今隔 空自看旌麾

       (来源:《百年潮》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