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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汪 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根据地。当时蒋介石为了进攻红军和陕甘苏区,在西安成立了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一部分蒋嫡系部队对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以东北军为主力,由南向北疯狂进攻。中央红军一到陕甘苏区,就同十五军团一起,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反“围剿”斗争。有名的直罗镇战役,便是在毛泽东同志亲临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给面临亡国惨祸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党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不但在统治阶级政界发生影响,对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人也有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对于被蒋介石驱赶到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于两军的统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时候,我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从此,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即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开始进行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刚到陕甘苏区南部鄜县一带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党中央派贾拓夫、王首道同志把我从红二十五军政工队释放出来。
        十一月间的一天,贾拓夫同志通知我,要我赶到前总驻地——鄜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我由瓦窑堡星夜赶到前线总指挥部。其时,直罗镇战役刚结束,全歼了东北军牛元峰的一○九师,大量物资和俘虏需要处理,前方异常忙碌。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招呼我住下,告知我来这里是毛主席调的,工作将由毛主席当面指示。
        在我到达前总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约我谈话。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群众住的土窑里。毛主席一见到我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 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过工作,还有不少党员至今在十七路军中做秘密工作,在杨虎城将军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作负责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我愿意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在那几次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阵营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要改变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过去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以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毛主席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大解放。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毛主席同我谈话结束,我在前总又住了几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给我不少指示和办法。等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就从前总出发,经过张村驿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
        关中特委许多同志是我很久不见了的老战友,为了保密,没有一一见面。我只同有关同志积极地进行准备,找化装衣物,证件,研究选择外出路线。关中特委特从边境调了一些地方干部提供情况,参加研究。有的同志主张经赤水(苏区新建县,地在旬邑县西部)出苏区,有的主张经正宁县由庆阳出苏区。这些主张都有缺点。后来,我同邠县北后区工作的地方干部赵洪同志谈话之后,决定从邠县与长武县之间出苏区。这个地区没有正规部队驻守,虽有民团,但晚上不敢出来骚扰。只是我路不熟,需要找个带路的同志。路线决定以后,便起身,当晚到达赵洪家中。由赵洪找到了一个在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为我带路。我们研究了边界情况,便和带路的同志向长武出发。天明前已出了苏区到达泾河东岸。
        从离开关中苏区,一气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华里,虽然有些疲倦,但却是一帆风顺的。在距长武县二十五华里的地方,碰到了两个便衣特务,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盘问和搜查,缝在我的皮衣里边的毛主席写给杨虎城等先生的信,也被搜了出来。幸好这俩是“土特务”,当看到信是写给绥靖公署主任的,便有些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发落。我就装出一副国民党大官的神气,大声问他们是谁派出来的,并吓唬他们说:你们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这两个家伙更加发慌,说他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来的。我知道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乃十七路军中的老人,是忠于杨虎城的。这时,我比较放心,对两个便衣说: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是杨先生派到苏区边界做工作的,现在回西安去报告工作,同你们的党县长也是老朋友。他们相信了,请我们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饭,并把他们搜出的信件还给我。
        当时我考虑,把这些信秘密地从长武县带到西安,是很不容易的,同时,这两个便衣也难免不走漏消息,但估计党伯弧还不至于破坏我们的事,因为这件事暴露出去,对于十七路军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决定设法和党伯弧见面,争取他的同情,以免泄露秘密,顺利到达西安。长武县的城门是由“中央军”守卫的,这一关如何通过,就是一个问题。为了避开进城的检查,我给党伯弧写了个信,诈说奉杨先生之命,有要事商量,要他到城外相会。此信由一个便衣先送去。大约下午六时,我们到达长武县北门外,党伯弧果然在路边等我。党命令便衣离开以后,我对党从实说明了来意,简略地讲了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的形势,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十七路军的事实和杨先生同我们已有多次来往,此事关系国家大局,也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前途,要他加以协助。我谈完以后,党伯弧县长表示帮助,并说他同十七路军是利害相联的,一定想办法平安地送我到达西安。党所顾虑的是两个便衣知道了,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三百多里,万一出了岔,不好办。我告诉党可以按我告诉便衣的说法,对付便衣。至于护送方法,可以选择可靠人员用押解的办法,可以保证安全,万一出了事,也可以避免连累他。他同意了,同我一块进城。第二天清早,党伯弧选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队长带了四个兵,用大卡车“押送”我往西安,汽车一直开到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先生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参加革命,渭华暴动时,我们曾经认识,后来,他消极了,但还认识我,表现特别亲热。他们把我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张依中向所长吴怀仁介绍,我系十七路军的特情人员,是被红军俘虏后逃回来的,需要审查以后才能复职。看守所长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狱吏,习惯于奉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长官平出平入,便尽量向我献殷勤,安置我住在一个较好的房间里,每天单独开饭,极表关怀。我名义上虽然是“犯人”,实际上却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到张依中、吴怀仁的办公室里去闲话,了解情况。谈话中张依中一再表明他所以脱离革命,只是同某些人有不同意见,没有做过坏事,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一定尽量帮忙。一次,谈起渭华暴动,张说他对刘景桂(刘志丹)同志印象极深,详细问了刘的情况。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张依中来说,杨先生约我谈话。并开来一辆小车,送我到新城。杨虎城先生在新城大楼门口等候,接我入西客厅谈话,没有别人参加。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说张是共产党员,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军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双方并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磨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军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伸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暗渡嘉陵江,完成了和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沔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攻,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汉中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红军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豫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警三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旅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该部再寻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以后,和上级失掉了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被误杀了。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我党党员,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十七路军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陈立夫等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蒋介石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态度。从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向我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当时任杨的机要秘书)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同我接谈。并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此后杨先生还接谈过两次,是礼节性的。一次是(王菊人先生在坐)同意王先生同我谈话的内容和所定的联络办法。一次是我要返回苏区时的寒喧,表示代问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好。
        同杨谈话以后的第三天,王菊人先生约我到中柳巷他的家里谈话。王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组织,我们是相互知道的,但这次见面,王却表示很疏远。他一开口就说红军经过长期行动,到达陕北可能很疲倦了吧?分明是暗示红军联合他们是出于不得已。我说:红军主力已顺利到达目的地陕甘边区了,初进苏区便打了几个胜仗,吴旗一战歼灭马步芳的野骡子旅大部分;直罗镇战役,东北军牛元峰一○九师全部歼灭,王先生大概听到了吧!因我这样回答,王就转换话题说:贵部到西北后,对马回回军如何对待?马家军以强悍著称,搞不好,很麻烦。我说:马家部队也不是蒋的嫡系,如果他不积极骚扰,我军亦愿意互不攻击。同时,马家部队也和红军较量了一下,并未占到便宜,看起来也不象传说的那样勇猛。接着王菊人先生表示同意同红军建立关系,但极力宣称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这次和红军建立关系,是为了革命,望双方都能抱定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原则。我说:我们都是西北人,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还知道若干。为了国家的利益,两军的利益,为了西北人民的利益,我们都应为两军的联合尽一份力量,促成两军的合作。
        从王菊人家里出来,回到军法处,张依中早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王菊人不够朋友,爱弄小聪明,要我多加注意。张说这话的用意何在,我一时弄不清楚,只好随口应答几句。从张后来的谈话我才了解到他是在极力表示要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张依中的帮助,我能够自由外出访朋探友了。于是我就设法会见杜斌丞先生,从朋友那里知道杜斌丞先生住在大湘子庙街。在一个晚上,张依中先生约我到他家谈话,张住在正学街。由张依中家中出来,我就去杜先生家中,杜先生亲自出门迎接。我告诉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给他,都在杨先生那里,不知收到否?杜说没有接到。他估计可能是被杨先生扣押了。杜先生表现很热情,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先生的态度。他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宜多作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随后杜先生也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我便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张遇害的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党中央已追认张为革命烈士。杜先生听了以后表示说党处理的很适当。对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先生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我辞出时请求杜先生代我约邓宝珊军长,他慨然答应了。以后也还多次设法去杜先生公馆,了解西北各方面的情况。有天晚上同杜先生谈完话回到住处,天已很晚了,张依中派人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张对我说,你近来活动的太多了,已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杨先生也知道了。不知什么人出的主张,杨先生已令我处庞志杰队长监视你的行动,怕你出岔子。如果在外边被中央发觉,立即设法把你抢回来;假如不可能,要先开枪伤害你,千万不能让国民党把你活捉了去。我很耽心,所以才秘密告诉你。杨先生这样布置,是为了十七路军的利益。张这样告诉我,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不几天庞志杰也把杨决定的内容秘密告我。但是说明了我的行动是被十七路军方面大为注意了,必须小心一些。过了几天,王菊人又约我到他家谈话,这次王的态度比较客气。他说你可以返回苏区了。杨先生认为红军和十七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应削弱,要互相谅解,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果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追击。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点,前次杨先生告诉的××先生和你一块去,请你多加照应。
        在西安住了约一月,到此告一段落。临行前到杜斌丞先生家里辞别,传达说杜先生去了三原,他代我约会的邓宝珊先生也没有可能见到了。
        过了一天,张依中通知行期和路线。他说,明天就走,同行人在北门外会齐。坐马车经三原去淳化,淳化驻军是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我听后内心确实高兴,因为我和揆要同志可以见面了,我们分别已有一年多了。张还说,杨有电话给阎团长,说你们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要阎亲自接待,要我不可露出马脚。送我们的又是庞志杰。真凑巧,送的和接的都是共产党员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那有不放心的呢。早七时在北关集合了,杨先生要我带往苏区的那位先生在三原,我俩住在一间房子内,才知道这位“代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王世英。
        次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淳化县,阎揆要团长在城南门外等候,庞和阎是老同事,先由庞介绍了王世英同志是杨部高参;介绍我是“中央大员”赵仲远先生。阎团长摸不清头脑,只是点头。回到团部后,阎说,原来“中央大员”就是你。在阎揆要同志的团部住了一夜,由雷展如同志送我们到苏区边界,雷当时任连长,也是一位陕西军委领导的老共产党员。
        我们进入苏区走不到二里路,就被一支武装包围了。他们是当地的游击队,看我们穿着长袍,带着礼帽,不由我们分说,硬要捆我们到队部去,我们怎样解释也不听,队员叫我们“反对派”(陕北苏区群众把国民党叫反对派)。到了队部,见到队长,他笑着说:“我的汪政委,几乎把你当反对派了”。队长姓杜,是红军二十六军的班长,他是认得我的。休息吃饭以后,由杜队长派人送我们去关中特委所在地蓝衣村。
         附记:这份材料是一九四二年在关中边区马栏镇写成的,这次仅在文字上略作了修改。
         一九五八年六月于青岛
         原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