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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高 戈:我的抗战经历

国难当头 奔赴延安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之后,平津地区很多青年学生南下,宣传团结抗日的进步思想。当时,我正在长沙雅礼中学读高一。受这些南下学生影响,我也开始向往革命。时局艰难,谁还有心思上学呢,干脆去当兵。1938 年1 月,国民党在长沙郊外的讲武堂办了一个抗日民众训练班。我就去参加了这个班,进行四五个月的军训。每天出操都很早,还实弹射击。蒋介石曾给我们训过话。他讲话半文不白,老用一个“因此之故”的口头语,就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的意思。
        军训完之后,就把我们分到乡下,训练农民。我被分到长沙市东郊外的春华乡。老百姓不太积极,镇长就拉夫;土老财、富农等有点钱的,就请我们吃饭,找借口不让自己的孩子训练。学生里面,一派是像我这样受共产党影响的人;另一派就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团员。我那时年轻,不免有些幼稚,经常和他们发生口角,甚至动手。训练农民的同时,我们还经常组织一些小戏演出,通过这个来唤醒民众。最常演的是在街头就能演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到了暑假时,民众训练就告一段落了。
        当时,时局混乱,上学不行,干事也不行,在和同学商量后,我们打算奔赴延安。1938 年7 月动身,我们先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又搭汽车前往延安。途中,怕国民党军队把我们抓了,大家警惕性都很高。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多,一路上逐渐增加到十来个人。我们三个是从长沙来的,怕别的学生是特务使坏,他们也怕我们是特务,不免互相猜疑,互相防范。但是,到了延安大家都成了同志。
        7 月下旬,我们到了延安,住在一个小店里。通过考试,我考上了鲁艺文学系,那两个同学考上了抗大。很快,他俩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住在小旅馆。没钱吃饭了,我干脆跑到鲁艺提前报到,负责招生的老师很好,让我先住下,管我吃住。在延安,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精神很解放。当时,延安也时常闻到战争的火药味。有一次,是个星期天,我过了延河,想到对面的宝塔山溜达溜达,鬼子的飞机就来了,沿着延河投了好多炸弹,隔不远就有一个大坑。之后,天不亮学校就组织我们吃饭,把我们分散在山沟里防空袭。
太行生活苦中有乐
        1938 年冬,我第一次起程到前方。从鲁艺出发,我们十几个人一起步行赴太行山。刚开始我们一天走三四十里,后来慢慢适应了,能走六七十里了。一路上大家都不寂寞,一队一队地拉歌,还互相教歌,气氛很活跃。记得那天飘着雪,很冷。我们一早动身,打算爬过绵山,介子推的庙在山头,晚上9 点才到山脚下。当时,风吹得耳朵都起泡,我们很狼狈。那晚特别美,满天星斗。刚下过雪,大地一片白,更是映衬着天空越发明亮了。后来,我们十几个人分别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两个部门,我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做教育干事。
        1941 年至1942 年,是根据地军民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扫荡”与连年旱灾,使太行区军民的生活非常艰苦,经常找不到东西吃。大家体质差,常生病。我所在的太行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患疟疾的人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大家流行一句话,“打摆子不算病,发着了就休息,过去了就工作”。大家的这种乐观精神一直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病了近一年,直到报社经理部设法从敌占区购回药物才把病治愈。
        1942 年5 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我们突围出来的人聚集到太行区第二军分区所在地昔阳,在一个下午听彭老总给我们讲话。他首先沉痛地宣布八路军前方总部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不幸牺牲,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默哀。接着,彭老总讲了革命经历,说为革命事业奋斗总会有牺牲,但我们的队伍是打不垮打不散的。一席话,给了我们信心。为纪念左权,辽县改称左权县。
那几年,太行区大旱,我们缺衣少食,不得不到地里去找野菜吃。上级发现了,不让我们与百姓争食物,我们连野菜也没得吃了。搞文字工作经常要熬夜,熬不下去就抽烟。太行区没香烟,烟叶也极有限,烟瘾上来大家就把树叶、豆叶之类的当烟叶抽。社长何云认为抽烟对身体不好,就提议大家戒烟。他还号召我们建立戒烟会,亲自任会长督促大家戒烟。但没坚持几天,大家就忍不住了,因为影响了工作,戒烟活动也就不了了之。
        6 月中旬,我返回党校驻地。正等待恢复学习时,收到报社副社长陈克寒给我和华山的一封信,信中说社长何云在反“扫荡”中不幸牺牲,报社一共有46 位同志以身殉国。他要我们速回报社学习。听到这一噩耗,心里难过极了,彻夜难眠。
        回到报社后,我继续做编辑工作。不久,报社由左权县迁到涉县。我的工作也随之变动,协助社长陈克寒管全社的行政工作和机关党的工作。1943 年春,报社开始整风。当时报社同志们有一个共识:忠诚于党的以何云为首的46位同志为革命而牺牲,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缺点是不可丢掉的呢!大家自觉性很高。在小组会上,交流学习心得,开展诚实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说,这次整风是我以后不断进步的思想起点。
重返延安 迎接胜利
        1943 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部署,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根据地要精兵简政,渡过难关。我们的报纸,由北方局机关报改成太行分局机关报,要分批抽调出大批干部回延安学习,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一行10 人于当年10 月下旬从涉县桃城村出发。途经晋中、晋西北区时,来自各根据地共赴延安的同志也越聚越多。由于不断受到敌寇在边缘地区的袭扰,以致忽进忽退,迂回辗转,过不了封锁线,大家徒步行走达半年之久。1944 年3 月下旬,坐牛皮筏子过了黄河,才到达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兵站。
        其间,群众的掩护让我终生难忘。我们常遇到敌人阻击,过不了封锁线。这时,我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会把我们从一个兵站送到另一个兵站。有条封锁线很难过,我们几个人从早到晚待在村子里。那个村还是两面政权,一面要应付日本人,一面为我们做事。一天,我坐在村公所门前,忽听村里人对我说“你别管,不要动”,就看见日伪军走来走去。有个老乡给我一个白毛巾,头上一扎,我坐在羊群中间,装成放羊的老乡,把日伪军应付过去。当时我就想,只要路线对且执行得好,群众就拥护我们,我们就能克服任何困难。
        1944 年4 月,我到延安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编入第十七支部学习。这时,延安的“抢救运动”已经过去。后来知道,在我们离开涉县不久,太行山区的“抢救运动”也开始了。两边的“抢救运动”都没赶上, 原以为我可以安定下来学习了。这时,国民党的高级参谋、美军观察组、中外记者参观团相继来到延安。组织上决定我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临时帮忙。主要工作对象还是中国人,包括国统区来的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等,还有带着各种疑问甚至是偏见的记者。开始在交际处工作时,我没有社交经验,更谈不上懂得党的统战政策,常不知所措。王世英、柯伯年、周仲英、金城等同志有着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给了我许多帮助。参观团中多数人对共产党、解放区的看法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发出的新闻通讯大多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我从中体会到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当成“三大法宝”之一来看待,是很高明的。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历经多年磨难,我们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整个延安一夜无眠。大家欢欣鼓舞,唱歌跳舞扭秧歌。晚上没有烟火,我们就把床下垫的草都抽出来点燃当烟火来庆祝胜利。那是个难忘的夜晚!

        (高 戈 口述;宋传信、谭文静 整理    来源:《百年潮》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