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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吴 德:我在延安五年

        1940年6月,冀察晋分局所属的冀中、冀晋、晋东、冀热察各区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全部集中,准备赴延安。同行的还有给延安送的新兵200多名,晋绥一二师给冀察晋运送物资返回的两个连。队伍在向导引导下越过日军占领的同蒲路,到达白水村。在村头山坡要进山时,突然遭到日军的伏击,队伍被打散了。我与冀中的代表侯玉田一起,他在冀中有打游击的经验,不走大路,从坡下田埂中寻小路走。不久就和李葆华、陈伯钧、孙致远等碰到一起。我们一直走到天快亮时才进了山,到达了晋绥也就是晋西北根据地。
        我们到了晋绥司令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安排我们休息了好几天,重新给我们配备了马、被服,派部队护送我们,由晋绥经过米脂、绥德、清涧一路到了延安。

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我们一行人到了延安,就向中央组织部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云,副部长是李富春,我们被安排住在组织部的窑洞里。当时延安城还很完整,以后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中央就搬到延安城周围去了。
        我到了延安,首先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听汇报的有毛主席、任弼时,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也在,刘少奇有事没参加。我主要汇报唐山开滦煤矿同盟罢工以及冀东暴动前后的情况。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很重视。我汇报时主席坐在他那个躺椅上,当我说到节振国事迹时,他立身而起,说:“这个人很勇敢,这样的人容易牺牲,你们要保护好他!”毛主席还让我在延安很多部门去做报告,报告冀东的工运情况。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主席让讲就各处去讲了。
        原定七大在1941年召开,但一是代表没有到齐,二是党内对王明错误路线的认识还没有统一,七大推迟召开了。

在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
        我到延安不久,被分配到中央的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主要是做敌占区的城市工作,书记是周恩来,副书记是康生,康生主持日常工作,我是秘书长。同时又从其他地方调了几个同志到委员会工作,有冀晋区的栗再温;晋绥的张家富;东北的李范伍;上海的两个代表,其中一个叫卢伯明。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有个研究小组,负责人有张稼夫(晋绥中央分局的宣传部长)、李范伍(后任黑龙江省省长)、卢伯明等。
        敌后城市工委的工作范围分几个组:东北组、上海组、平津唐组,主要是日本敌占区,地下工作是比较危险的。国民党统治区由南方局负责,不属于这个范围。那时上海、锦州、沈阳、平津唐等都有城市工作委员会,上海先是刘长胜,以后是刘晓;北平是葛琛;天津是严子涛;唐山是宋敏之,严子涛还管着铁路。
        敌后城市工委贯彻抗日统一战线,反对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对敌后城市工作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相结合、敌后城市工作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让秘密工作隐蔽在广大的群众的掩护之下。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敌后工作方针,敌后城市工委采取办学习班的方法,由栗再温主持,从各方面调来和敌后有关系的同志参加学习,经过训练之后派出去做地下工作。
        1941年9月,中央成立情报部,它是现在安全部的前身,部长是康生兼任的,副部长有叶剑英和李克农。情报部主要是获取和研究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战略情报。情报部下设四个室:第一室是办公室,由冯宣和师哲负责;第二室是管干部的,负责训练派遣,主任是陈钢(后来在西南局);第三室管军事情报,主任是许光达,副主任有李涛、方强;第四室管政治情报,主任由李克农兼着,我兼第四室的副主任。当时中央的情报部门还有一个农委,负责人是吴德峰。农委不是管农业的,是管交通的,负责敌后及国统区的交通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联络。
        情报部在枣园,那个地方很神秘,一般人不让进去,办公和睡觉的地方都在一块。苏联还有一个情报组也在那儿。条件很艰苦,办公室就是一个个窑洞,是我们自己动手打的。伙食上吃上小米就不错了,土豆加点儿盐是顶好的东西。后来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情报部也参加开荒、纺线,种的都是小米,一亩产七八十斤,伙食得到改善。

参加延安整风
        为了统一全党对王明“左”倾路线的认识,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中央情报部成立了整风办公室,我兼办公室主任。在延安整风过程中,主要内容是整风学习、审干、肃反。
        我参加了整风学习,学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的文件,肃清了王明路线的影响,统一了认识。总起来讲,去延安的时候,对路线问题不太懂,经过整风学习,对过去的路线问题有所认识。
        审干,就是审查干部,七大代表都要审查,我们审查人家,自己也被审查。接下来就是肃反,那时投奔延安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这些人都要审查,审查有特务就要肃反。投奔延安的人,有的是从大后方来的,有的是从敌占区来的,特务是极少数。当时在肃反中所审查出来的“特务”,绝大多数搞错了。
        那时候最大的错误就是肃反中搞的“抢救”运动。当时正是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形势紧张。这时候审干阶段出现偏差,对审查的人说,你如果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就赶快坦白,这是为了“抢救你们”,所以叫“抢救失足者”。所谓“抢救”运动,就是搞“逼、供、信”。开大会,逼他坦白,那时不动武,但开揭发会,群众大会,制造政治压力,犯了“左”倾错误,造成肃反扩大化。
        毛主席搬到枣园后,中央机关经常在每个星期六组织一场小晚会,就是跳跳舞,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我们组织个乐队,舞伴就是西北公学的女学生。有次跳舞休息的时候,我问毛主席,现在肃反有那么多的特务吗?毛主席跟我讲,抬头走路,看不到蚂蚁,那么低头一看呢,净是蚂蚁,就是特务如麻吧。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说现在搞错了一部分,灰锰氧洗澡,灰锰氧放多了,烧了皮肤。这是一个。再一个是讲古城会。他说,古城会时张飞他们不是打散了嘛,关云长投降了曹操。曹操对关云长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争取他。不是常讲关云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嘛,这就是赞美他的,实际不是真投降,关云长最后不是过五关斩六将嘛。当时张飞在古城,刘备投了袁绍,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以后到了古城,张飞不让他进城。关云长后头有追兵蔡阳,就在古城斩蔡阳。经过这样一个事实,经过皇嫂的说明,张飞才开城,把他们迎接过去。这出戏叫《古城会》,就是讲关云长投降曹操后,张飞只知道他投降,是真是假不知道,一直到他出现了以后张飞怀疑他,不让他进城,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有原则性?应该说张飞是有原则性的。在那个情况下怀疑一下关云长,也是可以的嘛,因为关云长公开投降了曹操嘛。
        毛主席接着说,坦白的这里边有真有假,开大会时好多人跳到台上去说自己是特务,坦白交代,我不太相信。主席又讲,我们在审干肃反里边有“逼、供、信”,这些都需要进行一次甄别工作,叫做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进行甄别,错了的进行赔礼道歉。和毛主席谈话之后,组织上派李克农找我,要我帮助去做西北公学的甄别工作,按照毛主席讲的,做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西北公学原来是社会部培训干部的学校。肃反时,把延安各部门、各机关认为有问题的、问题不清楚的,一部分集中到党校,一部分集中到西北公学。我是1943年10月份去的,西北公学的校长是李裕民,分了五个班。一班班主任是王涛江(后任中调部副部长);二班班主任是冉志恒;三班班主任是汪东兴;四班班主任是从上海调来的卢伯明,副班主任葛琛;第五班是女生班,班主任是毛诚。那时成立了甄别小组——秘书组,组员有凌云(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安全部部长)、王(后任中调部副部长)、晋巩(后任中调部局长)等。那时的甄别工作很难做,一直到1945年我离开延安,还没有彻底搞完。
        “抢救”运动绝大部分是搞错了,毛主席及时地在“抢救”运动之后发现了这个问题。跟我谈话之后,他召集会议谈了关于肃反审干的九条方针,并且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并且在开大会的时候亲自向搞错的那些人鞠躬,赔礼道歉,这才得到纠正。

奔 赴 东 北
        党的七大对王明错误路线做了结论。七大以后全党的认识比较一致了,更加团结了。七大的时候,中共提出要争夺东北的问题。东北背靠苏联,回旋余地很大,又是重工业区,能够在这儿站住脚,就可以更好地对付国民党。七大开完之后,代表们都陆续回各根据地了。我没回冀东,一直在延安工作。日本投降以后,整个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红军占领了沈阳、长春、哈尔滨、承德、张北这些地方。为了争取东北,使中共在东北站住脚,从各个解放区调了12万部队去东北,有晋察冀的、山东军区的、新四军的、冀鲁豫的、晋绥的,甚至陕甘宁的。赶赴东北的干部就有2万多人,延安也抽出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在西北公学被甄审的那些干部,也不甄审了,都派去东北,在实际工作中检验。
        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回来后身体不好,休息了一个时期,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跟我们谈,打算成立冀热辽分局,准备把国民党的部队阻击到长城以外,派我去冀热辽分局任组织部长。我临走的时候又到毛主席那去告别,主席正在跟朱瑞谈话。我对毛主席说,我要走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主席说,刘少奇和你已经谈过了,欢送你们出征吧!
        1945年九十月份,我奔赴冀热辽分局,离开了工作五年之久的延安,投入到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战场。

       (来源:《百年潮》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