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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高耶夫:抗战时期的延安保育院(一)

        延安的保育事业开创于抗日烽火时期,在党中央的关心领导下,在从事保育工作的教职员工的努力下,为养育、培养革命后代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留下一段不能忘记的历程。

创建延安托儿所,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
        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陷,无数同胞被杀戮,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众多儿童失去家园,失去父母。面对无数遇难儿童的悲惨境遇,中国共产党人奔走呼号,吁请各界贤达、海内外仁人志士伸出手来,共同拯救战区难童,并于1937 年3 月在延安城南柳林子办起了延安托儿所,倾其所力,额定收容婴孩20 名。这是延安最早的托儿所,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最早的幼托机构,以收容抚养战区难童、烈士遗孤、出征将士子弟、革命干部子女为宗旨;以解除妇女干部繁重的家务,免去革命干部、出征将士的后顾之忧,鼓励壮丁上前线,培养优秀的民族后代、革命事业忠实可靠的接班人为保育教育的目的。延安托儿所于3 月7 日创办,最早收容的婴孩有:毛姣姣(李敏)、罗小金(李铁映)、谢丁丁、陈小胖、傅维芳、贾丽丽、王苏苏、秦新华等人。
        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抢救战区难童已成为中国战时重要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推动下,经周恩来、王明、孟庆树、邓颖超、宋庆龄、何香凝、李德全、史良、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等奔走呼吁,联合各党派、民主爱国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组织抢救难童的工作。历时两个月的筹划,于1938 年3 月10 日在汉口圣罗依中学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恭请宋美龄先生出任理事长。消息传来,延安军民热烈响应。在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协调下,由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小学、延安托儿所等12 个团体和蔡畅、徐明清、成仿吾、高朗山、史秀云、徐特立、萧劲光、毛齐华、滕代远、沙可夫、艾思奇、何思敬、林彪、高岗、丁玲等60 余人共同发起创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1938 年7 月4 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成立大会上选举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邓颖超、孟庆树、许广平、刘群仙、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王汝淇、曹孟君13 人为名誉理事;康克清、蔡畅、张琴秋、徐明清、史秀云、杨芝芳、丁玲、吴瑛、李芝光、张范、江兆菊、吴文瑜、李玉婷、刘秀梅、褚友仁、陈璧如、凌莎17 人为理事。会议确定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受中共中央妇委领导,为中共中央管理局下属(1941 年以后交由边区政府民政厅管辖),会议推举杨芝芳为保育会会长,丑子岗任秘书,吴瑛负责宣传,褚友仁分管保育。
        为扩充托儿所,改善与开创边区儿童保育事业,边区政府确定每月为边区保育院拨出经费100 元、开办费200 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 元。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项英副军长、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及王明等中央领导同志与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领导机构与个人合计捐赠863 元,使托儿所的扩充建设得以顺利进行。除原有18 名婴孩外,1938 年8月20 日开始接收儿童入院。
        扩充后的儿童保育院为了保证幼儿有较好的生活条件,门窗安装了纱布和铁纱,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份用具、床和被褥。视年龄不同,有牛奶、鸡蛋、代乳粉、麦片、大米稀饭与蔬菜等食品。保育员昼夜三班轮流看护。

建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
        1938 年9 月5 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决定筹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可以收容500 名儿童。
        同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就边区儿童保育第一院的创立、经费、院址、组织、生活、卫生、保育教育工作状况等做了全面介绍。《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保育我们后代的战士。”毛泽东为边区儿童保育院成立题词:“儿童万岁。”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边区儿童保育院第一院于1938 年10 月2 日正式建立。定名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保育院开放三日,参观者日有百余。朱德、王明、项英、孟庆树、艾思奇、丁玲等对该院都给予了宝贵的意见和鼓励。
        保育院初创时期,有工作人员19 人,由边区保育分会秘书丑子岗主持料理扩充建院事务。10 月成立时已有婴孩57 名,第一任院长李芝光到职(1938.10— 1939.12), 后来有陶汲波(1939.12— 1940.6)、丁彤(1940.6— 1941.3)、凌莎(1941.3— 1945.5)、黄杰(1945.7— 1946.8)、杨芝芳(1946.8— 1971.1)先后担任院长。最早的保育员有李惜春、王玉兰、白如璧等,她们都是陕北的女红军。随着保育生的不断增加,保育员也增加到几十人,早期的保育工作者中有韩俊哲、郭玉萍、黄海明、王茜平、曹和静等人。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郭玉萍在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与边区政府的奖励。黄海明还担任了保育院的领导职务。在极端闭塞、艰苦、困难的情况下,陕北红军老战士、总务科长白占玉克服自身伤残开展生产自救,保证了全院儿童、职工的主副食供应。为保证孩子们的安全,1938 年11 月10 日,保育院迁往延安北75 华里的安塞县小草峪村。
        11 月20 日是个星期天,日军飞机突然轰炸延安。高高的城墙、繁华井然的街道顿时变成一片瓦砾。保育院接收了空袭遇难家庭的儿童十余名。为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这时保育生已增至86 人,职工也相应增加。年底,边区政府决定将已经疏散到吊儿沟、赐儿沟的边区中学附属小学并入保育院。为此,保育院在幼稚部、婴儿部的建制上又增设了小学部。“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的名称便是由此得来。
        总会承诺,保育院自诞生之日起按500 名生员拨给经费。1938 年10 月7 日,总会汇来开办费5000 元、至1939 年4 月的经费5486 元。同时,儿童入院私人津贴每月拨给3 元至5 元(幼稚班3 元,婴儿班5 元。有的资料记载幼稚班2 元,婴儿班3 元)。小学部从此有了固定经费,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基础。

建立新址,条件大改善
        小草峪村是延河川道东沟里的一个小山村。有八九户人家,合计不到20 孔土窑洞,分布成三个居民点,五个分散的院落。背靠黄土坡,门前只有能放柴火的小院,没有院墙围栏。几步之外的坡下便是能走牲口的大路,路南便是两三丈的深沟。虽然防空隐蔽好,但地势狭小,环境闭塞,家畜在院子里乱窜、乱跑,尘土飞扬,鸡飞狗叫,严重影响保育院的教育、作息、生活管理和安全。没有游戏场所,不利孩子身心发育,更无法满足众多家长儿童日益增多的寄养要求。小学部并入保育院后也随之迁来沟口,给群众的生活生产带来诸多不便,尤其保育院的儿童就医成了突出的困难。
        随着出征军人子弟和来自战区的难童不断增加,婴幼儿入院、家长探望、物资粮秣运输、经费领报以及婴儿就医等许多问题,严重限制了保育院的收容和发展。经中央妇委批准、边区政府拨款,从1940 年初开始在延安城北20里的李家洼选址新建。时任院长的陶汲波一方面主持保育院日常的保育教育工作,一方面督导新院址建设,两地相距50 里,来回奔波。总务科长白占玉日夜守在工地上指挥。
        1940 年秋,新院址建成。9 月,第三任院长丁彤组织带领全院儿童顺利迁入新址李家洼。从此小学部、幼稚部各有定居。
        保育院成立一周年时,累计接收东北、华北、华东、华南敌后难童300 多名。原来受地域所限,只能容纳90 名。现在院址扩大,设施改善,入院儿童猛增。1941 年8 月,中国女子大学托儿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先后并入保育院。保育院又开设了乳儿部。院内儿童由90 多名增加到280 名,工作人员增加到120 名。
        中央妇委派出凌莎接替丁彤为第四任院长。进入新院址,保育院孩子们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在这里他们有宽阔的场地可以尽情地奔跑,挽起手臂做游戏,一排排坐好听故事,拍着手唱儿歌。有人回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偶尔才唱,隐约记得歌词是: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它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

        保育院小学部和全边区保育生还会唱的是《跟着毛主席天天向上》和《我爱总司令》。歌词刻骨铭心,分别是:
        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弟兄小姐妹拍着手儿来歌唱,太阳太阳真正光亮,我们跟您天天向上。
        毛主席像妈妈,他比妈妈更慈祥。小兄弟小姐妹来吃妈妈的奶浆,幸福长大身体健康,保卫边区把敌人杀光。
        毛主席像明灯,他比明灯更光明。小兄弟小姐妹跟着明灯向前进,团结友爱努力奋斗,收复失地驱逐日寇。
        八路军、抗日军,百战百胜天下闻名,朱德将军就是他的总司令。
        朱德总司令,真是有本领,指挥打日本,打得鬼子叫头痛。
        朱德总司令,真是爱人民,他教战士们不动人民一根针。

保育院教育方针的制定,毕业生开始走上革命岗位
        1939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其中关于保育工作的指示为:“保育对象为边区党政军干部子弟、烈士遗孤和战区难童。实行全部免费的学前教育。”“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和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教育方针是:“锻炼儿童革命的观点与作风;培养儿童活泼愉快的心情,健康坚实的性格;陶冶勇敢老实的个性;增进儿童知识,训练手脑并用,使之成为未来新中国健全的主人。”遵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教育宗旨,实质上是争取为抗战胜利,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培养有民族觉悟、民主思想、有现代生活的知识技能、能担负抗战建国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依此制定的保育院小学部的教育方针是:
        1. 在国防教育中使儿童身体头脑和个性得到健全的发展。
        2. 在国防教育中,激发儿童的民族觉悟,培养儿童的社会意识,并养成革命的精神。
        3. 在国防教育的教学下指导儿童求得日常生活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成为抗战中大众教育的传播者。
        4. 在国防教育的教学下,提高儿童民主政治的思想,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
        5. 指导儿童在集体生活中养成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
        6. 指导儿童在学习中发挥儿童之独立性、创造性、积极性,使之成为抗战建国的儿童干部。
        小学部建址于白家坪,在校长吴燕生领导下,开始了全新的教育与稳定的发展。小学部有着以教育为主,兼有保育抚养的特殊性。每月向保育院(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汇报儿童保育教育情况,领取一定数量的经费,定时向边区政府、边区政府教育厅汇报儿童教育身心发展状况,还向边区青救会反映学校少先队、儿童团组织发展与活动状况。吴燕生校长贯彻了边区政府确定的保育教育精神,并具体参与制定了小学部的教育方针。围绕这一方针,吴校长撰写了保小校歌和吃饭歌。一日三餐,每餐都要列队,先唱吃饭歌,强化爱惜和节约粮食意识,增强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品德。直到现在,当年的边区保育生每
当开饭,无不默念吃饭歌和校歌。吃饭歌和校歌歌词分别是:

        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当加倍努力,服从纪律用功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明天为祖国出力。
        为了自由,为了解放,我们要努力!努力!加紧锻炼,勤奋的学习。我们要记住:现在是边区的小学生,将来是中华的主人。同学们亲爱团结的携起手来,新社会等待我们去建立⋯⋯

        吴校长亲自主持制定八字校训:亲爱、团结、勇敢、活泼。这八字校训成为小学部全体师生多年遵循的行为准则。大同学帮带小同学,是吴校长首创的互助友爱活动,推行到全边区的保育教育中。
        1939 年制定的小学规(教)程还规定:“小学教学应力求适合儿童身心发展;注意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之联系,以启发其自动性、创造性与独立性。”“使一切课程适合抗日建国的迫切需要,取消不适合战时需要的课程,使一切课程及其配备方法都以抗战为中心,以求学生能在最短时间内学得战时急需的知识技能,使他们一离开学校就可以用所学的东西,为抗战建国服务。”保育院将已到学龄的儿童输送到小学部。每次少则十几名,多则二三十、四五十甚至更多。届时保育院派出保育员陪伴孩子们前往小学部,待他们适应了小学部的学习、生活作息环境后才放心离去。1939 年底进行了第一次成批输送送往小学部的孩子共八名,他们是:毛海英、徐宁、雷励、张仲华、吕东晔、白莲生(白洁)、惠英娥、黄义先。在此前后个别送到学校的还有宣平平、黄曼曼、董静、郭自强、张玉珍等。
        1939 年,小学部的学生不断增加,也不断有人被调出参加抗日除奸工作。他们已成为“能担负抗战建国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开始了“用所学的东西为抗战建国服务”。这一年,第一次调出七人,分别是:毛华初、毛远志、白新才、李宾、段传新、杨香梅、韩树元。他们被调往中央军委三局,从事机要报务工作,成为党的耳目。同年,刘允斌、刘爱琴、陈祖涛、高老虎(高毅)、蔡转转、罗西北、王继飞、朱敏、李敏等先后去苏联学习。还有人被调往文教部门,组织发动工农兵到基层开展扫盲识字教育运动。
        1940 年夏,保小第一班毕业。此前小学部虽曾不断输送优秀学生和大龄同学参加抗日除奸工作或出国学习,但这年夏,六年级修业期满核准毕业实属首次。当时正值徐特立主持创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设本科、预科、中学部、补习班)向各方面招收学员,上级遂决定将五、六年级四个班中学习优秀的同学和三、四年级中年龄偏大的同学与应届毕业生一起保送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六年级两个班一起毕业了,毕业生有:于龙江、陈涌岷、陈英、李鸿亮(李奈)、郑睦熙(陈宾)、刘艾生、刘焕生、谢巧华、谢绍明、于龙汕、汪道河、马正方、杨国富(杨欣)、赵文、李红年(杨文)、聂承在、聂春志、邓维琛、付应泉、张耀世、仇寿华(倪守华)、孙纪慎、高耀士(廖于群)、张树才、方征25 人。五年级两个班中的刘德才、王子霞、岳勇、白瑞媛、刘力群、方薇、白瑞熙等也一起毕业。四年级中年龄大的郭官位(郭怀鹏)、郭洪波、史炳云(任平)、张鸿俊(江波)、张秉智(江浩)、彭明元、程惠莲(程浩)、李虎(李杰)、白天林(白治斌)、李秉贵、李秉勋、赵相容等20 多人,一起被保送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学习。
        1941 年四五月,又有15 名学生被调去中共中央军委三局从事机要工作。他们是郭明远、李延春(李茂春)、祝新民、郭会、刘理智、张文忠、田敬文、王丕芬、强中楼(强虹)、马汝诚、李宾让、张怀静、呼世德、马麒麟、毛瑞芳。同期,郎宗岳、蒋祖林、王玉林、齐燕华、赵安仁等20 余人,先后被调往文艺团体当小演员。远在绥德的分区干部子弟学校也在这一年的5 月调出李新章、高庆丰、郭怀智、高耶夫、白光文、高在明、常增福等10 余人,去边区青救会青年剧团工作。
        一批又一批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保育生,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走上抗日斗争与边区建设岗位,当时的小学部实际已经为党培养着革命工作人员,是一所新型的初级干部学校。

形势发展,保小增加
        保育院小学部仍然拥挤,无法再容纳生员。1940 年秋, 绥德开办了干部子弟学校,除了接收当地烈、军属子女外,还接收来自华北敌后的战区难童和革命干部子女在这里入学,这使延安保育生形成了分流。该校初创时校址选在城东20 里无定河下游的白家硷村,最早的学生有高庆丰、李旺兴(李精林)、白升云、高在信(高耶夫)、郭怀智、李新章、常增福、高黎、高锦亮、高琳、高在勇、高在明等。代理校长是宋常华,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高波。10 月,学校回迁至城东五里的辛店村。当时的名誉校长是杨和亭,校长是袁溥之,教师有马绍良、高锦涛等人,新到学生孟在朵、贾兰新、刘鸿鹏、贾玉相、贾翠相、刘春莲( 刘波)、刘蔚文、王黎明、王利华、李雪峰、李雪梅、刘良贵(郭建功)、张海英(张博)等100 多人。此时,将学校定名为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干部子弟小学(后称绥德保小),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二所保育教育性质的学校。
        1941 年初, 新四军在北移途中, 遭国民党顽固派伏击,除少数突围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他们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辗转来到延安,有些进了中等学校,如李鹏、刘思齐(刘松林)、刘允若、任远志、叶选平、彭启超、叶华明、叶正明、赵呈琳、高仰光、刘波、易达美、周家壁等。虽然有的直接进了中学,但保育院和小学部的保育生还是陡然增加了许多。继1940 年绥德开设分区干部子弟学校后,1941 年秋, 延安开办了八路军抗属子弟小学,以后又开设了洛杉矶幼儿园、边区第二保育院、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边区第二保育小学和分散在各机关、部队、学校的十几所幼儿园、托儿所。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开设了中学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设有儿童队,共同收容战区难童、烈属军属子女、抗日军政干部子弟、爱国民主人士子女、驻地工农子弟和学龄儿童。保育生增加了,保育机构也在增加,而保育总会只按500 名保育生拨给经费。事实上,仅延安一地的保育生就有2000 至3000 人。面对经费拮据与管理困难等具体问题,中央妇委、中共中央管理局本着“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精神,确定将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保育院及其他保育机构交边区政府。边区政府民政厅增设保育科,任命杨芝芳为科长,负责管理、筹措经费,协调领导儿童保育教育工作。边区保育生无不敬仰这位慈祥的杨妈妈,她一生从事党的儿童保育教育事业。
        结合边区小学的教育改革经验,1941 年秋,小学部实行编级测验,全校学生按成绩编班(不计较年龄大小)。小学部把六年四二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改为五年三二制(初小三年,高小二年),取消了六年级。此后每年夏冬两季将五年级第二学期的毕业生保送到延大中学部、边区师范或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学部等中等学校。小学部和中学部每年分两季招生,学生随到随考,根据成绩编班,插入相应年级上课。
        1943 年后,边区的几所中等学校合并,成为“延安中学”(一度改成“行知中学”以纪念陶行知先生)。先前送往各校的小学部毕业生和后来历届毕业生以及1944 年以后开始输送的抗小毕业生、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毕业生,在延安中学又汇集到一起。这些学生仍然接受免费教育,除进一步深化知识教育外,还学习工作方法、斗争知识。所以,当年的延安中学是把革命后代培养成革命战士、将保育生培养成初级干部的学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