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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李一帆:丁陈部队的前前后后

一、丁树本要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巾国。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军队望风披靡,地方官员也纷纷南逃。敌人得以长驱直入。中国半壁大好河山沦一于日寇铁蹄之下。河北省濮阳(现属河南省)专区的专员丁树本却没有南逃,并声言要抗日救国。这在国民党的地方官员中是少有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当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直南特委的支持和当地人民的拥护。很快在濮阳、清丰、南乐、东明、长垣一带建成了两个旅(一、二旅),旗号是“冀鲁豫保安军”,丁树本为司令,陈明韶为副司令(陈后兼第三旅旅长)。所以,当时称之为“丁、陈部队”。
        在共产党帮助下,丁树本提出了“抗战到底,统一战线,军民合作”的三大主张。丁、陈部队的总政治部和三个旅的政治部的干部都是共产党派去的。总政治部主任罗士高,副主任晁哲甫和几个部长都是共产党员。
        当时大名以南的五个县(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东明)没有敌人,丁、陈部队及其政权得以较快的发展和巩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团体—抗日救国会,各县、区都成立了。掀起了一个抗日宣传的高潮,抗日歌声到处可闻,抗日标语村村可见二好一派轰轰烈烈的抗日景象。
二、陈明韶的第三旅
        1938年春,丁树本的副司令兼第三旅旅长、大名县长陈明韶带了一个连队(从二旅借的)到了大名城南北张(属南乐管),一面筹建县政府,一面动员参军,成立第三旅。二三月份大名县二区(今魏县)救国会成立了,负责人是我弟弟李荆园(现名李介夫)。我也在救国会工作。一次我到救国总会(清丰梁村)谈工作,总会一位负责人刘桐芳(后改名刘欣,是大名师范同学)告诉我:陈明韶很开明,对救国会有帮助,现在他成立了第三旅。总会决定派我和冯洋舟、陈镜三〔陈是大名师范同学)到三旅政治部工作。他还告诉我,解蕴山已到陈明韶的县政府当民训科长了。当年五六月份我和冯洋舟、陈镜三到了三旅政治部。冯洋舟任组织科长,我任宣传科长,陈镜三任民运科长,后到的孙汉章任总务科长,白映秋在宜传科。政治部有个副主任陈子敬,不久就离去了,主任暂缺,后来由我代理。当时一般青年学生抗日热情很高,大名三个中等学校(七师、十一中、五女师)的学生,纷纷到政治部要求工作。我们除了充实政治部本身外,又成立了一个宣传队,队长是江书声(大名江马陵村人)。
        仅仅半年的时间,第三旅的建制初具规模:七团团长丁培尧(丁树本的侄),八团团长魏汉池(南乐县长魏汉彬的弟弟),九团团长杨朝卿(魏县杨柴曲人)。到1938年底,各团虽不满员,已有两三干人。三旅政治部向各团、营、连都派了政工人员。陈明韶动员了河岸上大地主申家给三旅全体官兵捐了一套军装,安置了申介亭在三旅军需处工作。三旅经常活动在大名城东南和西南一带。县政府由秘书杨钟祥主持,不随军活动。
三、丁树本夜过陇海路投靠国民党
        1938年底,丁树本骑马夜间过了陇海路,到河南某地和国民党接触了。丁回到濮阳以后,宣布受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仲麟领导,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恢复了他的旧官僚旧军阀的本来面目。国民党给丁树本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安敦信。原来的主任、副主任罗士高和晁哲甫被丁任命为参议,都成了挂虚名的闲员。三旅派来了一个姓王的政治部主任。原来的政洽部、宣传部和连队的指导员都停止了工作,而且受到一些军官的白眼、诽谤和迫害。到一九三九年春,听说丁树本要办政工人员集训班。我便写信给二区救国会、我弟弟李荆园,要求救国会快把我要走。但我弟弟回信却说:“你是要离开的。但现在不要走,你在三旅可以了解丁、陈的情况,陈明韶对你还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这对陈的斗争有利”等等。我只好勉强呆下去。这时有些党员离去了,但并没有全部离去。袁韵韶(南乐人)是三旅党的负责人,还参加了丁树本的淮阳集训。
        这时国民党在各县设立了县党部,大名县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崔炳南、高卓如、王警民(原名王朝选,魏县王夹河人)等人。王警民还担任了二区(今魏县)动委会主任,和我救国会对抗。他们宣传蒋介石三民主义,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濮阳到大名一带三青团负责人是武冠军(又名武干卿,魏县简庄人),丁树本下令解散救国会,我二区救国会没有解散,坚持同丁、陈斗争到底。
        陈明韶这个人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在一九三八年就在朱则民同志直接领导下,成了一名秘密党员。但他作为丁树本的副司令,在表面上也不能不跟丁树本走,据我所知,自丁树本反动以后,他处于进步思想和反动身份的矛盾之中,他一时还没有解决这个矛盾的决心和勇气。在某些事件的处理上,得不到人们的谅解。但如果把陈明韶和丁树本相提并论,也是不公平的。当时和他们经常接触的共产党员有唐哲明(四支队司令员,后为三专署专员》和朱则民(中共直南特委的同志)二人。
        1939年春,在三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七团团长丁培尧向旅长陈明韶报告,说政治部派到七团的指导员权雳霆同志把一支枪弄跑了,要求陈明韶以军法惩处,以严军纪。一天,陈明韶将我和陈镜三同志叫去,说一同到七团参加个大会。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什么会。到了七团,会场在一个庙院里,院里站满了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我们坐了下来,陈明韶说:“怎么回事?你们说吧。”丁团长向一个连长示意,这个连长说:“权雳霆把自己的枪不知弄到哪里去了。”一个人接着说:“政工人员把武器弄跑了,这是大事,应该枪毙!”陈明韶让权雳霆谈谈情况。权说:‘一天夜行军,在一个村东头庙院里休息,我把枪靠在墙上小便,便后去拿枪,枪不见了。”这时陈明韶很生气,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向大家伙说:“你们真胡闹!散会。”我和陈镜三倒为权雳霆捏了一把汗。从这件事我们看出了陈明韶还不象其他军官随便欺负政工人员。特别是当着我和陈镜三的面,办事还是公正的。他曾向我说过:我们和濮阳要竞赛、要斗争。他所说的濮阳,即指丁树本。还有一件事(也是在丁树本反动之后),一天陈明韶要我向一个团全体官兵讲革命的人生观问题,他也在一旁听。当时我没有准备,同时也有顾虑,不敢讲革命道理太多。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人生观。接着说一个人离不开国家和社会,衣食住行都是劳动人民供给的,所以,做一个人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现在国难当头.必须坚持“抗战到底”(丁树本三大主张之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有了国家才能有个人的一切。所以,抗战是每个中国人不能推卸的责任。我讲以后,可以看出陈明韶是很满意的。说明他传播革命思想的要求,希望我能多讲一些革命道理。还有一件事,在丁树本投靠国民党反共以后,陈明韶还要我党党员李x农给他派一个政治部主任。后来(1938年底或1939年初)真的介绍一个人叫浦修东(后曾任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到了三旅政治部。不久,陈明韶将他送到濮阳了。显然是陈明韶有顾虑不敢任用。
四、濮阳集训
        1939年4、5月间,丁树本将总政治部主任和三个旅的政治部工作人员集中到濮阳城内来了一次集训,目的是动员参加国民党。集训期间,丁树本讲了一次话,诬蔑“民先”是私生子,不允许民先合法存在;胡说共产党把“擁護”二字写成“拥护”,意思是用你时把你举起来耍,不用你时把你推出门外;把国家的“国”字写成一个大“口”,里边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可爱?……等等。鹿钟麟给丁树本派的参谋长也讲了一次话,大讲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等。三青团负贵人武冠军讲话给共产党定了一条罪状,说共产党要消灭中国的方块文字。
        除了几次讲话之外,就是用个别谈话的办法动员受训人参加国民党。个别谈是在晚上,每人谈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他们派了一个人和我谈了三十分钟,先问我对三民主义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没有不革命的三民主义。”我说:“我拥护包括‘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对旧三民主义的补充和发展,符合世界形势和革命需要。”他说:“你受了别人宣传的影响,希望你相信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不要听别人的宣传。”我说:“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我是爱国的,要救国就不能不考虑国内和国际形势,救国就得有一个能救国的方法,这是一般爱国青年的想法,不是听了别人的宣传。”他说:“好,我问你丁司令是不是爱国救国的?”我说:“是,我拥护丁司令的‘三大主张’所以参加了第三旅。”(丁树本反动以后已不让提“三大主张”了,主要是取消了“统一战线”这一条〕。他说:“丁司令了不起,能果断地拥护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坚信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应该象丁司令一样参加国民党。”我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坚决抗战到底。为了抗日,可以洒牲一切,别的我不考虑。”他看我态度坚定,不是他们的发展对象,就不再谈了。
        从发展国民党来说,这次集训是失败了。我们第三旅参加集训的有三十多人,只有一个很落后的宣传队员张香池(五十六岁了)参加了国党民。在集训期间,大家都看不起参加国民党的人,常常讽刺地间:“听说你们已‘贿咒’(指集体宣誓)了,是不是?”被问的人都面红耳赤,不敢正面回答。集训时不让唱国共合作歌曲,学员不听那一套,一人领头,大家昂首高声唱起来。当唱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时,故意把“国民党”三字唱得很低,“共产党”三字唱得很高。领导集训的官老爷们无可奈何。
        1939年6月中旬集训结束,凡是国民党员都分配了工作,剩下的多数人.编了三个“政工团”,分别派到三个旅。我是派到二旅的“政工团”团长,副团长是白映秋同志(后到中央党校工作)。到二旅没几天,丁树本扬言,七月初敌人将分五路进攻濮阳,部队要转移,非战斗人员马上解散。这对我简直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和好机会。我和几位事先约好的同志(现在想起来的有关楷轩,后改名关键,郜建才,步奔潮等五六人。)马上离开了二旅所在地清丰城西一个农村,先到了大名城北四区救国会,将五位同志交给了冯洋舟同志,由他转送到三专署去。我回到了二区救国会,我弟弟告诉我直南待委已把我介绍到三专署了。
        在我去三专署以前,先到了第三旅,想把陈镜三同志拉出来一同到三专署去。到了三旅见了陈明韶旅长,向他辞行。陈问我什么时候走,我告诉他买了自行车就走,他这时叫人从军需处取了五十元给了我,让我买自行车。陈镜三同志和我一起到三专署了。我现在的名子就是那时开始用的。
五、丁与陈走了两条路
        1940年河北省有几股顽军和我们搞磨擦,其中有石友三、张荫吾等,丁树本也是一个。1940年1月赶跑石友三后,丁、陈部队也南逃了。这时陈明韶脱离了丁树本,投奔了高树勋。丁树本没远走,驻在东明县等待中央军打过来重返濮阳。陈明韶于1945年随高树勋在豫北战役光荣起义。1946年我回到三专署工作时,陈明韶和五、六个随行人员在肥乡城内见了我。他一见面就说:“咱二人一左一右,现在又会合了。”接着又说:“高树勋起义是我劝说的。”我问他:“现在到哪里去?”他说到东明劝说丁树本过来。我问他丁会不会过来?他说,这很难说,他一方面要完成领导上交给他的这一任务;一方面也算尽了自己和丁一段关系的情谊。过了几天陈明韶又到了肥乡告诉我,丁树本不见他。解放东明时丁树本被我军俘虏了。
        濮阳集训以后,在三旅的政工人员,党员和进步青年都先后离开了、陈部队,几个不进步的女同志却和三旅的军官结婚了,有的嫁给了军需处长,有的嫁给了法官,有的和三青团负责人结了婚。副旅长魏汉池抽起了鸦片,成了一个大烟鬼。
        还有一个大笑话,丁树本本人要和“丁小姐”结婚,闹得濮阳一时满城风雨。“丁小姐”是丁树本部下一个军官的妻子。这个军官因公被土匪打死了。丁树本在追悼会上说:“你(指死去军官)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的妻子就是我的嫂侄……。”从此,这位官太太长住在丁公馆。大家称她为“丁小姐”。1940年丁树本提出要和这位“丁小姐”结婚。当时因为丁部高级军官不同意。丁树本大发牢骚说:“你们娶两个、三个、四个太太都可以(二旅旅长有四个太太),我结一次婚都不行?”大家看到丁的态度很坚决,为了使结婚不成,就偷偷把这位“丁小姐”介绍给三旅参谋长卫紫熙结婚了(此段丑闻是晁哲甫于1940年在三专署向我谈的)。总之,丁树本反动以后,其党、政、军官员完全变成了军阀和官僚了,和1938年以前“三大主张”时大不相同了。
        最后再交代一下陈明韶。陈明韶随高树勋起义以后,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战争时去了朝鲜。从朝鲜回国后患了重病,经医治无效,于1960年前后病故在大连的一所医院里。当时我们党组织还想把他接到北京继续医治,一位医界权威人士说,此病已不能再好,不要再动他了。故没有再接他到北京来。
        (此篇回忆录,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同志看过了,他还补充了一些情况。)

        (来源:大名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