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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唐平铸:太行山上的歌声 —抗日作曲家郑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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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7 月4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首尔大学发表了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回顾了中韩人民的友谊,特别提到了出生在韩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者郑律成。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人民军军歌》也是郑律成创作的。在世界音乐史上,为两个国家军队谱写军歌,郑律成是第一人。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是郑律成当年为八路军谱写的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把它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首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传唱到今天,成千上万热血沸腾的中华儿女唱着它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抗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势力,迎来新中国的黎明。
        郑律成1933 年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1939年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郑律成深入前线创作了大量讴歌抗日军民斗争的作品。他创作的《延安颂》很快就在各抗日根据地传开,甚至传到了当时的国统区,传到了海外,激励和影响了无数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奔向抗日战场。
        我对郑律成同志慕名已久,但是和他相识,却是在1942 年粉碎日寇五一“扫荡”不久,他从延安来到太行山根据地的时候,我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工作。记得有一次,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在驻地山西辽县麻田镇召开干部会议,朝鲜独立同盟的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中休息的时候,罗主任说:“请我们的音乐家郑律成同志唱个歌好不好?”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只见一个青年人红着脸走到会议桌前,看上去他大约有二十四五岁,中等个儿,面庞清瘦,穿着一身粗布的八路军军服,打着绑腿,扎着皮带,显得很有精神。他的中国话讲得流利,但发音带些朝鲜话的腔调。他轻声地说:“我还够不上一个音乐家,只是喜爱音乐。
        最近,我谱写了一个根据地军民大生产的曲子,试唱一下,请大家批评指正。”他唱的歌曲,在我听来,既有朝鲜的异国情趣,又带有浓厚的中国民歌色彩。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激情,那起伏的旋律,好像把人们带到崇山峻岭的太行山巅,听那狂风的呼啸和河流滚滚的漳水声。他一唱完,很快就被大家的掌声所包围。他无法拒绝同志们高呼“再来一个”的好意,又接二连三地唱了《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等歌。大家听了很受感动和鼓舞,为我们革命队伍里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而感到自豪。
        当时在太行山敌后根据地的朝鲜同志,有100 多人。他们一部分是原来在我军工作的,另一部分是从国民党区域来的,还有些是从日本占领区跑过来或战斗中被俘虏来的。他们的政治组织是朝鲜独立同盟,军事组织是朝鲜义勇队。根据地开办了朝鲜军政干部学校,训练来自敌占区的朝鲜男女青年。郑律成是同盟和义勇队的负责人之一,并兼任军政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肩上的担子很重,整天忙个不停。因为这些朝鲜人中,情况比较复杂,思想问题很多,还发现过敌人派进的特务。所以既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又要很慎重地对他们进行审查。在敌人进犯的时候, 还要率领他们转移和作战。
        当时,领导指定我在工作上和朝鲜同志联系。有一天,我去到他们驻地传达野政《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指示的大意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为了把华北变成它的“圣战基地”,一方面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同时,在其占领区和我游击区进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残酷镇压敌占区人民以巩固其反动殖民统治。
        针对这一情况,我军除了以主力继续和前来“扫荡”的敌人作战以外,另抽出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若干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强大的对敌政治攻势。在有利条件下,还寻机打击和消灭敌人。朝鲜同志听了传达以后,非常兴奋,表示要和八路军一道,积极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他们有许多人会讲日本话,对日本侵略军的情况比较熟悉,正好运用这些特长去参加这项活动。
        大约在1943 年的秋天,郑律成参加了武工队,到山西、河北交界的元氏、赞皇一带活动。我没有和他随行,后来他多次谈起他那次所受的教育和锻炼,说是“终生难忘”。郑律成同志告诉我,他那次参加八路军的武工队,里面有三个朝鲜人,一个日本人。他们深入敌占区,多在夜间活动,每到一地,就用石灰、锅灰调水在墙壁、电线杆和大树上用中、朝、日文涂写标语,张贴人民政府布告,散发宣传品,教儿童唱革命歌曲。到了深夜,三五人 一组,对敌伪炮楼喊话。有一次,他们过平汉线,通过伪军关系,约好双方在铁路附近打几枪,并把鸡血洒在地上,欺骗鬼子,掩护武工队安全过路。
        那时敌特活动很猖獗,武工队的活动有时被敌人发觉,险些遭到敌人的伏击。郑律成和八路军武工队的干部经过研究,发现某村一个卖中草药的人形迹可疑,后来确证是敌人安的一个点。郑律成亲自带领几个战士,抓住了那家伙,还从他口里了解到附近一个庙里的和尚也是敌特。通过武工队,把这些特务搞掉了。
        有一次,他们在行军途中和敌人遭遇。有个为郑律成同志临时当勤务员的小战士,负伤被敌人抓走。通过关系了解到,这个战士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定,鬼子要把他押到上面去。他们打听到鬼子押送的时间和路线,在中途截住,这个机灵的小战士趁混乱跑了回来。当时根据地正在搞“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个小鬼回到原单位,有人怀疑他有问题,要他“老实交代”。郑律成为这个战士写了证明。
        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和连续几年的灾荒,敌后根据地军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常说“小米加步枪”,但是,那时只有逢年过节会餐的时候,才能吃到小米,平时吃的都是玉米、黑豆、红高粱,加上一些野菜,煮成糊糊,缺油少盐,难得一饱。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敌后抗战,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朝鲜同志也积极响应党中央这个号召,开展生产运动。
        朝鲜同志很能吃苦耐劳。他们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开了许多荒地,种了玉米、谷子和土豆、南瓜、辣椒、白菜、豆角等。郑律成除了参加集体生产以外,还在自己门前种了一小片菜地。收获后三成归己,七成交公。他笑着对我说:“我钓上鱼交公,一斤可以顶十斤菜。”
        郑律成不仅在政治上很坚强,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在生活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面手。物质条件再困难,他总是带领大家把生活搞得红红火火的。
        有一次,我在他们那里工作晚了,郑律成同志让我留下,住在他那里。他住的是一间小小的房子,土炕占去了房子的一多半。炕上放着一床单薄的黄色军被,和一个当枕头用的小包袱。用白纸糊住的小窗子旁边,有一个砖头垒起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些书报和文具。地上还堆了许多鱼网、绳子和鱼钩等物。我好奇地问他:“你还搞鱼吗?”他笑着说:“吃罢晚饭到清漳河钓鱼去,改善改善生活。”饭后,他领我走到河边。先在沿岸石头缝里捉了一些小蛤蟆,一个个穿在一条十几丈长的绳子系着的许多鱼钩上。他把绳子的一端,绑上石头,自己下到齐腰深的河里,慢慢把石头沉了下去。绳子的另一端牢牢地拴在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晚上我和他挤在一床被子里,天南海北地谈了半宿。第二天天不亮,他把我叫醒,说是收鱼去。我对于他用这种办法能不能钓到鱼,半信半疑。可是,当他慢慢把绳子拉近岸边时,我果真看见鱼钩上挂着两条三四斤重的鲇鱼在那里挣扎。我真是又兴奋又惊奇。他把那条大些的送到伙房给大家吃,另一条,我们两人美美地吃了一顿。从那以后,我们常常到河里去钓鱼。1944 年他回延安时,把那套自制的渔具送给我,我也学会了钓鱼。我和他相处,发现他生活很有滋味,非常乐观,什么困难也吓不倒他。除了钓鱼以外,他还做了些像老鼠夹子的东西,放在山坡上夹野鸡、野兔。
        我和郑律成同志接触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他在音乐方面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和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他多方面斗争实践所形成的深厚的生活基础分不开的。非常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不幸逝世的消息时,我还处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在悲恸之余,往事浮在眼前,我仿佛又听到他站在太行山之巅唱出的威武雄壮的战歌。
        (作者是《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原代总编辑,已逝世    来源:《百年潮》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