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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康 敏:大名县抗战时期历史情况回忆

一、大名沦陷后的混乱局面。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十一月十二日日军侵占大名城,第二日下午,日军在李茂堤一带用大炮向卫河东堤赵站一带开炮轰炸数十发,以后又占领了龙王庙。敌人组织安抚队、维持会和伪县政府。安抚队队长是绍业,伪县长是“李狗”(绰号),维持会会长是马x x。
        国民党军南退,日军虽占领大名,但一时无法统治广大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大名县农村“吃干队”四起,司令多如毛(大名卫东“吃干队”不下数十支)。据我知道的,在我村附近,就有窑场村的“杨成华吃干队”,驻石家寨村的“马如合吃干队”,花二庄的“安xx吃干队”,还有从冠县窜入大名卫东的绰号叫“西北风”的吃干队,等等。他们口头上打着抗日的旗号,在自已控制的村庄范围随便向农民要粮、要款、要枪,不给就扣压人质,进行毒打,有的进行私仇报复。如马如合在石家寨村铡了活人。因吃干队之间经常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往往也打起来,互相吞并,弄得人民恐慌万状,不得安宁。因为他们不抗日,光要东西,所以农民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叫“吃干队”,他们违犯了群众利益。不少村庄以地主名流士绅为主,以保护一村、数村为名,也组织了地主武装。又形成了吃干队与地主武装的对杭,更加重了广大农村的混乱和不安。这种情况在一九三七年冬和三八年春尤为严重。
二、我党对丁树本、陈明韶部队帮助发展的情况。
        一九三八年春,丁树本、陈明韶(以下简称丁、陈)到濮阳、清丰、南乐、大名、魏县一带活动,起初人很少,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队伍迅速发展到三个旅,丁是司令,陈是副司令兼三旅旅长和大名县长。陈主要在大名魏县一带活动。他们的发展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打着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旗帜,提出了三大主张:坚决抗战到底,军民彻底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宣布,不管哪个党派,无党无派,只要是抗日的,都可以到他们那里工作。
共产党为了发展抗战力量,做好丁、陈的工作,派去了不少干部、进步青年,帮助丁、陈组织了总政治部,旅政治部,开办了进步青年学习班。我就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三旅政治部学习班工作的。当时三旅政治部的主任是共产党员陈子敬,以后换成共产党员贺亦然,组织科长是共产党员冯洋舟,民运科长是共产党员陈镜三,宣传科长是共产党员李一凡;三旅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是共产党员江东初,工作人员、宣传队员都是一些民先队员,当时我就是宣传队的民先队员。为了加强丁、陈部队的政治工作,党又把一些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派到团、营、连去做政治工作。如冯洋舟到九团任特派员,共产党员鲁持久到九团二营任教导员,派康敏、权屹夫到九团任连政治指导员等等。参加县政府工作的有共产党员解蕴山,任民运科长。在民运科工作的还有任乐亭、刘亚南、陈蕴贤等等。杨友云任粮株科长。这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都为帮助丁、陈发展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并通过这些青年学生团结了上层、联系了中下展群众,扩大了丁、陈的影响。
        (二)对当地的吃干队司令采取了争取、分化、瓦解、打击政策。许多吃干队被争取改编,吃干队司令成了丁、陈的团长、营长、连长。如魏县的杨二科成了九团的团长,马如合成了丁、陈的营长,花二庄的安xx成了丁、陈的连长,杨法贤成了他们的团长等等。后来这些人大部分投降了日军,当丁汉奸,有的被我们镇压了。平息吃干队,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三)在丁、陈的统治区,除李大磊同志领导的四区大队外,没有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部队。
        对陈的部队,我们派去了一些党员干部,帮助他们建立了旅、团、营、连的政治机构,并都受我党的领导和控制。向士兵和农民群众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讲抗战必胜的道理,宣传抗日形势和胜利的消息,大唱抗日歌曲,演抗日节目,写抗日标语等等。鼓舞人民抗日情绪,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战争,支援前线。还宣传了官兵平等,制止了官打兵的军阀主义现象。
        由于对党中央提出的执行统一战线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领会不够,害怕人家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没有单独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也没有在丁、陈部队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也没有对士兵进行阶级教育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这些主要是与这一地区党的领导干部受了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口号影响产生的右倾情绪有关。
三、第一次反共高潮,丁、陈走向反动的情况。
        一九三九年春,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丁、陈也开始了反共。他们的抗日三大主张不提了,却提出了许多反动口号。如“全国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于抗战”。“精诚团结”。等等。接着是禁止政治工作人员唱八路军革命歌曲,禁止向士兵上政治课,暗搜政工人员的背包和进步书籍,降低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地位,制造政治人员和军事人员的对立,打击陷害政治工作人员。如权屹夫任八团七连政治指导员时,行军后住在一座大庙里,把枪挂在了墙璧上,外出散步,连里军事人员偷了权的枪,反诬权屹夫丢掉了枪,要陈明韶执行军纪,实行枪决。三旅政治部李一凡,陈镜三等为权据理力争,斗争十分激烈。陈明韶伪装为难的样子,提议在一个军政干部大会上讨论这一案件。会上,军事干部为一方,强调士兵丢枪按军法应该枪决,干部政工人员丢枪也应与士兵同罪执行枪决;政工干部为一方,强调枪挂在连部,偏偏权的枪丢掉了,内部肯定有鬼,要求深入调查,弄个明白。双方你来我往,斗争十分激烈。陈明韶借口民主,在大会上表决。因军事人员占多数,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枪决权屹夫。于是把权扣押起来,准备枪决。事后因李一凡等同志多次周旋交涉,才把权放了出来。
        因政工人员无法在陈部工作,冯洋舟脱离了陈部,接着(约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丁、陈下令通知一、二、三旅的政工人员一律到濮阳受训,到濮阳后,三旅政治部主任贺亦然离开陈部,其余人员都编入学习班,除少数忠于国民党的人任班长、排长、连长外,对他们不信任的进步青年不管原来任什么职务,都编成一般学员。训练中一律军事化,站队稍有迟到就要受训。在学习班并勒令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报出自已的政治身份。在这种情况下,除个别民先队员屈服于他们的压力进行了登记外,绝大多数都坚持斗争,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共产党员高静亭、张之光被八路军驻濮阳办事处要走。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罗士高、总救国会主任晁哲甫还没有离开丁、陈队,在训练班分别担任国际形势和民运工作课程。当时国民党员李克昌(参谋长)、吴冠军(三青团负责人)等反动人物都向学习班进行过反动讲话,我们都进行了坚决斗争。如在丁树本进行反动讲话时,由陈镜三同志带领大喊拥护他三大主张的口号,弄得他下不了台,吴冠军进行反动讲话时,我们咳嗽声一片,使他讲不下去,向学员道歉说:“讲话太长,影响了大家休息。”停止了讲话。因为我们这些青年都积极热情为抗战作了很多工作,他们找不出我们身上的大问题,没办法处理我们,只能在政治上施加一般压力。因为他们害怕我们这些青年,训练班五月结束后,不让我们再回部队做政治工作,而是成立了几个大宣传队,把我们统统编成宣传队员。鉴于已无法在丁、陈部队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密秘串联,纷纷准备离开陈部,这时恰巧日军进攻濮阳城,几个宣传队转移到城东二十余里的青龙头村,纷纷逃出陈部。我就是和权屹夫、鲁持久一块儿逃出陈部到冀南三专署干部学习班的。
四、抗战时期,我对元城县情况的回忆。
        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二年春,我在冀南青救会和肥乡县青救会工作。
        一九四一年,日军回师华北,提出强化治安,向我根据地全面进攻,对冀南区和大名县(现在卫河西部)进行多次残酷扫荡,到处修炮楼,挖封锁沟;在经济方面进行掠夺封锁;在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欺编奴化。大片根据地被分割,抗日战争进入了极其艰苦、困难、复杂的阶段。大部队、抗日政府、团体的活动很困难,对敌斗争转为小型、分散、隐蔽等多种灵活的方式。如建立游击小组、武工队。加强敌伪、会道门工作,进行合法斗争,建立小块根据地(三五个村)。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大部队和一部分干部转向太行山。强调干部地方化,把一部分外来干部调回本县工作。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一九四二年春调回元城县工作的。当时元城县境内,除龙王庙是大名通向南乐、清丰县重要交通要道上敌人的据点外,广大农村和冠县、苹县、南乐县的许多村庄连成一片,仍保持着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结合部的大块根据地。当时冀南区党委、军区领导机关和宋任穷、陈再道、黄敬同志都在这里活动,指挥着全区斗争。这片极据地还是正规部队—南下支队、冀南区骑兵团的后方,保存着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对敌军事力量。
        一九四二年夏,伪军以几千人的兵力,对元城县进行扫荡,并驻在元城县的南李庄、张铁集、孙甘店等村,准备修炮楼安钉子,长期驻下去,实现他分割根据地的计划。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在陈再道同志亲自领导指挥下,分析了伪军内部的矛盾,选择了几股敌人中驻在中间的一股(南李庄,最顽固的敌人,力量也最大)进行了打击歼灭。以骑兵团为主攻,卫东支队和南下支队一部作为增援部队。把主要打援力量布置埋伏在小村以西沙丘树林里,准备打击龙王庙增援日军。南李庄战斗,夜十一点左右打响,战斗十分激烈,一夜之间,把盘踞在南李庄千余之敌干净利落全部消灭,黎明我军撤出南李庄。在战斗结束之前,驻在龙王庙的日军增援南李庄之敌,和我埋伏在小村以西的伏兵交火,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为南李庄战斗胜利结束,争取了时间(这次战斗称为“掏心”战术)。南李庄的歼灭战,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张铁集、孙甘店的敌人撤回了龙王庙。日军为了报复,第二天到南李庄杀死群众数十人。
        南李庄战斗不久,伪军杨法贤部伪军X X部分别在曹任村、小村安了较大据点。以后以日军为主,接着又在孙甘店、铁卜营、束馆安了较大据点。以这些较大据点为依据,又陆续在黄庄、孝廉村西、冢北、大寨、丁庄等修了炮楼。敌人在这些据点和附近村庄,到处要砖、要料、要粮、要钱、抓夫、四处抢夺,搞得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根据地也有所缩小。
        敌人虽然在元城县安了许多据点,但由于军民坚持斗争,特别是卫东支队(李大磊同志任队长)不断打击敌人,敌人不敢轻易外出,敌占区面积很小,元城县北部百余村与冠县一些村联成一片,仍保持着一块较大的根据地(县委机关主要在这一带活动)。孙甘店、铁卜营、冢北以南四、五、六区每区都保持了小片根据地,区委、政府、救国会的干部均在区内坚持斗争。一、三区少数村庄,虽是敌占区,但多数村庄与大片根据地联在一起,二区完全是根据地。
五、元城县的灾荒和党领导群众渡过灾荒情况。
        一九四二年大早,麦收大大减产,秋收几乎未见收成,秋后麦子没种上;四三年春,大早继续发展,大秋种得很晚,形成了元城县的严重灾荒。敌占区的灾荒来得较早、较重。四二年一些群众就没有饭吃,部分村庄开始死人,外出逃荒、卖衣、卖物、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普遍发生。伪军和土匪到处抢粮抢物,敌伪据点吃饭也很困难,因此敌人带着敌区大批群众常到根据地抢粮。当时保护粮食已成对敌斗争的主要工作。一九四三年春,灾情继续向更严重方面发展,将树叶、树皮吃光,群众用的皮绳、皮套、皮条也都煮熟成了充饥的食物。大批地死人,大批人外逃,封门闭户。一些村庄几乎成了无人村,荒凉一片。仅南李庄就死了一千多口,孝廉、铁卜营、沙河路、小村、小湖等一些大村死人都在数百人以上;一些小村也都在数十人、上百人。一些死者的尸体也无人掩埋。敌区群众卖一亩地也仅能买几斤粮食。群众到根据地赶集,每次散集都有一、二十个小孩被弃在集上。根据地灾荒虽然来得较晚,但在四三年春也向严重方向发展,群众杀猪、屠羊、宰牛普遍发生;接着一些群众卖衣、卖物,死人、外逃、卖儿卖女的也有少量发生。抗日机关团体生活也十分困难,从河南、山东一带运回一点粮食,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饭,有时甚至连一顿饭也吃不上,吃一把小葱几颗豆粒。
        元城县形成大灾荒的原因:一是没有水浇地,连年大旱。四二年大旱,夏季收成不好,秋季大减产,秋后麦子没种上。一九四二年春,旱情继继发展,麦子无收、大秋种得根晚,推迟了秋收时间。二是连年战争,长期受到兵匪的抢掠,影响了群众生产,家中没有余粮。三是敌占区敌人、汉奸大肆掠夺,拆房屋、要粮、要款、要物、抓人,敌人修炮楼,挖封锁沟,在经济上进行封锁,使物资无法流通。
根据地党政军杭日团体领导群众救灾渡荒情况:
        面对严重灾荒,党把领导群众对敌斗争和生产渡荒列为同等重要的两大工作。在生产救灾上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打击敌人外出抢粮、抢物,发动组织根据地的群众藏粮,防止敌人抢粮,加强敌边区的对敌斗争,争取边区,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领导敌边区群众欺骗敌人,不交粮款、少交粮款。对于顽固、忠实于敌人、欺压群众的伪军、伪村长、情报联络员,坚决予以打击。
        (二)组织根据地群众运粮。由部队、民兵带领、掩护运粮队,越过敌人重重封镇线到河南范县、山东哪城一带运粮。根据每人挑、背运回粮食的数量、时间、路程长短按比例分成,路远、时间长的多分,一般是对半分,或四六分、三七分。这样即解决了部队干部的部分吃粮问题,也救济了群众,对根据地渡过灾荒起了很大作用。
        (三)在根据地几个主要集市上设立粮食贸易站。贸易站即卖粮食也买粮食,对稳定粮食价格起了一定作用。
        (四)机关部队实行精兵简政、开荒种粮种菜,解决群众困难。
        (五)在根据地领导了群众借粮斗争。在根据地,一方面是群众挨饿,没饭吃,另一方面是一些地主富农家中存有不少粮食,有的把粮食埋藏起来;受潮虫蚀霉烂。佃户长工忍饥挨饿,地主一点粮食也不给,群众很有意见,要求组织起来向地主借粮。根据群众的要求,党领导了这次借粮斗争。为把这一斗争搞好,县委确定以刘靖宇和康敏为主,先在白果村搞了试点。试点的做法是:①在支部的领导下由农救会具体领导,对全村挨饿户进行摸底;②由农会提出借粮领导小组候选人名单,通过酝酿选举产生领导小组负责人;③对地主、富农余粮进行摸底,确定被借粮户;④由领导小组动员说服被借粮户进行借粮,对确有余粮拒不借出的,在会上开展说理斗争。经过这些工作,一般都能借出一些粮食,但也有面抗拒不借,引起群众痛恨,到地富家庭院落挖地分粮的;⑤把借到的粮食根据每户缺粮人口.困难程度按等级分粮。
        白果村借粮试点对推动全县借粮斗争起了很大作用。随着借粮试点经验的推广,在全县各区、包括小片根据地在内,都开展了这一斗争。政策规定,一般不借中农的粮食,但也有中农存粮户脱离群众,借了他们粮食的。借粮中有两种不同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借粮户认为借粮是合理的,应该的;被借户则认为,借粮是不合理的,非法的。后一种思想在少数干部中也存在。实践证明,元城县的借粮斗争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安定群众情绪,渡过严重灾荒起了很大作用。

        (来源:《大名文史资料》)